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以一弱國，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如果她也像二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能夠迎來一個和平建設的新時代，她的前程將無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劇卻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當夜，於八年抗戰中「養在深山人未識」的中共軍隊，就已經發動了旨在奪權打天下的內戰。中華民國要在戰後的廢墟上期圖和平建國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滅，而且，中國國民黨志在戰後迅速推行憲政、即還政於民的歷史願望，雖經慘淡努力，亦因之而灰飛煙滅。辛亥以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進程，由是而發生了一個巨大的逆轉。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從中共一面來看，是一場旨在「打天下」的戰爭，因為中共數十年在蘇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就是要顛覆新中國——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從中國國民黨一面來看，則是中華民國第三度統一中國的戰爭。因為，一度為北伐成功統一中華民國，二度為統一後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餘波。從結局上看，則是中國國民黨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這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在中國大陸既已被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顛覆，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更已為中共的「共產專制制度」所復辟。而中共農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的歷史特質，中共所謂敵後抗日根據地之農村獨裁政權的性質（按：費正清死前對中共的最後用語），和中共從專制理念到復辟實踐都與民主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質，自然又決定了這一場內戰的根本性質，乃是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歷史較量。
一 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
本節冠以「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這樣一個標題，歷史若倒退半個世紀，讀者一定會認為題中所指的專制倒退，必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失敗的政權無疑。而題中所指的民主進步，又一定會被誤解為奪取了大陸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是在五十年之後。因而這個認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國大陸民間更無人會產生這樣一個歷史的錯覺。因為中國大陸民眾在半個世紀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經知道了什麼是專制，誰才是專制。但是這又並不等於說，在中國大陸每一個人都已經懂得了，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被打敗的那個國家、政黨和政權，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才是一個真正民主進步的政黨和政權。歷史的悲劇在於，它失敗了，如同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與克倫斯基及其革命政權一樣地失敗了；如同她領導長期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光輝竟被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掩滅罄盡一樣。數十年來她為了推進中國由專制向民主艱難過渡的種種功績和實績，早已被忘卻，被掩蓋，甚至被誣蔑和栽贓。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五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終於使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從反思那個「失敗了的政黨和政權」為始，進而對那一場內戰中的失敗者，以及她在失敗前的最後幾年中，曾如何迅速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歷史事實進行了再認識。而這一再認識的結論，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更是中國民主革命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進行長期較量的繼續。而所謂民主進步者，非但不是那個勝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個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由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顯然，歷史和現實的發展已經證明這一認識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
第一、訓政的結束和雙十協定的簽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國國民黨因外患內憂而未能如期結束訓政，但已經準備結束訓政和籌備憲政。一九三七年後，國民黨不僅於艱苦抗戰之中，仍在推動著民主憲政的準備，而且，隨著再度「容共」和黨禁的實際開放，中國已經再一次出現了多黨政治的形態。當時的中國，除掉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外，不僅還有一個有地盤、有軍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合法存在和獨立存在，並能參預國是，而且在原來就有的新聞、輿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的基礎上，已經逐漸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團，直至其他在野黨派的出現。抗戰即將勝利結束時，就在這些社團當中，由國社黨和數家小黨所結合而成的中國民主聯盟、中國青年黨等，非但已經應運而生，而且在國家政治上，已經愈來愈有了言權，甚至是事權。再加上法統原來就是共和的，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的目的，又是要還政於民，實現多黨政治，因而，抗戰勝利之日，即已成為民主憲政大步推進之時。中國國民黨亦由訓政而開始了向憲政的實際過渡。
