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20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23名被同盟國認定為「主要戰爭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臺。如今，65年過去，這個對德國人來說獨具意義的紐倫堡國際法庭在今年11月一改過去的有限開放制，實行對公眾的永久開放。與此同時，由德國前外交部長菲舍爾委任的一個國際歷史學家委員會最近發布研究報告稱，德國外交部曾在二戰期間和結束後參與屠殺猶太人以及包庇納粹等罪行，並不像人們之前所認為的那樣是個孤立的反納粹機構。這兩個事件向人們釋放出一個信號：無論在政府還是民間層面，今天的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並沒有停止。
一位老婦引發的調查報告
時間回到2003年，年過八旬的德國外交部退休翻譯漢斯勒女士（Marga Henseler）在閱讀外交部的一份內刊時發現了一則訃告，內容是關於當年二月去世的外交官弗蘭斯·紐斯蘭（Franz Nuesslein）。像通常的訃告一樣，文章對紐斯蘭的生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對逝者致以了崇高的敬意。不過，在漢斯勒女士眼裡，這卻是一篇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的文章。
錯誤何在？原來，據漢斯勒所知，這位外交官弗蘭斯·紐斯蘭曾經是納粹分子，在二戰期間助紂為虐，犯下過不少罪行。為這樣的人歌功立傳，她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於是，她立即給時任德國外交部長的菲舍爾寫信，質疑外交部內刊上的這則訃告，菲舍爾閱信後大驚，趕忙下令禁止為前納粹人士刊登訃告。此舉引起外交部群情激憤，德國駐瑞士大使埃爾伯（Frank Elbe）甚至憤怒地寫信給菲舍爾，稱他下達的這項命令是一次「糟糕的危機處理」，會損害德國外交部的形象和信譽。不過，菲舍爾並未收回命令，並且執意徹底調查此事，自此，德國外交部的「家醜」也逐漸為外界所知。
兩年後，菲舍爾委任了一個國際歷史學家委員會，探究德國外交部檔案，以揭示1933年至1945年納粹統治時期外交部的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的外交部享有「正直人士避難所」之譽，坊間亦有不少外交官私下反對希特勒、暗中抵制大屠殺的傳說。但在紐斯蘭訃告的事件以後，菲舍爾已經感到，人們過去認為與納粹並無瓜葛的德國外交部，似乎並不像想像中的那麼「乾淨」。
歷時5年，參加調查的歷史學家委員會發現，戰時外交部阻礙或拖延納粹政策的實例極其稀少，所謂納粹時期德國外交官鮮有參與驅逐和殺害猶太人明顯不符合事實。今年10月，這些歷史學家共同出版了一本由他們的調查報告集結而成的書《外交部往事》（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隨著調查報告的出版，德國外交部的「神話」也隨之破滅。
在接受《法蘭克福匯報》採訪時，委員會透露，納粹德國外交部擁有超過6000名職工，「絕大多數」幫助實施了大屠殺。書中揭露的一份檔案顯示，戰時外交官弗朗茨·拉德馬赫負責猶太人事務，當他1943年4月從貝爾格萊德返回柏林時，他向財務部門提交的報銷單中申報理由一欄居然清晰地寫著「清算猶太人」。此外，這份報告詳細調查了外交部與納粹政權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精英外交官在戰後是如何漂白自己的。納粹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Ribbentrop）在1946年作為戰犯被處以絞刑，他的一批外交部密友和同僚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但是納粹外交部在戰後一直被戴上保護正義人士、反對希特勒、暗中抵制猶太人大屠殺的光環。
德國現任外交部長韋斯特韋勒（Westerwelle）對報告揭示的事實感到震驚，他稱該報告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他承認，「外交部是所謂第三帝國犯罪政策的一部分，並積極參與了納粹政權的暴力政策。它清楚地瞭解納粹德國的犯罪方式，參與了滅絕歐洲猶太人的行動。」而最早發起這項調查的菲舍爾，慶幸自己當年頂住壓力，揭發了真相。在新書發布會上，他表示，誠實對待歷史對德國非常重要：「不要忘記，德國能成為一個了不起的民主國家，與我們能夠正確面對歷史息息相關。揹負著這可怕的負擔，德國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的確，這份報告讓德國人再一次坦然地直面歷史，但無論是調查委員會、德國外交部，還是今天的德國民眾，都應該感謝那位名叫漢斯勒的老太太。
反思歷史之路並不平坦
德國外交部能夠自揭其短、還原真相，體現出德國在對待歷史問題上的傳統。事實上，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的歷任總統和總理都在不同的場合和時機代表德國人民進行了反思、道歉和懺悔，德國的普通民眾也從來沒有為納粹的侵略和屠殺行徑進行過辯解，這與二戰的另一個戰敗國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德國對於自己歷史的梳理和反省，一路走來卻並不平坦。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著名的反納粹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庫特·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並且對他說，二戰結束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居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簡直是德國的恥辱。
