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調整優於價格調整
央行決定於1月20日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央行的行為可能讓那些主張加息的朋友失望了。不過倒也不必簡單批評央行。
成本不能推動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對付通貨膨脹，根本之法只能是回收貨幣。有三種回收貨幣的辦法：(1)提高存款準備金率；(2)通過公開市場發行央行票據；(3)加息。問題是，政策的實際效果依賴於經濟面臨的具體約束。這決定了政策選擇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情。大家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治理通貨膨脹，而是怎樣治理通貨膨脹更為有效。當然，不同的人對於通脹率的容忍度是有差異的，但這已不是主要問題。
我的觀點與央行相近，對付今天中國的通貨膨脹，應該首選數量調整的辦法而不是價格調整的辦法，即應該首選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而不是調整利率。大約在今年四、五月的時候，我連續寫了《為何不加息》、《從項博士的經驗研究再說不加息》兩篇文章來談論這個問題。決不是無視負利率的存在及其對於民眾儲蓄行為的影響。經濟負利率，理性的民眾當然要減少儲蓄，增加購買，這無疑會加劇通貨膨脹的形成。但是，今天的經濟面臨著特殊的約束，對此我們不能不考慮。這決定了不能按常規方法治理今天的通貨膨脹。也不是永遠都不調整利率，但是有個時機選擇的問題，有個政策先後次序的問題。數量調整其實是價格調整的一種間接替代。當經濟的貨幣量減少了，真實的市場利率一定會上升的，無非是間接一些。
今天的中國經濟面臨如下特殊的約束：
其一，今天的世界經濟，游資氾濫，技術上又具有資金大規模流進流出的便利條件，而人民幣不管事實上(實際匯率)是不是低估了，處在長期的緩慢升值的過程之中是無疑的。給定這個背景，加息一方面雖有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應，但是另一方面又會導致熱錢大規模流入。這不僅使加息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受到了影響，而且可能導致人民幣進一步的升值壓力。
其二，這次的通貨膨脹，是金融危機後世界各國天量發行貨幣背景下的通貨膨脹。世界經濟面臨結構調整的困難，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回歸正常增長的。全世界實體經濟都只是在政府強大刺激政策下的企穩回升，基礎並不牢靠。甚至，由於各國錯誤地以擴張需求來應對金融危機，未來世界經濟在通脹壓力下，特別是新興國家在資產泡沫和通脹壓力不得不收縮貨幣時，世界經濟可能再次面臨下行的壓力。這個背景政策制定者不能不做考慮而留有餘地。
其三，在中國，由於軟預算約束的緣故，行為主體對於價格變數並不敏感，這正是歷次宏觀調控中，政府頻繁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貸控制、土地審批這樣的控制數量變數的手段來調控經濟的根本原因。不要指責政府用這樣的手段來調控經濟。我不是說這樣的調控手段就是最優，但不解決經濟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就不要期望通過價格變數能夠有效調控經濟。想想吧，銀行貸款主要貸給了誰？不會否定主要貸給了國有企業吧？國有企業怎麼可能因為利息提高就會減少貸款？國企的老總們關心的只是在自己的任職期限內有沒有錢花，有沒有項目可做，至於其它的一切是不需要考慮的，至少不是優先要考慮的。再想想吧，資產價格上漲預期那麼強烈，給定能貸出錢來，就算利息高一些，私企和個人會減少貸款或者不貸款嗎？在中國，調控數量變數比調控價格變數更為有效。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明察。
不要誤會，不加息，不是說不要抑制通貨膨脹。恰恰相反，避免人民幣升值和加息雙重預期的形成，這是真心實意抑制通貨膨脹。不加息，也不是永遠都不加息，最終當然是要加息的。但是先通過數量調整收縮貨幣，再選擇在適當時機，比如人民幣升值壓力小一點的時候，或者西方國家也加息的時候再加息，這才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抑制通貨膨脹的路徑選擇。
減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預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剛剛還是產出下降，失業增加，操心怎麼刺激經濟，轉眼間，通貨膨脹就變得不可控制，爭論的焦點變成了是加息還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且不說資產泡沫，今天我們面臨如此巨大的通脹壓力，是不是要反思我們過去的經濟刺激政策存在某些問題呢？糾纏於如何治理通貨膨脹當然必要，但反思經濟產生如此反覆的根源是不是更顯重要？
凱恩斯主義是一本糊塗帳，政客們則利用了這本糊塗帳。宏觀調控不是市場經濟的需要，而是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的利益需要。腦袋稍微清醒的人們，請你們認真想一想：像這樣去年還在大規模的刺激經濟，又是積極財政，又是擴張貨幣，今年就加息和大幅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轉而治理通貨膨脹，政策這樣落上落下、頻繁轉變，到底誰得到了好處？想想吧，一個學者，只是因為進入了央行貨幣委員會，講課費一下子就高出好幾萬來，這是因為什麼呢？
我要把討論的問題向後推一推，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下來觀察宏觀調控的問題。在我看來，世界經濟過去二十年來的高增長其實是在IT革命和柏林牆倒塌兩個有利條件下，因為各國政府大規模擴張貨幣和財政而成就的一個非常態的高增長，金融危機則是這種非常態高增長的一個強制性回歸。這個問題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有過詳細的論述，這裡就不說了。這裡要指出的是，宏觀調調控從來就沒有燙平過經濟週期，相反經常地成為經濟波動的根源；宏觀調控從來都是有代價的，宏觀調控只是把今天的這種性質的困難轉變成為明天的另一種性質的困難。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總是有過度調控的衝動，他們決不會僅僅是出於避免經濟衰退而調控經濟，他們還要為經濟衰退之後能繼續調控通貨膨脹而創造條件，但是，宏觀調控的代價從來都是由老百姓來支付的。今天，我們口袋裡的錢發毛了，就是宏觀調控的代價。
我們真的需要反思，經濟的波動到底是因為市場本身的缺陷而起，還是因為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的過度調控而起，又或者是因為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不具有調控經濟的能力而起(總要把人往好裡想一些才好)。我們需要反思，是不是要對政府的宏觀調控權力做些約束和限制，而不是如凱恩斯主義者簡單認為的政府當然地具有宏觀調控經濟的職能。
此時此刻，我們有必要重溫市場捍衛者弗裡德曼教授的經典論述：「‘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在過去幾十年內已成為擴大政府干預經濟事務範圍的主要藉口。據說，私人自由企業經濟具有固有的不穩定性。聽其自然，它會產生繁榮和蕭條這種週期性的循環。因此，政府必須進行干預，使事態保持穩定。在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和其以後，這些論點是特別具有說服力的，並且導致這個國家執行新政和其它類似的政府干預。近年來，‘經濟增長’已成為較流行的號召口號。他們爭辯道：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擴展……但是這些論點完全是錯誤的。事實是：那次經濟大蕭條像大多數其它嚴重失業時期一樣，是由於政府管理不當而造成，而不是由於私有制經濟的任何固有的不穩定性。政府建立的一個機構——聯邦儲備系統——受命掌管貨幣政策的職責。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職責如此不當，以致把否則會是一次緩和的經濟收縮轉變為一場大的災難。同樣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構成了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對國際貿易的稅收和其它種種限制、高額的賦稅負擔和複雜而不公平的賦稅結構、各種調解委員會、政府對價格和工資的規定以及大量的其它措施促使個人濫用和錯用資源以及使新儲蓄用於不適當的投資。」弗老是站在美國看世界，站在過去看到了今天。
不容易不同意：「為了經濟穩定和增長，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減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