二、正因為法統是共和的，執政黨是要實行民主的，戰前和戰時亦已經為戰後的民主政治作了準備和鋪墊，戰爭遠未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就已宣布將於戰爭勝利後一年召開「制憲國大」，然後召開「行憲國大」，實現「還政於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當日，蔣介石便在中共已經借「受降」而挑起內戰之時，三次電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敦請美國大使赴延安斡旋，請求斯大林敦促毛澤東參加和談，以消彌內亂和內戰，共同和平建設這個歷盡戰爭創傷的新中國。由是，毛澤東才在美國大使的「護送」下來到重慶。國共兩黨歷經四十日的會談，於是年十月十日發表了「雙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一、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二、蔣主席所倡導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等各項問題。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
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
政府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並皆有合法的地位。
（六）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
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七）關於地方自治問題
雙方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首先，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簽訂，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提供了一個「能夠與反對黨進行平等對話和平等談判的政治體制，或曰民主體制。」中共及其政權從來就沒有、也絕不允許存在這樣一個「政治體制和民主體制」。
其次，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充滿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為執政黨及其政權，在本質上便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和政權。因為，執政黨首先已經承認了中共這個反對黨和其它政治黨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認了多黨存在的現實，又決心要結束訓政，實現憲政，實行多黨民主政治。這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權則是不能想像的。01
第二、政協會議、制憲國大的召開和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
一、毫無疑問的是，「雙十協定」的主要內容確實充滿了民主建國和多黨治國的民主精神。這個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體的表現，便是三個月後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首先，從這個會議的三十六名組成人員來看，國民黨僅佔八人，中共佔七人，中國民主同盟佔九人（中共為拉攏民盟送其兩票），中國青年黨五人，各界社會賢達九人。除國民黨八人外，其餘各黨派共二十八人均為本黨本派所推選，而非執政黨各級黨的組織部自己提名、自己審查和自己批准。他們才是真正的各黨派代表，與今日中國大陸那個「假政協」不可同日而語。其次，政治協商會議由協商而敲定的內容，基本上便是「雙十協定」的內容。它所擁有的民主內容與民主品質，基本上都體現在後來「制憲國大」所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制憲國大」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確是一部相當民主的憲法。她不僅以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思想彌補了「三權」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選舉權填補了因間接選舉而產生的代議制度的缺失，而且賦予人民在直接民權行使中享有創製、罷免、復決的權力，無疑是對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一個發展與完善，從而顯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別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合法平等的原則，和各級法官及考試官員必須超越黨派的明確要求，既是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重大發展與完備，又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原則，是「臨時約法」誕生後三十年間，中國憲政歷史艱難進步的政治結晶，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之所以能夠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歷史根據，也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華民國憲法」的根本緣由所在。難怪胡適之先生說「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若將之與鄧小平改革時代，有人僅僅說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惡法」相比，誰是真正的民主，誰才是真正的專制，也就一目瞭然。
必須指出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過程，不僅記錄了中國人民外患內憂的艱難時世，記錄了「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艱難進程，還記錄了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本質，和中華民國擁有一個共和法統的民主國家性質。「中華民國憲法」於訓政時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草案（即五五憲草），於艱苦抗戰時期和抗戰剛剛勝利結束的歲月裡，由各黨派及無黨派（包括中共）進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黨一派的產物，而是多黨多派和無黨無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戰時最高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成立的憲政期成會在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就決定廣泛徵求對「五五憲草」的意見。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憲政期成會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根據各方意見，經過綜合整理，提出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國民參政會議員和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組成「憲政實施協進會」，以「發動全國人民研究中華民國憲法」。一年後收到各方意見二百六十九條，經討論提出三十二項建議，題名「國民參政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對五五憲草的意見」。第三次是國共「雙十會談」曾決定由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予憲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憲法修改原則，其最為重要者，便是「關於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規定，需出自於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為目的（第五條）」。