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1949年以前，在專制制度末日瘋狂的黑暗中，一代代報人前仆後繼，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僅為國家民族淌盡了赤子之血，也為新聞界增添了一些豪邁和底氣。
這句話說得很煽情，但並不貼切，「增添了一些豪邁和底氣「是有的，不過代價遠非「慘重」，將「一代代報人前仆後繼」改成「一家家報刊前仆後繼」或許更為妥當，因為國民黨政府對那些不聽話的報刊，往往只是查封而已，或者停刊幾天，絕大多數編輯、記者都安然無恙，有時候甚至連一個處分都沒有。
陳翰伯任意詆毀國民黨，最後坐飛機禮送出境
當國共雙方簽下「雙十協定」、重慶談判即將圓滿結束之時，山城發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軍辦事處秘書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轎車，在撞傷路邊的國軍士兵後，繼續往前開，帶隊的班長一怒之下，端起步槍，就扣動了扳機。
李少石的突然遇難，中共方面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政治暗殺。當晚，周恩來趕到醫院，用十分悲切地語氣說:「二十年前廖仲愷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二十年後，他的愛婿又遭凶殺。」
在宣傳基調上，《新民報》與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總編輯陳翰伯接到記者發回的新聞稿，在並未核實的情況下，大筆一揮，就寫下這樣一行譴責性的標題:「墨跡未乾，特務行凶」，比《新華日報》的標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殺》更有力。
這位陳副總編輯，真實身份其實是地下黨。戰鬥在白色恐怖中，他並不怎麼隱蔽自己。抗戰期間，他在孔祥熙主辦的《時事新報》當主任，有記者寫了篇延安歸來的反共新聞稿，他只把寫風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給發表了，「精華」部分則全部刪掉。還有一次，他和《大公報》、《掃蕩報》的記者一起去鄂西前線，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湖北分社一位徐主任出面接待。雖然，陳翰伯在回憶文章中，說這個徐主任實際上是來監視他們的，但這句話是不是也算任意詆毀？俺不敢確定，俺只看到他在前線採訪時，一時興起，高唱國際歌，絲毫不怕同行去告密，也絲毫不怕身邊的國軍士兵把他當場逮捕。
由於陳翰伯在一系列的新聞報導中與國民黨唱反調，《新民報》老闆陳銘德生怕他再惹禍，連累到報館生存，就好不容易買到一張重慶至上海的飛機票，將他禮送出境了。
龔記者手持雙槍，喝退國軍名將
張發奎、薛岳，一個是北伐時期的「鐵軍」軍長，一個是八年抗戰的第九戰區司令官，要槍有槍，要兵有兵，想擺平幾個文人還不是幾分鐘的事情。不過，民國時代，什麼樣的天方夜譚不能實現？居然也有把這兩位三星上將都震住的記者。
這位記者，就是龔德柏。
龔德柏，湖南人，號稱「龔大炮」，凡是看不慣的，他都要罵一頓才解氣。要罵人，就得辦報紙，有一塊輿論陣地。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罵自己想罵的人。於是，1922年，他從日本回國後，先後在《國民外交雜誌》、《東方日報》、《世界日報》、《申報》從事新聞工作，以潑辣的作風針刺時弊、鞭撻權貴。對此，他曾不無得意地評價自己:「膽大狂妄四個字，生是我的美評，死是我的嘉謚。」
當年，龔德柏打小報告，說史量才拿日元，又鞭屍邵飄萍，說他拿盧布，還只是小菜一碟，到了抗戰勝利以後，他主辦《救國日報》，更是口無遮攔，以公開表示不怕上雨花臺的膽量，架起大炮，任意抨擊國民黨最高當局，甚至拿下三濫的事情去調戲孫科，這就是本文要講的故事:兩員戰將，搞不定一個龔德柏。
1948年，民國選總統，龔德柏作為湖南人，力捧程潛，猛轟行政院長孫科，指名道姓地說他貪污、行賄。剛開始，孫科還沉得住氣，作為中山先生的長子，這點風度還是有的，反倒是龔德柏沉不住氣了，連轟幾炮後，見對手沒動靜，便玩起最毒的一招，以群眾來信的名義，捏造事實，揭發孫科玩女人、用黃片招待外賓，被孫中山拳打腳踢。
