1949年以前，中國早有王道仁政之士、鄉傳統的言論結社自由，只缺程序，中共卻信口雌黃說根本沒有。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中國已實現憲政言論結社自由，有了自由發行的新聞報刊和現代出版業與可以賺自由批評政府稿費為生的文人，以及國民（革命）黨和共產（革命）黨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1936年12月∼1946年6月兩次、共13年合法的二元並存狀況，更有主張溫和改良社會的共和黨、進步黨、社會黨、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等多元共生的政治景象。
遺憾的是，無論禮教中城市私塾或農村鄉社形式的言論結社自由，還是從晚清預備立憲到中華民國1949年撤離大陸到臺灣期間的不成熟的憲政言論結社自由，都被共產黨創建的以工農聯盟名義、五星紅旗標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毀壞。
中共統治為何要毀壞中國言論結社自由的狀況？回答這個問題，如果站在「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國」的黨文化思維囚籠裡，就不容易回答，你會以為：中國儒教、佛教文化真的如同魯迅狂人和瞎子所說的那樣，禮教父母在吃兒女，祥林嫂死在街頭是輪迴轉世的思想害的，肺癆病人華小栓在吃革命烈士的血……
但是站在黨文化思維囚籠之外，審視「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國」這個問題，從更廣闊的澳門、香港、日本、韓國的東亞歷史背景上看，並沒有西方自由民主共和國制度與中國儒道佛傳統文化思想根本對立的問題。澳門、香港、日本、韓國從來就沒有中國新文化運動中滋生出來的要「打倒孔家店」的邪惡情緒。
單就中國人而言，不滿的只是澳門、香港的殖民當局的種族歧視心理和意識，並無父母為了家長權威組黨辦報或結社反對葡萄牙或英國人的活動，半次都沒有，相反不少家長還送孩子進西式學校學習科學知識，例如孫中山被送進夏威夷意奧蘭尼書院和香港中山書院、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學習。中國青年也只是剛剛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時候，會偏激地把信仰上帝跟信仰孔子、關羽等對立起來，除了洪秀全之類執著要以宗教為造反武器宣泄自己不能科舉及第所壓抑的憤懣情緒的少數人，一般的青年都只是一時間文化磨合中的暫時消化不良。孫中山最為典型，18歲時執意加入基督教綱紀慎會，又於38歲時加入洪門致公堂。之後他提出的「三民主義」就是美國共和政治理念與中國儒家仁政理念的結合。
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都只是推促護國、護法運動，從無反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意識，出於急進的政治功利考慮，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始終清楚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假民主共和國予以拒絕。孫中山所要做的只是：使國民黨成為執政黨，以軍政北伐消除軍閥割據統一中國，以訓政培育省市居民在地方上的公民意識，以國民大會召開實行全國多黨憲政。
國民黨從沒認為蘇俄、蘇聯式的所謂共產黨政治局極權專制的蘇維埃共和國是什麼「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國」。只是中國共產黨從它的「二大綱領」中才炮製出這種政治假藥，從「三大」到「六大」，以幫助國民黨實現三民主義的謊言，模仿俄國布爾什維克鑽進社會民主工黨的方式，蛔蟲似地鑽進國民黨的組織，以與國民黨左翼聯合的統戰魔術，謀取操控國民黨的組織部、宣傳部等中央領導權。中共在1927年幾乎已經達到弄假成真的目的，只是被蔡元培、蔣介石抵制住了。