而參加起草憲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員即有董必武、秦邦憲、周恩來、陸定一等。負責起草者為當時親共的反對黨領袖張君勱，以及罵國民黨罵出了名的民盟領導成員羅隆基、章伯鈞、瀋鈞儒等。張甚至在起草改組中，蓄意籠絡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請國民黨代表參加。02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兩日，即在制憲國大進行中。其間，一是由國民政府與青年黨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張君勱、以及社會賢達代表吳經熊等兩次會商，根據修正案加以整理、補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經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後，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然後再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交由行憲國民大會連續召開六次大會，進行廣泛討論，並組成有二百人參加的八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對憲草內容進行審查；三是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由是，「中華民國憲法」終於誕生。
「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標誌著制憲國民大會和制憲的成功，標誌著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新中國——中華民國，歷經外患內憂和民主與專制的反覆較量，終於由軍政、訓政而走向了實行憲政的歷史進程，標誌著中華民國之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由此而被確認。
制憲的成功，迅速地推動了行憲的實現。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公布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立即開始了行憲的準備。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憲國民大會組織法》，《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和《五院組織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又與民社黨領袖張君勱，青年黨領袖曾琦，以及社會賢達代表莫德惠、王雲五等，於南京為籌備憲政政府簽署了一項協商施政方針（十二條）。主要有：改組後之國民政府，由參加之各黨各派即社會賢達共同負責；二、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為合作基礎；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針；行政院長人選，應先徵求各黨之同意；凡因訓政而頒設之法制及機關應予廢止或裁撤；嚴格保障人民之各種自由；各省、市、縣參議會，盡量由各黨派人士參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參加選舉者約二億五千萬人，共選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議會開始選舉監察委員。原定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員選舉，因各黨派代表名額問題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憲國民大會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根據憲法，總統、副總統選舉不由黨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組合一百人連署提名候選人。蔣介石以一次選舉所得二四三零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日出席會議人數二七六五人）；副總統選舉出現六人公開競選狀態，會內會外，輿情起伏，競爭激烈，歷選數次，最後由李宗仁當選。由是，雖然行憲後的國民政府仍由中國國民黨執政，但是，中國國民黨已經是經過民選的執政黨，已不具有原來一黨訓政的意義。
上述事實證明了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已在真誠地和迅速地推進著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其由軍政、訓政而憲政的建國、治國目標，也終於在內戰的烽火中得以實現。如果此時的中國沒有內戰，即沒有中共為奪取政權所發動的戰爭；如果此時的中共能夠遵守自己親自參預和通過的「雙十協定」與「政治協商會議」各項條約，包括它親自參預修改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如果中共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不僅一再為它保留龐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請、等待它出席的情況下，能夠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內戰，參加國大，遵循而非堅決推倒由它親自參加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04則戰後的中華民國，不僅因此而能夠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夠像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在戰爭的廢墟上重新建設發展起一個美好的戰後中國（詳見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國大陸人民非但不會再度歷經殘酷的內戰，而且更不會在嗣後半個世紀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環境下，只因中共專制統治集團的迫害和蹂躪而橫死八千萬之數，超過日本侵略者殺害我同胞的數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仍只能「苟全性命」於中共專制復辟政權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才又為全體中國人民補上了誰是專制、誰非專制的歷史一課。雖然，中國人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論，稱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一場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殘酷較量，難道還不是正確的嗎？
二 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
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蓋其根本的原因，為日本帝國對我國的十四年瘋狂侵略。這是因為：
一、正是日本帝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不僅給剛剛統一的中華民國帶來了無窮外患，更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的持續叛亂造就了「天賜良機」，尤使因陰謀策動「西安武裝政變」而絕處逢生的中共，終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獲得了圖存和擴張的大好歷史條件，從而導致了國、共兩黨力量的相消長。中華民國幾為抗戰而將「國底掏空」，相反，中共卻在「一分抗戰，兩分宣傳和十分發展」中「成長壯大」起來了。05
