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2011年2月22日早上再次去省公安廳上訪，信訪室主任夏主任不在，其它信訪接待工作人員也都不願主動接待我，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接待受害老百姓依法處理問題，難道證據確鑿的公安部門違法辦案事實是假的嗎？他們只好面露難色的對我說：「不是我們不想處理你家的案子，關鍵是大領導有內部指示不讓處理，我們也做不了領導的主。」無奈之下我只好萬分傷心的來到省公安廳附近的馬路上，將所有案件相關材料證據以及寫有冤字的白旗都擺在地上，向過往的群眾訴冤。大約過了不到15分鐘，省公安廳信訪室裡跑出來幾個工作人員，生拉硬拽的把我「請」進了信訪室，讓我在屋內等夏主任回來，不允許出去和群眾講省公安廳違法辦案的事實經過。過了一會兒，夏主任回來了，一進門就很粗暴的衝我大發脾氣：「警告你多少次了，不許打白旗，不許寫訴狀白布，不許當眾訴說公安部門違法辦案，你就是不聽，下次再敢接觸群眾當街訴冤，新帳老帳一起算，不狠狠收拾你你就學不老實！」我問他：「你們違法辦案害的我家破人亡是事實，為什麼不願依法辦案，為什麼不查案抓犯人？整天只會嘴上說調查瞭解，四年了，還沒調查完嗎？」夏主任答：「沒有大領導放話，抓人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嗎？」我有點搞不明白了，我家的案子並不是什麼疑難重大案件，只要依法處理就行了，為什麼還要看大領導的臉色行事？我無法接受夏主任這種官官相護，層層包庇，欺壓弱勢群眾的野蠻態度，我要求離開信訪室自己回家，夏主任堅決不同意，命令手下人以他的名譽給我所在轄區渭城區化工派出所打電話，讓派出所親自來人來車送我回家，否則就別想出信訪室的門，也許他是怕我再次去街上給群眾當眾訴說省公安廳違法辦案的事實經過吧。過了一陣，化工派出所一名警官開著一輛警車帶著火電四公司長年對我家實行24小時監控、非法暴力迫害的打手小頭領吳國榮一起來到了信訪室，強行將我拉上車，往回送。車上吳國榮很嘲諷又有點得意的對我說：「以後最好不要再出來胡鬧了，你上訪也好幾年了，老伴都死了，有結果嗎？你兒子又是精神病，小女兒又沒工作的，你們全家臭名遠揚的，看以後誰還敢娶你女兒嫁你兒子，還是老老實實呆在家裡哪也別去最好，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家務事吧！」
我曾於2011年2月13日給省公安廳廳長王銳打過電話（王銳手機號碼：13609299199），我在電話裡問他是否知道我家的案子，他說知道。我苦苦哀求請他幫忙督辦案件，盡快依法處理，還百姓一個公道。他拒不答應，也不承認各級公安部門是違法辦案，還問我公安部門具體什麼地方違法辦案了，我大概列舉了幾條，並聲明有確鑿的證據可以當面交給他看，希望他能安排一個合適的時間接待我一下，親自看一下案件材料。他不同意，說他沒有接待日，也不想見我，讓我以後有什麼事去找信訪室，信訪室會不斷給他匯報工作的，口氣中略帶一絲慌亂，然後匆匆挂斷了電話。我不明白，按照王銳廳長的指示，我於2011年2月22日去了省公安廳信訪室，卻為什麼會又一次被威脅和迫害，到底是誰在暗中指使他們這樣做的呢？案件幕後最大的地方黑保護傘又會是誰呢？
我只是一個弱勢殘疾老漢，對付一個龐大的國有違法企業和個別地方政府黑保護傘真是太難了，企業有錢有關係，而社會現在的大局是：各級政府把錢看成是他爹是他娘，錢就是他們最好的朋友。什麼國家憲法、政策、道德都是一紙空談和擺設。當今社會貪官們執行著：權是理，錢是理，有錢就能買到法律，有錢就能擺平一切，這就是他們的原則。為此老百姓受了傷害去上訪都是告狀多少年沒有結果。而殺人犯們卻逍遙法外過著安寧幸福的生活，被政府像財神一樣保護起來，上訪告狀的受害者們反遭到政府的種種殘酷迫害（挨打、拘留、非法勞改、送精神病院、威脅、非法監控等等），過著不如犯人的人間地獄生活，得不到絲毫的法律公正和保護，真不知道中國的憲法是給哪國定的，為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沒人執行呢？真是天也變了，社會也變了，中國的老百姓們徹底沒人權了！
