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延安訪問期間，地委正在開北部七縣縣委書記會議，研究如何加快改變窮社面貌問題。
這裡普遍都窮，為何又單獨提出「窮社」問題？經過介紹才知道，1979年全地區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的隊，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個縣。在這七個縣的一百零四個公社中，又有三十六個公社從合作化以來基本沒有過過好日子，在飢寒交迫中掙紮了二十來年。
那些地方到底窮到了什麼地步？我們決定挑幾個看一看。
第一個目標是安塞縣的王家灣公社。之所以選中它，是因為這個公社的所在地——王家灣大隊，曾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在1947年率領「崑崙縱隊」（中央機關的代號）轉戰陝北途中，除米脂縣楊家溝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們從延安驅車出發，沿著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時，就到了安塞縣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漸漸狹窄起來，兩旁懸崖壁立，公路就在懸崖的半腰中盤來盤去。約摸又過了一小時，汽車順著延河的一條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山。當汽車吃力地從溝底爬上山頂時，放眼望去，只見萬千群山，一座挨一座，無窮無盡，恰似層層疊疊的浪濤。
司機說，這就是當年劉志丹、謝子長帶領農民「鬧紅」的橫山。
在群山的峰巔上千旋百轉了兩個小時，終於到了王家灣。
從紅石山頭往下眺望，只見三座山峰腳下夾著一塊幾畝地大小的谷地。一條小河從谷地中間穿過，河岸兩邊，各有幾排瓦房，圍牆雪白耀眼——這是新蓋的公社糧庫和公社機關。公社背後的山坡上，錯錯落落現出上下幾層窯洞。粗粗一看，王家灣不失為一個秀麗的山村。
然而，聽了公社副書記雷步升的介紹，我們的心情一下子沈重起來。在毛主席離開這裡三十三年後的今天，這裡竟然是這樣的貧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從集體分到口糧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現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後1點，正是社員吃晌午飯的時候，我們去拜訪了當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代表主任、現任公社黨委委員高文秀。
這位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如今已經七十二歲，老伴已去世，全家現有十一口，分了兩家。
我們先看了看他兒子住的窯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飯，不同年齡的人飯都不一樣：最小的吃麵疙瘩湯，大一點的吃「渣渣飯」（一種把高粱連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澀的飯），大人吃糠拌苦菜。窯洞裡除了一盤炕，一個鍋臺，幾隻缸罐外，空空蕩蕩。揭開缸蓋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隻缸裡還有一點高粱，鍋台上還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裡，只見一個乾瘦如柴的老頭，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說，他就是高文秀老漢。我們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爛氈，角上堆著兩條破被。
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涼，我們一時語塞鼻酸，說不出話來。
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問我們從何處來。一聽說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嚥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後，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說到這裡，老漢又痛苦得說不出話來。
王家灣公社的東鄰，就是謝子長的家鄉——子長縣李家岔公社。
我們看望了社員薛登恩家。進窯一看，炕上沒有氈，也沒有褥子，只有一張破破爛爛的炕席。趕來看熱鬧的一位社員有意點穿：「別看這張席這樣爛，連這還是別人借給他的呢！」炕上堆著三四床油膩膩的像破魚網似的爛被子——它們也是前些年國家救濟的。灶台上有大小兩口鍋，其中有一口煮著麻胡胡的東西。我們信口而出：「是餵豬的？」陪同來的生產隊長忙說：「哎，這是他家的飯哩。」
在這破窯洞裡，唯一像樣的是一件晾著的粉紅色布襯衣。隊長又特為作了說明：「這件衣服是他十八歲的閨女偷空刨中藥，得了三塊錢，才買來的。這麼大的閨女，沒有一件衣裳咋出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