其一、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的慘重傷亡已如前述（參見第六章）。相反，中共卻在決策「日蔣火拼」和乘國難以擴張的「抗日」總方針下，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所謂戰爭的「創傷」和戰爭的損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談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雙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參見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對遠在重慶的蔣介石黃山官邸進行輪番轟炸，一再發動大舉攻勢以叩重慶門戶，卻從不對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只將國民黨軍隊、主要是中央軍當作他們狠狠打擊的對象，甚至咬牙切齒地叫囂「務必鷹懲蔣政權，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叫喊「集中火力消滅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卻聲稱「對地方雜牌軍則不必理會」。06整個抗戰中，日軍共擊潰中華民國政府軍七十五個師，中央軍即佔三十五個師。所以，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軍隊與中共軍隊的比例雖是四：一，但國民黨軍隊已主要是「地方雜牌」。
其二、在經濟上，八年抗戰龐大的軍費開支和長時期的戰爭破壞，造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極大損傷。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為八七零百萬圓，軍費開支卻為一一六七百萬圓；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為二零二四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九三三百萬圓；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為二一六五一九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萬圓。這種情況，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債和內債以外，只好大量發行鈔票，如此又為戰後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惡化帶來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因不打日本而無戰費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即種鴉片、賣鴉片以買槍、買炮準備內戰；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國家經濟，卻能依靠劫奪地主土地、財物和強迫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戰後，中共既無通貨膨脹經濟恐慌之虞，卻有蘇俄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因此，中共的「窮家」，也就實在比國民黨的「窮國」要容易對付得多（參見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統治區域上，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為堅持八年抗戰而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亦獲得了最後的光榮勝利，但是，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卻迎來了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在八年抗戰中，被中共到敵人後方去開闢的「抗日」根據地，竟已成為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解放」出來的「解放區」。在中華民國，非但「一國已有二主」，而且中華民國政權竟已變成了僅僅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國家政權，統轄的人口不僅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統轄的地區亦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強。由是，因抗戰，而使中國成了一個破碎的中國，更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一個破碎的政權，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戰前，僅剩下二萬乞降人馬和僅「統轄」了數十萬人口的中國共產黨，卻在抗戰伊始便擁有了陝甘寧和晉察冀這兩個合法的和獨立的邊區政府，戰後更擁有了面積達一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達一億以上的統治區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從一九三七年發展起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在全國發展到了十六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其勢力已遠遠超過一九一一年以後任何一家持槍稱亂的大軍閥。
其四、在政治上，由於中共使盡了「宣傳」的伎倆，因而，在中華民國有輿論自由，而在延安卻絕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僅騙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黨地位，和它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欺騙的旗號，又使許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懷野心者與之相互勾連，狼狽為奸，並利用它來要挾政府和反對政府，甚至恃共產黨以挾國民黨。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故國民黨有錯，舉國皆知，甚至舉國皆反；相反，若共產黨有錯，則舉國無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時，姑不論共產黨在實際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種種「聯日反蔣」的賣國行為，單就延安的「整風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和「深挖國民黨特務的運動」，及其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殺人如麻的情形，在「國統區」就非但無人揭露，甚至連知道的人也沒有。但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國統區」，為國民黨所為，則不知要給共產黨和所謂的民主人士們鬧到怎樣的地步。