電話：029---33711064
王英強
2011-2-27
附件：
上訪四年我家四口一死二殘
我兒叫王小剛,是陝西省電力公司下屬火電三公司的正式職工，工令13年。
我兒於2007年2月6日由公司調入蒲城項目部工作，任保衛部糾察。去蒲城工作前體健無任何疾病。2月7日第一次上班，被安排為上晚8點的班，接班時他看到值班室門鎖著，值上一班的陳文才提前帶值班的大狼狗回自己宿舍休息去了。王小剛去陳文才宿舍門口喊叫要鑰匙，陳文才認為暴露了他曠班私自休息的事情，一怒之下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咬傷王小剛，腿上鮮血直流，滿院子的幹部、工人、小車無人救人！是我兒自己向農民問路，步行去鄉衛生院打防狂犬病疫苗救自己的。由於突然遭受意外暴力傷害，導致王小剛產生了強烈的恐懼心理，開始一天十幾次地給家人打電話訴說工作環境不安全，又有人放狗咬他了，惡夢嚇得他睡不成覺，連續幾天均如此，我立即趕到蒲城項目部瞭解實情後，找相關領導要求處理問題和上報工傷，單位領導拒不處理任何問題也不准休息。
我兒從2月7號至3月24號上班46天只發給700元工資，還說就這麼多。3月24日那天每人發5000元獎金，我和我兒去找保衛科長張小兵要獎金和以前的收入，當時張小兵、辦公室主任張廣利、財務科長白石、食堂管理員王懷忠這4位幹部僱用農民三人從張廣利辦公室出來，到處找我們父子倆，一直找到食堂裡邊，王懷忠現場指揮，張廣利抱住我，讓農民三人打我兒，在食堂裡邊和外邊共打了4次。張廣利、張小兵還威脅我：你兒還要不要工作？滿院子幹部、工人，沒有任何人敢出來管管此事。事後不許我們報案，不讓休息，不給治病，如休息就停發一切。這只能說明火電三公司黨、政、工、團領導平時對幹部職工不教育的結果，使單位無形中變成了欺壓職工的場所。
我看事情嚴重，無奈將我兒強行帶回家中休養治病。我們回到家也不得安生，白天有人監視、監聽，晚上屋前屋後站崗放哨，外出有人暗地跟蹤，這些人有的認識有的是生面孔。我多次去火電三公司找相關領導要求處理問題，三公司領導態度十分惡劣至今拒不處理任何問題，也不給上報工傷。
我兒被單位的人有意放狗咬傷、被歐打、被欺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確診為偏執型精神障礙，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他母親得知兒子被迫害的消息後憂憤交加，患了嚴重腦梗、偏癱，大小便失禁，生活無法自理，被定為二級殘疾，於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紀委、國家電網公司、國務院信訪局上訪已有多次，到咸陽市、陝西省政府上訪不知有多少次了，我因去北京上訪被公司人員吳國榮戴手銬，多次毆打。
2007年3月26日我到火電三公司找總經理趙曉飛要求給我兒看病和上報工傷，趙曉飛讓保衛科擋住我不讓上樓。我萬分傷心地回到家中，又用電話和趙曉飛聯繫，趙曉飛在電話中十分囂張地說：你兒子吃得胖胖的有什麼病？不要裝病，休息幾天趕快上班去！報工傷是不可能的事，對單位經濟有損失。我們反覆乞求他給適當處理些問題，要有人道，他很不耐煩地說我很麻煩，想上哪告你就上哪告去，聯合國也可以，員工想告倒企業真是天大的笑話！冒著危險和阻力我又連續不斷近百次地去三公司希望問題能得到處理，三公司態度十分惡劣，拒不處理。無奈之下我去咸陽市政府有關部門上訪，結果他們都說三公司是省級企業他們管不了。為討說法我只好去省委省政府上訪，省電力公司也去過多次，每次都是信訪部門接待，每次結果都如石沉大海。
