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合國最近發表的第20次「人類發展報告」中，最令人訝異的可能是中東與北非穆斯林國家的優異發展成績。以「人類發展指數」（HDI）來看，突尼西亞過去 40年來的進步幅度高居135國中第六名，贏過馬來西亞、香港、墨西哥或印度。埃及的表現也毫不遜色，進步幅度是第16名。
人類發展指數同時考慮到健康、教育以及經濟進展。埃及與突尼西亞在經濟方面表現優異，但最亮眼的還是他們在健康與教育的進步。突尼西亞人的預期壽命是74 歲，勝過匈牙利或愛沙尼亞這樣享有兩倍以上收入的國家。埃及的孩童有69%在學，與更富裕的馬來西亞同級。顯然，埃及與突尼西亞不是無法提供社會服務、散播經濟發展的失敗國家。
但到頭來這些都不重要了。突尼西亞與埃及的民眾對他們的政府氣得發瘋，無法再忍受。如果突尼西亞的班阿里或者埃及的穆巴拉克寄望經濟發展能為他們帶來民望，他們一定相當失望。
這場「阿拉伯驚奇」帶來的第一個教訓是，優異的經濟發展不代表政治體制同樣優秀。政治與經濟可以很長一段時間背道而馳。沒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幾乎都是民主國家。但是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情況下也能享有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光憑民主政治也無法發展經濟。
儘管埃及、突尼西亞與其他中東國家交出了不錯的經濟成績，這些仍是威權統治的國家，權力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貪腐、侍從政治與裙帶關係橫行。這些國家在政治自由與清廉的得分排名，和發展指數的表現天差地別。
在突尼西亞的「茉莉革命」發生以前，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表報告說，突國「當局繼續騷擾、逮捕與監禁新聞記者、網路部落客、人權運動人士以及政府反對派。」埃及在國際透明組織的2009年貪腐調查報告中，在180個國家落居第111名。
民主與經濟的關係反過來也相同。印度從1947年起就是個民主國家，但是直到1980年代，印度都一直無法脫離疲弱的「印度式經濟成長」。
第二個教訓是光靠快速的經濟發展無法得到政治穩定，除非政治體制也能同樣高速發展成熟。事實上，經濟發展會帶來社會與經濟上的流動，本身就是政治不穩定的源頭。
已故的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40多年前就已經提到：「社會與經濟上的變動會使政治問題擴大，都市化、識字率升高、教育程度提升、工業化、大眾媒體的發展將會使政治要求倍增，政治參與層面擴大。」現在還有推特（Twitter）與臉書（Facebook）這樣的社群網路媒體，經濟變動造成的不穩定力量更難以抵擋。
這種政治不穩定在社會的動員能力與政治組織的品質落差甚大時更加明顯。一個成熟的國家政治體制，可以透過調停、反應與代表的機制回應底層的要求。但如果政治體制不成熟，他們將只會緊閉大門，希望不滿的情緒自行散去，或者希望靠經濟發展來買通人民。
中東的這場事件顯示緊閉大門是行不通的。突尼西亞與開羅的示威群眾不是在抗議缺乏經濟機會，或者社會服務欠缺。他們聚在一起抗議的是政府心胸狹隘，獨斷獨行，貪污腐化，且不讓人民有發聲空間。
要應付這些政治壓力，政府不必一定是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政治體制不透過自由選舉與政黨競爭，一樣有能力回應民眾心聲。有些人可以舉出新加坡或者阿曼，證明世界上有能夠持續面對經濟變化挑戰的威權政府。但到頭來，西方民主體制是唯一通過長期歷史考驗的體制。
這讓我們來看中國的情況。在埃及抗議運動達到高峰時，中國網路用戶搜尋「埃及」或者「開羅」將找不到搜尋結果。中國政府顯然不希望民眾讀到埃及的事件，從中取得「錯誤」的信念。1989年的天安門記憶猶在，中國領導人決心不讓舊事重演。
當然，中國不是突尼西亞或埃及。中國政府已在地方試行民主選舉，並且嚴厲打擊貪污。儘管如此，過去十年來各種示威抗議依舊層出不窮。2005年，中國總共出現了8.7萬起稱為「突發群眾事件」的抗議。2005年是中國政府最後一次發布這項統計數據，顯示抗議自此是有增無減。異議人士也仍冒著生命危險，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獨斷體制。
中國領導人的賭注是，生活水準迅速增長及工作機會增加，可以壓制沸湧的社會與政治緊張。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一直要把年經濟成長率的目標訂在8%，他們認為這是個可以抵銷社會不安的魔術數字。
但埃及與突尼西亞的例子已經敲響一記警鐘，縈繞在中國與世界各地的威權政府耳裡：光靠經濟發展無法讓你永遠執政。
（Dani Rodrik是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現任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編譯謝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