蘇軍在東北不知蹂躪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慘事，竟不為人所知，更無人敢講，但由中共一手製造的所謂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瀋崇案，卻能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就後者而言，即那些曾擁共產黨自重，而敢於大罵國民黨、大罵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所謂民主人士們，他們雖然認共產黨為民主，指國民黨為獨裁，為共產黨做盡了幫凶、幫忙和幫閑的勾當，但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不是被共產黨送掉性命，就是被共產黨強迫勞教、勞改、流放，或終於成為巴兒狗的悲慘命運，實在將當年他們敢於大罵和橫罵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勇氣與風采」，拋到了九霄雲外，從而成為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所極端不齒的形象。因而，在國民黨統治區乃是民主的和開放的，在共產黨統治區卻是專制的和封閉的這樣一個極不相同的歷史狀態下，中共的輿論欺騙實在是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和無數的國際人士，尤其影響了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輿論作為一種積極有用的武器，再加上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們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國、共兩黨政治力量的消長上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嗣後，嘗足了製造輿論甜頭的中共一旦奪取了政權，也就絕不容許任何輿論的存在了，直至連人民說話的自由也全部為他們所剝奪悖盡。
二、八年抗戰雖然使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獲得了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輝煌勝利，但是，卻使它立即面臨了內戰爆發的巨大內憂，更使她立即處於「戰、和兩難」的極端困境。因為中共在長期不抗戰中種種圖謀反叛中華民國的表現，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製造種種赤裸裸軍事行動以發動內戰的行徑，早已將它要奪權的野心，訴諸在不可遏止的慾望之中。但是，剛剛結束了長期外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共產黨逞之不及的全國性叛亂，不打則勢將被中共所顛覆，打則不僅要頂內戰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而剛剛得以喘息的軍隊和人民勢必厭戰。再加上內戰一開，長期戰爭的創傷非但來不及平復，特別是經濟上的創傷就更是沒有可能迅速撫平，此無疑又為國民黨政權增加了一個至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說，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國民黨稍有戰爭動作，則全國反對之，為共產黨在「國統區」所一再策動的「反內戰」示威遊行，便會隨時隨處爆發；相反、共產黨早已發動了內戰，甚至已經大打特打在前，卻無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國來的調停人要視察，它也只給你看它願意給你看的，或將那些早已做好了樣子的給你看。因此，國民黨在此被動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共產黨和談，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美國人來調停，留下龐大席位以敦請共產黨參加兩個「國大」，從而對和平存僥倖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的內戰行動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腳，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詒誤戰機，坐失良機。這就給共產黨的一個黨、一家軍隊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內戰、打江山，帶來了對於對手的絕對優越性。
三、僅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曾致電蔣介石，對中國人民在蔣領導下獨立堅持四年半抗戰尤表敬佩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居然就能為了敦促蘇聯對遠東用兵，以使自己能夠及早地退出戰爭，便能輕易地將戰勝國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當作「賄賂的禮品」，悄悄地送給了新沙皇斯大林。這個賄賂的「禮單」就是「雅爾塔密約」。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對外蒙的主權）。
（二）將一九零四年由於日本背信棄義攻擊（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予以恢復：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都必須還給蘇聯。二、保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利益，並應該使該港國際化；以及恢復作為俄國海軍基地的旅順港租借權。三、東清鐵路（滿州裡——綏紛河之間的橫貫線）、南滿鐵路（長春——大連之間的蹤貫線）應由中蘇設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但須保障蘇聯的優先利益。同時，則使「中華民國在滿州保有完整的主權」（引號為作者所加）。
中華民國雖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才獲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此刻，一紙「雅爾塔密約」，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時代喪權辱國的境地。無怪乎蔣介石在得悉「雅爾塔密約」的部分內容後，曾痛徹心脾地說道：「就只是這些問題，已經是足以置我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僅此也，就連美國本身而論，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將很難探尋到在亞洲安全與和平的日子」。「未來的世界情勢，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戰後霸道競爭的歷史覆轍了。」07斯言之痛，世界歷史的發展已經給予了最為確鑿的證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著這樣一分「密約」，以所謂五項先決條件（雅爾塔密約的數條內容）作為前提，才願意對日宣戰，更以消滅日本關東軍為誘餌，來迫使同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直到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本開戰的斯大林，不僅由此而在我國東北撈到了無數的戰利品，而且如其所願地將整個東北交給了中國共產黨（參見下卷第五章）。這就在國、共兩黨的整個戰略態勢上，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完全可能失敗的命運。
總而言之，僅從上述三個方面看來，我們就可以確鑿無疑地認定，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則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國內戰的爆發，也就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第三度統一中國戰爭的失敗。中國人民既不會因此而遭受較之日本侵略更為漫長與痛苦的共產專制復辟，亞洲亦不會在戰後成為蘇美「冷戰」的戰場，而世界也決然不會是今天的這副模樣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紀上半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實為造成中國人民痛苦歷史的萬惡之源。今日中國大陸老少婦儒皆能道的一句話，恰恰就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產黨。