每次從西安上訪回來，屋前屋後的監視人員就增加很多生面孔。怕出意外，我只好常常連續幾天睡在省委、省政府附近的馬路上不回家，連續上訪。無數次上訪，惡劣的生活條件和過度的勞累使我腿致殘。我於2007年6月偷偷連夜去北京上訪，被火電四公司用車從北京接回。沿途四公司保衛科副科長吳國榮、信訪辦主任董小成等人下車吃飯、遊山逛景，用手銬把我一個人銬在車裡。回到咸陽後，四公司信訪辦董主任跑到我家威脅說要扣我退休工資，以補償公司進京接我的費用，讓我老老實實呆在家裡哪也不許去，否則公司將採取強制措施。大約從2008年3月起，火電四公司院內好多在火電三公司有親戚的人不間斷地來我家，勸我們說不要再告狀了，再告也告不出結果的，讓兒子快去上班吧，小心丟了飯碗。這些人中好多都是平時不來往不太認識的人。
大約從2007年6月起，我兒子的病越來越重，已經發展到不認識家人並一天多次將家人打倒在地的程度。我們百般遷就和照顧都無效。家人想帶他去醫院看精神科，他卻說他沒病，是家人和敵人合夥想害死他、關死他。2008年3月5日，家人將他騙到二十局醫院檢查，確診為嚴重的精神分裂症，需立即住院治療。我拿著醫院病歷找到三公司工會領導蘇志強，要求給我兒子看病。他看完病歷後竟說是裝病，不給看並催著叫趕緊上班去，別沒事找事。
2008年4月1日，我和坐輪椅的老伴及小女兒，帶一塊白布上面寫著訴狀，擺在三公司大樓門口靜坐，要求相關領導出來解決問題，給我兒看病報工傷。沒有多久，趙曉飛總經理放出近10個保安，由楊斌科長指揮將我老漢打倒在地，並抬出很遠扔在地上，將我老伴也推出很遠。我小女兒打了110報警，秦都區110叫來120車把我們拉到渭陽西路派出所，該所長一見楊斌就很熱情地打招呼，並和楊斌進了裡屋密談約20分鐘，出來後就對我們大聲斥責，讓我們不要沒事找事，趕緊走人。小女兒不服，要求他們給我看傷，他們竟說要看自己看去，他們沒錢。120車把我送到二一五醫院做完檢查，醫生讓住院留觀，我們身上只有不到20元錢，只得強忍傷痛回家自己買藥醫治。
經人指點，我於2008年4月8日到蒲城報了案，接案的警官叫路棟棟。火電三公司收買了蒲城東陳派出所餘所長，余所長不讓查案。我於2008年4月25日和6月18日兩次去蒲城請求破案，路警官讓我去找余所長，余所長不談破案的事，只說讓三公司給點錢行不行？這二次催案當天都被趙曉飛指揮張小兵強行用公司的車將我從蒲城送回。我回來後去三公司找楊斌轉達余所長意思，楊斌堅決反對。
2008年5月5日迫於政府壓力（可能與開奧運會有關），三公司答應給我兒看病，於2008年5月6日由公司出車，保衛科長楊斌陪同去西京醫院住院治療。我們要求三公司出陪護，三公司領導堅決不同意，無奈之下我們決定自家陪護，可楊斌也不同意，堅持只准留王小剛一人在醫院接受治療。醫生說每家最少要有一名陪護，否則不收病人，楊斌才勉強同意留我當陪護，但公司不給出陪護費和生活費等各類開銷。住院期間三公司曾幾次中斷繳費。6月13日出院時，醫生交待讓最少吃二年的藥，每個月的藥費大約在800元左右。買了幾次藥之後，楊斌說讓我們自己用醫保買藥去，二年的藥費公司承擔不起，就是當時所花的醫藥費到時還要打入王小剛醫保賬戶，現在只是臨時掛在公司賬上，並說是領導的意思。
大約從2008年7月起，火電三公司收買了火電四公司西安總公司的人力資源兼信訪部經理高建設和信訪辦董主任，安排四公司咸陽基地10多名工作人員對我家人進行嚴加看管，一天數次上門問有什麼新動向，人在不在家等等，連去市場買菜都有人騎摩托強行跟著，每次外出發現就打，連民政局也不許去。高建設還曾多次開小車圍著我家前後觀察，幾次私下將我叫到無人處進行威脅說：冤死也不能告狀，國家有內部文件說上訪的人都不是好東西，是反革命。