這封信一經曝光，果然激怒了孫科和廣東代表團，張發奎、薛岳拍案而起:丟那媽，幾大就幾大，盡地一煲！說著，挽起袖子，親率60多名國大代表，分乘兩輛紅色交通車，直撲《救國日報》，和報館的工作人員起了爭執，一時間椅子、棍子、墨水、漿糊、排字盤滿天飛。。
擒賊先擒王，征戰一生的高級將領，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張發奎、薛岳正想衝上樓，打進總編室，活捉龔德柏，卻不料迎面遇上兩把雙槍，只得乖乖止步。原來，龔德柏早已拔出平時護身用的傢伙，守住樓梯口，聲稱如有人膽敢上樓，他必與之一拼。於是，鐵軍名將和抗日名將只好跟婦人似的隔著樓梯，與龔大炮對罵一陣，然後憤憤而去。
龔德柏下得樓來，見報館一片狼藉，反以為喜，將孫科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依法嚴懲，賠償全部損失。法院作為社會公器，要保持中立，當然不能置之不理，孫科這邊呢，起先也積極應訴，開列傷員名單，並附上法醫證明，也要求一一賠償。不過，在高級將領的親自指揮下，人多勢眾，有備而去，不僅沒擺平龔德柏，還讓一幫文人給還了手，事後也沒有動用專政的力量，隨便定一個什麼「誹謗罪」、「非法持有武器罪」，讓現在的我們怎麼看都覺得不可思議。
更難以理解的是，堂堂的立法院長，為了幾張選票，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最後也不願意擴大事態，不得不忍痛讓步，以情願賠償100億元為條件而達成和解。
《新民報》捅下天大的簍子
如果說龔德柏的胡作非為，純屬八卦，不與他一般見識，尚可理解，然而，連一向中間偏左的《新民報》捅下「泄密案」，也沒有株連到人，更讓我們大跌眼鏡
1948年6月，開封失守，國民黨空軍組織3個機群進行輪番轟炸，導致城區毀壞過半。6月24日，國防部長何應欽在立法院秘密會議上作中原戰局檢討報告，引起《新民報》女掌門人鄧季惺的強烈不滿，在她領銜之下，有30多名立法委員提出一項對國軍極為不利的臨時動議:「今後應嚴禁轟炸城市」。
第二天，南京出版的《新民報》不僅大唱反調，把這項臨時動議公諸於眾，甚至嚴重泄密，刊載出何應欽的絕密報告以及立法委員的質詢要點，國民黨當局極為震怒，但立法委員有提出各項議案的權利和自由，哪能隨便抓人呢？只得借題發揮了。
當天，立法院繼續開會，由反共分子相菊潭出馬，以「《新民報》泄露秘密會議」為由，帶頭髮難，指責:「新民報已經兩次泄密了！第一次是泄露財經機密，這一次又泄露軍事情報，共產黨的尾巴已伸進立法院，一定要徹底追查！」鄧季惺上臺答覆，剛講幾句話，就被一片叫罵聲淹沒，有的叫嚷要調閱原稿，查明筆跡，有的大罵《新民報》故意影響士氣軍心。史稱:「整個會場像個雜耍場，亂成了一團」。後來，民主人士鬍子昂出面打圓場，提議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這場鬧劇才草草收場，所謂的調查，正如國民黨對絕大多數政治事故的處理一樣，最後都不了了之。
老蔣唯一作出的決定，只是《新民報》在南京永久停刊:
「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佈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近更變本加厲，在豫東軍事緊張之際，企圖發動輿論，反對空軍對匪部之轟炸，顯系蓄意摧毀政府威信，中傷軍民感情，有計畫之反對戡亂步閥，實違犯出版法第二十一條第二、第三兩款出版品不得損害中華民國利益及破壞公共秩序之宣傳或記載之規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應即予以永久停刊處分。」
對此，有人抨擊道:「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新民報》創刊於1929年，發起人是四川才俊陳銘德，1933年，陳銘德與副刊主任鄧季惺結婚，從此夫妻倆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將自己的報業發展到在五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重慶和成都擁有日報、晚報8個版的規模，而國民黨當局並未一刀切，要停刊的只是南京版而已。
中共奪權以後，新民報系不復存在，僅尚存《新民晚報》。
《中央日報》四氣蔣介石
如果說《救國日報》、《新民報》僅僅只是民營媒體，沒有義務弘揚主旋律，倒也罷也，可是，連國民黨自己的黨報竟然也不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接連闖禍，這就堪稱奇蹟了。