這 「一記耳光」開啟了德國國內清算「歷史遺留問題」的浪潮。一年以後，庫特·基辛格黯然下臺，社會民主黨主席、當年的反法西斯人士勃蘭特成為總理。而在之前，整個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德國對於納粹的歷史清算只是個別的現象，1951年，聯邦德國議會甚至通過了恢復1945年被撤職的原納粹官員的職位的法律。這是因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本人屬於保守派，雖然他在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敵」法國道歉，但為了在戰後迅速重建德國，他不惜啟用大批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和專業人才，在冷戰的掩護與阿登納本人的庇護之下，許多原納粹分子幸運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阿登納的道歉，也因此顯得無足輕重。
勃蘭特成為聯邦德國總理後，不到一年的時間便訪問波蘭，眾目睽睽下跪在了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這樣做的人下跪」。這著名的一跪為勃蘭特贏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也為德國贏得了舉世的尊重。整個70年代，世界輿論對德國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
然而，在保守派再次上臺的80年代，親納粹的聲音又不時迴響在德國人的耳際。為此，1982年1月，聯邦德國內政部取締了新納粹組織「德國人民社會主義運動勞動黨」；1983年，查禁了右翼組織「國家社會主義者行動陣線」。即便如此，右派為納粹「翻案」的企圖依然時有發生。1986年，右翼歷史學家諾爾特在一篇報刊文章中抱怨，納粹德國已經滅亡40年了，因此這段歷史應成為「過去」。並且，他還認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不是獨一無二的，不應該被特別加以譴責。
諾爾特的言論遭到了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與左翼歷史學家的回擊，很快便被駁倒。但是，粉飾納粹罪行的言論並未就此消失。長期以來，德國流傳著「國防軍是乾淨的」的粉飾性說法，認為德軍在二戰期間只是「服從了命令」，參加了「正常的」戰役，沒有參迦納粹大屠殺等罪惡行為。對此，屬於左翼自由派的德國菸草商富豪林茨瑪及其社會研究所組織了一個題為《滅絕戰爭——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5》的歷史攝影展覽，展出的成百上千幅歷史照片，最終令「國防軍是乾淨的」的謊言不攻自破。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無疑，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省是相對徹底的，並且這個反省的過程一直在持續的博弈之中，但是，今天的德國人對於過去那段晦暗的歷史並不是三緘其口，禁止談論。相反，在公眾層面，對於納粹和希特勒的歷史的健康討論非常的公開、透明。
在2007年的德國電影《拜見希特勒》中，電影的結尾時有一段十幾分鐘的真實採訪，受訪對象是今天的德國年輕人，訪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你知道誰是阿道夫·希特勒嗎？」
年輕人給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人回答說是演員、運動員，也有人模模糊糊回答說是個政客，還有人坦白地說不知道。能正確說出希特勒身份的人還不到整個採訪人數的一半。電影以一種調侃的方式表達了憂慮：對於歷史的不斷「重溫」，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堂必不可少的功課。
為了讓德國的年輕一代牢記歷史，今年10月15日，一個名為《希特勒與德國人》的大型展覽將在德國歷史博物館舉行。這是德國打破自1945年以來的禁忌，首次舉行與希特勒有關的展覽。德國從未舉辦任何與希特勒有關的展覽，因為德國法律規定任何同情美化納粹、否認納粹罪行、宣揚種族歧視為犯罪行為。
根據1994年9月聯邦議院通過的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德國不僅禁止使用納粹的各種標誌、口號和敬禮儀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納粹象徵的標記符號、標語和徽章，希特勒的頭像作為納粹的最主要象徵，更是嚴禁使用。而對同情納粹、對猶太人進行誹謗、攻擊和惡意傷害者，或宣揚種族歧視、否認希特勒第三帝國大屠殺犯罪行為者，可依法判處3至5年徒刑。
儘管德國政府對於納粹的討論作出了法律上的嚴格限定，但是這次德國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並不會引發人們過度的擔憂，德國完善的教育法規明確規定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的有關納粹時期歷史的內容。德國中學的歷史教科書拿出了一整個章節和一個半學期的時間來處理二戰主題。在教科書有關「二戰」的章節內，又分了6個小節，可以說是近現代史中著墨最多的一個章節。「值得慶幸的是，下一代的德國人將牢記國家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像戰後德國那樣，如此全面和深刻地反省歷史。」這是在二戰結束60週年紀念時，德國之聲網站刊發的一句話。正是由於過去的德國勇敢地承擔了歷史責任，才使得今天「納粹」這個詞沒有成為困擾德國的一個詞彙。
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有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個民族能否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反映的不僅是其對待歷史的態度，更是一個民族當下的精神狀況——那份沉甸甸的外交部調查報告，說明瞭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