2008年9月8日我趕早偷偷去省委上訪，還沒出小區大門，吳國榮就強行跟了上來，我罵他沒人性，他說這是領導的安排，他不跟蹤我領導就要讓他下崗。途中他不斷地往外打電話，剛到省委門口，高建設、董主任、司機和一個不知名的小年輕開著車就來了，扭著我的胳膊像押犯人一樣將我推上車，在車上偷走了我的提包，包裡有上訪的材料和一件裝有114元錢的衣服。車把我拉到西安四公司總公司，又是一頓毒打和威脅。事後我問他們要我的提包和衣服，高建設拒不承認和歸還。2008年9月9日下午，三公司楊斌和工會幹事張漢傑來到我家，很得意地說：你都告了一年多了，也沒把企業怎麼樣，要不要去聯合國試試？是不是吃的苦受的罪還太少？還是盡快讓你兒子去上班吧，再不上班就按勞動法除名！他們剛走約5分鐘，吳國榮就跑來說領導有事叫我。我和小女兒來到基地辦公室才發現高建設和董主任坐在那裡。他們說是省電力公司讓他們來調查事情的，我將案件整個過程再次講給他們聽，他們很不耐煩，給我舉出很多例子，說明社會有多麼腐敗，政府有多麼陰險，很多上訪的最後都被定為反革命了，勸我不要再告了，省得丟了老命，最好到年底也別出門。
2008年10月18日，我偷跑出來坐火車打算去鄭州找親戚借錢，因沒買全票被華山站查出來通知了四公司。凌晨3點多，基地領導肖建華、祁紅喜、吳國榮趕到，將我用車接走。途中車上我再次被吳國榮打的滿嘴流血，臉腫起很高。10月19日晚上，小女兒氣不過要拉我去領導家討說法，結果咸陽基地所有領導都不在家，卻意外發現辦公室燈亮著，過去一看，竟發現高建設、董主任及咸陽基地全體領導在開會研究如何對付我上訪的事。截止2008年10月20日，三公司已給我兒停藥二天，我不得不又偷跑到省政府希望通過政府為我兒先討點藥吃。四公司領導和吳國榮又急急趕到，吳國榮不由分說當場把我打倒在地，並叫我立即起來，還準備再打，被人拉住。途中在車上吳國榮把我塞在座椅下面，又打得我滿嘴流血，並揚言再敢上訪就要我老命。
2008年10月21日，我帶老伴（坐輪椅）及小女兒共三人一起去三公司給兒子要藥吃。楊斌堅持要讓我兒自己用醫保買藥，我們不同意，雙方爭執起來。大約下午6點左右楊斌打電話叫來一個自稱叫張振勇的片警來斷案。張振勇來時沒穿警服也沒開警車，開了一輛車號為陝A31700的微型麵包車，說要幫我們破案並幫助協調買藥，將我們騙回家中。
2008年12月5日下午，我和小女兒去三公司，我怕他們打人，就將訴狀寫在地上讓行人評理。下午三點多，三公司叫來一個警服號碼為002785的警官，對我推推搡搡，並威脅說要以罵人的罪名制裁我，我說三公司打人害人在先，你嫌我罵人就先處理他們打人一案，此人只好開著小車走了，整個過程都沒有出示過任何證件。
大約從2008年7月起，楊斌曾多次提出讓我們領蒲城工資，我們問他是多少工資？他說大約每月700元左右，我們說連基本工資都不夠，他說就這麼多，還說到年底蒲城工程一結束公司並賬就一分也沒有了。此前我們也曾多次問他們要過工資及其它收入，壓根就一分不給，現在卻突然玩此花招。
我因到處上訪忍飢挨凍受盡折磨造成左腿嚴重骨網膜損傷，被定為三級殘疾，現在只能靠拄棍子走路。全家四口人一死二殘，過著不如四川災民的生活！我們到哪反映情況他們就收買到哪，官官相護，層層包庇，拒不處理，還多次無理要求讓我那患嚴重精神病的兒子立即回單位上班，否則按勞動法除名。從2007年3月24日起，我兒工資等各項收入至今沒有發放一分。
中國政府提倡要關注民生，和諧安定，多年來我家的慘案及困難不但沒人管，還因上訪討條活路又險些家破人亡。中國各省政府官員大面積亂作為導致冤案成山冤民遍地，得不到應有的人權保護，有很多甚至連基本的正常生活都無法維持！我懇請各位有能力援助我的國際好心人進行調查核實，讓我這個不幸的家庭得以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