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1973年這次會見，基辛格寫過一個較為完整的回憶錄。我們不妨也把他的回憶摘錄一小部分，相信讀者諸君是能從中讀出點味道來的：
2月17日這次召見我時，我正在國賓館同周恩來會談，已經是晚上11時，周宣布：「我告訴你一個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請你和他見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我們坐上週那輛1939年型式的十分？舊的座車，從國賓館沿著寬闊的馬路駛往市中心。這時是深夜，街道上已經行人絕跡。車子快到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時向左一拐，穿過與寬廣的馬路平行的長長的紅色宮牆，進入一座由紅漆圓柱支撐的傳統中國式的大門。車行約一英里，兩旁高牆後面有一些樸實的宅院；接著沿湖岸走，湖對面有幾處蘇聯官府式的建築。我們的車子一直開到門廊下面，那裡看不到有何特別的警衛措施。進去後穿過一個小客廳和一條寬寬的過道，便看到毛在擺成半圓形、蒙著褐色罩布的沙發前面佇立著。屋裡放滿了書：毛跟前的地上，小茶几上，靠牆的書架上，到處都是。
毛說了幾句風趣話，中國攝影師大照其相。我們後來才得知，次日《人民日報》的版面安排往往是雙方關係處於何種狀態的可靠晴雨計。1973年2月這一回，《人民日報》用通欄標題報導了我們的會見，還在頭版刊登了兩張照片，這是友好的綠燈。
這次會見的用意是為了強調美中友好關係要在毛還健在時確定下來。毛很快就表明這一點。當我們朝著沙發走去，攝影師還在屋裡照相時，他說道：「我看來還不錯吧。」（他猜透了我的心思，我當時的確覺得他的氣色比一年前會見尼克松時好一些。）「可是上帝給我發請柬嘍！」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無神論國家的領袖、相信唯物辯證法的人居然談起上帝來了，但不知怎麼倒不使人覺得突然。除了上帝老子，誰敢中斷這位主席的偉業？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隨便而合乎實際地談到他的統治行將告終的問題，暗示必須把需要他親自過問的事情趕緊辦完的意思。
正如他一年前與尼克松會晤時那樣，毛接著與我進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用自然而漫不經心的方式談論重大問題。他的言論看起來很隨便，可是他的下屬把他的每一句話都奉為指示。毛拐彎抹角地用一句話把過去的事情一筆勾銷了。他說，哈里·杜魯門和林登·約翰遜這兩位前總統相繼在兩個月前去世了；隨著他們的去世，美國舊的對華政策和舊的對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毛開玩笑地向我挑戰說：「那個時候，你們……反對我們。我們也反對你們。我們雙方是敵人啊！」他笑起來了。
「是兩個從前的敵人。」我回答道。
毛對此猶不滿足：「現在我們把我們雙方的關係稱為友好關係。」他堅持說。
毛緊接著賦予這句普普通通的話以重要的意義。他強調中國治國之道的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耍手腕佔人小便宜是近視的政策，雙方不應該做有損於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們都不要說假話，也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堅持說：「我們不會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隨便放在什麼地方，考驗我們一下。」他說。但他卻沒有說明我們可以把這個考驗進行到什麼程度，我們又何以知道中國人不會趁機佔便宜。毛的意思是說，冒小風小險沒有什麼意思。他談得來勁兒，索興對大規模情報活動有沒有用也表示懷疑起來。他確實認為情報部門的作用往往被誇大了。他們知道政治領導人需要的是什麼時，報告就「如同雪片似的」飛來了。但在真正關鍵問題上，它們就不靈了。他說，中國的情報部門事先不知道林彪搞陰謀，也不知道我想訪華。他猜想我們的情報機關也給我們帶來類似的問題吧。
一句話，大的目標需要有高瞻遠矚的政策，玩弄策略是不行的。我們兩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顧意識形態分歧的情況下採取聯合行動。在這方面，雙方必須在追求共同目標的同時堅持自己的原則。他表示贊同地提到尼克松1972年時對他所講的，中美兩國互相接近是出於各自的需要。毛把這層意思發揮了一下，達到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步。他說，有時我們不妨互相罵幾句，反而會增強國內對我們合作的支持——只要雙方不要假戲真演就行了。他是這樣說的：
只要目標是一樣的，我們不會傷害你們，你們也不要傷害我們。……實際情況是，有時我們要批評你們一下，你們也要批評我們一下。這就是你們的總統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你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共產黨！」我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帝國主義者！」有時我們要說這類話，不說不行呀！
毛澤東曾經為了保持學說的純潔性，一再折騰他的人民，現在竟然不厭其煩地表明，中國的每堵牆上刷寫的標語口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在外交上國家利益超越意識形態分歧之上。意識形態的口號掩蓋著均勢的考慮。預料各方將堅持自己的原則，但各方都有義務不使那些原則妨礙國家利益攸關的大事——這簡直可以說是現代馬基雅弗利主義的古典定義。「我認為我們雙方都應該保持自己的原則，」我回答說，談得投機起來了。「而且如果我們雙方用同樣的語言說話，反而會造成混亂。」
我們就是用這種近乎詼諧的話語來談論世界形勢的，一直談到清晨1點30分。
儘管這位主席主要談的是外交政策，然而他卻擺脫不了在他晚年時北京內部問題對他的纏擾。在中國歷史上，這類問題往往好像隨著自己的勢頭髮展。毛一再向我提示說他受到激進派的壓力。但是他說得很隱晦，我這個不機靈的西方腦袋瓜未能立即體會他的意思。「你們知道中國很窮，」毛說：「我們沒有什麼東西，我們就是女人太多。」
毛不放心我是否聽懂了他的意思，幾分鐘之後他又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有所指的，但還不知道指的是什麼。後來，溫斯頓·洛德的妻子貝特給我作了註釋：當時中國的局勢遠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樣穩定，女人——指毛的妻子、激進派的頭子江青——在中國興風作浪，對現行政策發出挑戰。
然而，個別的人物倒不是中國國內問題的癥結所在。毛在其最後那些日子裡面臨如何使中國現代化這個幾百年的難題。在歷史上，中國更多地靠自己榜樣的力量和優越的文化來確立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不像歐洲政治史的特有現象那樣靠顯示赤裸裸的武力來達到這個目的。
……
到了1973年2月，我們會晤時，這位年邁的主席已經意識到，他最近那次「宏偉的設想」雖然戲劇性地表示了他的國家的獨立性，但與此同時卻注定它從此陷於衰弱。他如今已懂得——哪怕只是暫時地認為——中國如果繼續與外部世界隔絕，就必然喪失影響，陷入嚴重的危險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