1946年4月初，社長馬星野通知副刊編輯黃墅，叫他同攝影記者一起到下關和郊區拍攝一組從蘇北逃難過來的流民生活鏡頭，用以印成畫報，以便歸罪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誰知那黃編輯異想天開，又去太平路、夫子廟拍了一些達官貴人的鏡頭，然後兩者對照，來了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主題，完全把主旋律給唱反了調，氣得老蔣連連批示:「《中央日報》竟有如此之畫刊，《中央日報》竟有如此之畫刊編輯，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話說得重，黃墅卻啥事沒有。
1947年2月18日，地下黨找到《中央日報》廣告科的一位熟人，要求刊登《資本論》的宣傳廣告，經過做工作，這名業務員在明知道《資本論》為何物的情況下點頭同意。事情就是這樣順利，第二天，去報社交了120萬元廣告費，又過一天，中央日報即在最顯眼的位置——報頭左邊，赫然刊出讀書出版社出版、正風圖書公司發售的馬克思巨著——《資本論》廣告，稱這是一部「政治經濟學不朽的寶典」、「是人類思想的光輝結晶」。對此，老蔣怒不可遏，自己的黨報竟然會為共產主義作宣傳！他立即召來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下令徹底追查，並收回當日全部報紙。
然而，查來查去，也就是把宣傳部長彭學沛給撤了。
先後兩起政治事故，都未嚴辦責任人，無疑極大地縱容了中央日報的「新聞自由」，連坑矇拐騙那一套都用上了，其中的佼佼者，首推採訪部主任陸鏗。
兩個月以後，美國特使馬歇爾上廬山，與老蔣會談，草擬了一份「和談五項條件」。陸鏗為急於發獨家新聞，利用陳佈雷睡午覺的機會，把這個方案偷偷地抄下來，於第二天給捅了出去，從而引起中共、美方的強烈不滿，紛紛質問國民黨，弄得老蔣極為被動，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
這種只搶新聞、不顧大局的做法，隨後發揮到極致。
這年7月，有人在國民參政會上質詢孔祥熙、宋子文旗下的孚中、揚子等幾家公司套購巨額外匯的醜聞，財政部長俞鴻鈞態度驕橫，拒絕回答，陸鏗便將有關的調查報告從經濟部裡連騙帶偷地給弄出來，然後在當晚打電話請示總主筆陶希聖，故意含糊其辭地說:「財政部發言人透露了宋孔一案的內容，《中央日報》可否刊登？」其實，提供材料的，既不是什麼財政部發言人，也沒有說可以公開見報，只是僅供記者參考，但陶希聖聽他這樣一說，不知有詐，便回答說:「既然財政部透露了新聞，就是表示沒有理由拒絕發表。」
於是，又一枚重磅炸彈，於7月29日在《中央日報》上猛烈起爆，轟動海內外，對國民黨中央政府造成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此時，國共兩黨正進入決戰時刻，延安那邊正千方百計地抓四大家族的小辮子呢，你自己倒不打自招了！當天上午，老蔣召開緊急會議，表示一定要追究責任。由於新聞中有這樣一句話:「據財政部高級官員透露」，使得俞鴻鉤在會上誠惶誠恐，一再聲明自己沒有泄露機密。
根據會議決定，李惟果、陶希聖以黨中央宣傳部正、副部長的身份找陸鏗談話，準備在弄清消息來源後，再行處理，但談了好幾次，陸鏗都以新聞記者有不泄漏消息來源的義務為理由，拒不交代。李惟果還想讓他服從組織，說:「你是黨員，總裁命令你講出來。」可國民黨的黨票又不值錢，想進就進，只需填個表就行，所以陸鏗馬上回答:「那我退出國民黨好了。」反正任憑怎麼說、怎麼勸、態度怎麼誠懇，他都油鹽不進，無動於衷。
可憐兩位中央領導，苦口婆心，舌敝唇焦，竟毫無辦法，最後老蔣親自出馬，把陸鏗找來，開口就問:「什麼人告訴你的？你說！」陸鏗毫不怯場，反問一句:「能不能准我多說幾句？」老蔣那時日理萬機，那有時間聽他囉嗦？但又不能沒這個雅量，於是陸鏗一口氣說了半小時，首先從前方採訪的所見所聞談起，說士兵如何艱難，而後方官僚又如何奢侈等等。他認為自己這樣揭露中央大員，正說明蔣總裁大公無私。說完之後，陸鏗主動要求給予處分。
蔣介石卻擺擺手，說:「我什麼人也不處分，我什麼人也不處分。」
幾十年以後，陸鏗認為，他之所以沒有被追究責任，是因為美國朋友魏德邁稱讚這件事是民主的表現，「蔣介石聽到‘太上皇’這一評語，當然也就不了了之」。不過，這種解釋，僅為孤證，也解釋不了為什麼前3起「重大政治事故」也會被輕易放過。行文至此，俺再多說一句，陸鏗於1975年被特赦後去了香港，依然干他的老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