第二、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外在原因，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便是「蘇俄對中華民國長達二十八年的蓄意顛覆」。本書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經指證了蘇俄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和它持續命令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罪行。本書下卷還將進一步揭開上述陰謀罪行的事實，以及二戰結束、內戰開始以後，蘇俄支持中共發動內戰以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陰謀行徑，藉以說明新沙皇俄國的蓄意顛覆，乃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此處不再贅述。
第三、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現實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在內戰中失敗，有一個根本的現實原因，就是未能實現「平均地權」的理想。她雖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頒布了一個十分進步的「土地法」，並且，即便是在艱苦抗戰的歲月裡，也始終在摸索著和實驗著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一因內亂頻仍，二因外患連連，三因重視不夠，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進步綱領，08而不能向廣大農民兌現。然而，辛亥以來直至抗戰勝利的三十四年間，年年戰爭所給中國農民帶來的痛苦和負擔，非但未能稍減，卻常常是急劇加深。這既是北伐時期中共就能夠煽動農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戰時期中共能夠於敵後奪地擴張的最重要條件，更是中共能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發動起一場傳統型中國農民戰爭的重要社會基礎，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敗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現實原因（參見下卷有關章節）。
第四、中華民國從未真正統一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內在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會在內戰中失敗，還有一個重大的內在原因，便是中華民國在實際上只獲得過形式上的統一，卻從來不曾獲得過內在的統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易幟」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其間十年，內有包括西安事變在內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十三次公開武裝叛亂，外有日本帝國對於中國侵略的逐步擴張和東北等地的先後淪陷，以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的相繼爆發。雖然內部的武裝叛亂，在性質上為殘餘專制勢力對於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撲，並且次第被中華民國政府所平息、所蕩平，但他們的叛亂對於中華民國的統一和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及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作用。至於外部敵人——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和擴張政策，不僅造成了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最大破壞，更為國內殘餘封建軍事勢力的反叛，帶來了「假國難以謀亂」的天賜良機。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衛的武漢「俄國政府」亦實現「分共」以後，中共在蘇俄直接策劃下，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雖遭失敗，但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策劃與指揮下，中共遂在南方農村持續了十年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並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嗣後，雖經中華民國政府軍的歷次圍剿而慘遭失敗，但是，中共又因策動西安事變成功和全面抗戰爆發而絕處逢生，從而導致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形成。這不僅是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持續破壞，並且終因對日抗戰的長期性和艱苦性，而使之成為對中華民國的致命威脅。
三、雖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是北伐打倒軍閥的成果，次第蕩平李、馮、閻等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又鞏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然而兩度由武力征討所得到的統一，雖然使政權獲得了較為穩固的基礎，但十七年軍閥混戰的影響，不僅帶來了小型叛亂的繼續發生，而且埋下了殘餘軍閥們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機，從而帶來了以所謂「和平手段實現和平統一」的後遺症。並且，正是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舊軍事勢力，才會在內亂必定分裂的定數之下，為保存一己的勢力，因時適勢地製造了一系列對於中華民國的反叛。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研究著作已經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內戰中反叛中華民國的十九位著名「國民黨叛將」中，除極個別有特殊背景者外，幾乎均為殘餘軍閥及其勢力這一特質，實在不能不說是國民黨遭遇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具體名單見本章註釋）。09
四、正因為在名義上歸順中華民國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乃是以槍桿子來維持實力和維護其一姓統治的地方封建勢力，所以，凡是由新舊地方軍事勢力所統治和控制的地區，其社會狀態非但與民主無涉，甚至較之正常的和統一的專制王朝更壞。這種狀況，不僅是對中華民國共和國體的諷刺，而且造成這些地區的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不滿和不信任。這就給口稱革命和民主、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奠定了又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