中共之所以這樣做，並非它實踐前跟國民黨似的由於急於求成、急病亂投醫而不知道後果，所致今日被迫一條黑道走到底，而是它出自歷史安排的由撒但教到光照幫、共濟會、雅各賓派、正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國際、費邊社、布爾什維克、俄國（蘇聯）共產黨約一千年曆程魔煉的崇尚暴力創建極權，卻以追求自由民主的謊言矇騙人的邪毒本性。是鴉片就要毒人，它必須這樣做。
中共統治如何毀壞中國言論結社自由的狀況的？這要分局部和全面兩步說。
從1926年到1949年，中共就已經在中華民國湖南、湖北、江西、陝西、華北、東北等農村地區，局部地開展起毀壞言論結社自由的活動，為時23年。以兩湖為例，在國民政府北伐勝利進軍湖北激戰關頭的1926年11月，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毛澤東、彭湃、方志敏等人不干幫助軍隊北伐的正事，拿著國民政府的薪水掀動並不被國民黨黨部和政府同意的激進的農民運動，半年時間以鼓動好吃懶做、調戲婦女的阿Q之類的痞子帶頭鬧事的方式，煽動成立起以盯住婦女胸脯兩眼放邪光的流氓為骨幹的農民協會，會員發展到近900萬人，佔全國農協會員的90%，各縣農協成立農民自衛軍成為中共以革命名義干擾北伐軍政的地方武裝，以打擊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名義，瘋狂地顛覆從秦漢皇朝歷經兩千多年的鄉村宗族祠堂、私塾、書院等自由結社傳統和鄉紳們的言論自由活動，美其名曰掃蕩封建宗法思想和包辦婚姻制度，其實是企圖以農村農協對抗國民黨各縣黨部。
這23年裡，中共對中華民國農村鄉紳、老師言論自由的毀滅性破壞，對祠堂祭祖、議事結社傳統的破壞性毀滅，是徹底的、血腥的紅色恐怖，首先在江西、福建等南方八省中共的蘇維埃村寨，後流竄到陝北延安地區，再後來利用抗戰時期被國民政府容忍的八年時間，在它用武裝建立的假抗日、真獨立的根據地，用共產主義革命敗壞了中國人在儒家禮教、佛家宗教、道教文化培育的中國人的天性，通過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的武裝力量強行打劫人的思想，顛倒是非、善惡、好壞、正邪的黑白標準，瘋子似地攻擊宗教、家庭、宗族、鄉民結社，文明的道德及權利法典，個人的榮譽及禮儀，侮辱人們心目中孔子、阿彌陀佛形象，在閔浙贛、陝甘寧、晉察冀等根據地，農民的思想被籠罩在槍桿子和筆桿子打造的《國際歌》、《東方紅》聖歌和《白毛女》歌劇營造的紅色宗教的氛圍裡，城裡有的國民黨、共和黨、進步黨、社會黨、工商勇進黨、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等多黨及其報刊都沒有，惟有「中國共產黨萬歲」和《解放日報》等政治宣傳。
從1950年到2010年，中共從沒有過古代農民暴亂之後回歸「和為貴」儒教傳統、以《論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丁點想法，一如既往地推廣在井岡山落草就開始的刷「實現馬克思主義」之類的標語口號，赫然就是「跟共產黨走」的紅色宗教的政治宣傳，在河北安國開展過的批判孔子的大會和「打倒孔子！」的怒吼在中共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中被強推到全國，從每個城鎮並通過農村黨支部無遠弗屆地搞到每個鄉村，路邊的廁所土牆都要刷「打倒孔老二」的口號。中共的洗腦活動通過村支部和鄉村小學、幼兒園擴展到人的足跡所到的每寸土地，傳達基督教神父眼中的中共政治局魔鬼話語的《人民日報》遍及每個村莊。
這一切都是怎樣做到的呢？是鄉村農民自發地擁護和歡迎的嗎？不是。而是首先推廣在東北、華北農村根據地人為地消滅捏造的「地主階級」的暴力土改運動，跟中華民國在臺灣實行的政府贖買土地、和平引導土地所有者投資工商業的理智、溫和的做法截然不同，就是展示赤裸裸的批鬥會的民兵暴力和口號處死人的草菅人命的做法，用這種政府、軍隊公然違法的粗鄙的流氓做法，讓善良的農民和被帶去參觀的民主人士恐懼，跟同時在城鎮進行的暴力鎮反運動相配合，在每個村莊和居委會都建立起直接聽命共產黨的黨支部，這使從文字記載就有的近三千年的禮樂文明的中國，幾乎一個月裡就在除西藏之外的大陸蕩然無存。之後消滅捏造的「資產階級」的暴力工商改造、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以中共為國教的創建運動，開展反右——誅心全國、變文化匹夫為政治懦夫的運動，收回農民土地，開展由互助組到合作化、公社化，搞全民指鹿為馬的大躍進的運動，把全國變成不敬祖宗、孔子、菩薩和各種神佛而只頂禮膜拜馬恩列斯毛的紅色山寨和部落。由於全國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山寨和部落——北宋曾頭市似的半軍事化組織，所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一聲吼就成功發起與劉少奇爭奪黨組織的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讓國家主席轉眼之間成為囚徒，死無葬身之地。
文革結束之後，終結的只是毛澤東喜愛的隨心所欲、無法無天的群眾運動。中華家國禮教傳統並沒恢復，晚清末年和民國初年就逐漸放開的黨禁和依法創建的各地民間商會、行會、農務會（農會）、學會、研究會、互助社、職業教育社等獨立運行的民間社團，依然被中共禁止。鎮壓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之後，在所謂繼續「改革開放」的跛腳跳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式各樣的研討會、工商會等國人，都由中共各級組織領導式的嚴密監管著，缺乏真正的思想和學術交流，不再以批判邪惡為己任，不再有真正自我道德、品性的修養，整個就是共產黨咋說我咋干，或者公然鼓吹動物商店的「一切向錢看」的口號，中共曾經鼓吹的「民主、人道、自由」口號被「發展就是硬道理」和「生存權即人權」替換。從1980年到2010年，又一個所謂開放的30年過去了，「改革即革命」，六代領導人前後接力，讓私有制又回到中國，看似終點又回到中華民國的起點，卻不再有讀書人的文質彬彬和鄉村人的質樸善良，禁住了城鄉的組黨結社，卻不認真禁販毒賣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髮廊、夜總會成為販毒窩點和變相妓院。
晚清末年和民國初年由於憲政保障的言論結社自由，促使中國人出現的參政議政熱情在1990年到2010年這20年裡日漸消沉，很多人公然說：不要跟我談政治，我就是行屍走肉。人們不再關心政治自由和民主，青少年們不再有民國兒女對父母的恭敬問候，也沒有西方文化流行的夫妻、家人的吻別，卻將本來該去黨委和政府門口喊漲工資、減物價的勇氣，弄到家中，揩父母的退休工資的油。言情、黑幕、偵探、武俠小說重新成為流行作品，西洋小說、話劇卻不再時髦。《我是流氓我怕誰》等以及宣揚上海灘流氓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的作品很暢銷。總之一切看似回到了中華民國和皇朝的表面，卻不再有「禮義廉恥」的情懷。
中共統治為何能毀壞中國言論結社自由狀況到如此地步？以下簡析兩點：
首先，有悠久的歷史安排：從共工怒撞不周山和之後遺留后土農民子孫的傳說，到皇權時代單方面拓展君權、夫權、男權、師權，在清朝末年累積的以魯迅、周恩來、劉少奇等小人儒展示的邪氣，猶如小說《水滸》中所說江西龍虎山上清宮伏魔之殿中央石碑下鎖鎮魔王的石穴中的黑氣，就等待著現代洪太尉——孫中山這位洪門致公堂的紅棍——以開創中華共和國和改組國民黨的形式來釋放，霹靂一聲震天響，就引來了一發不可收拾的中共禍害中國農民的農運和農村暴亂。
其次，有民國新文化運動的邪變魔化：中國宣揚「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的思想宣傳，由於北洋政府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所引起的五四運動，在中國掀起全盤西化，引入由撒但教輾轉到布爾什維克宣揚的暴力改造社會「殺出一個紅彤彤的公有制新世界」的共產主義的極端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馬列主義歪理全然反科學實證，卻居然被當作科學真理；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搞出來的俄共極權專制被當作真正的民主，將終結了中國封建貴族禮制的中華皇朝官僚制度當作封建專制主義進行盲目的批判和惡毒的謾罵，幫中共賺取了可以試一試共產主義革命的民心。這一試就直到今天法輪功公園晨煉結社被取締11年，人們也沉默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