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深圳，記者採訪在銀湖山中流浪了8個多月的文維龍父子。文維龍，自稱廣東陸豐人，年近半百，兩鬢斑白。帶著9歲的兒子，在銀湖山中流浪了8個多月。山中的菜農們都說，文維龍曾經身家百萬，然而四年前，他的前妻捲走了所有的積蓄。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後，文維龍最大的希望就是，想個辦法讓他兒子重返校園讀書。圖為父子倆走在上山回家的路上。
3月7日，父子在上山的途中休息，文維龍雖然已經兩鬢斑白，但依稀可見當年意氣風發來深圳尋夢的樣子。文維龍身材瘦削，面色黝黑，一頭曾被染成紅色的頭髮，如今髮根已全部變白。他擁有3間棚屋，一間睡覺，一間做飯，一間放置雜物。屋子都沒上鎖，「一來這裡沒有小偷，二來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文維龍說他過著「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生活。 然而流浪的生活，並不像想像中那般逍遙快活。文維龍每天都要挑水，好在山上有一處泉眼，泉水流得慢，需等半個小時才能接滿一擔水，一個來回得耗去他一個多小時。 泉水甘洌，文維龍將其燒開後，灌進熱水瓶。每遇上一個來訪者，他都會倒一碗開水奉上「喝山泉水，好甜的」。
3月7日，窩棚的後面擺放著不知從哪裡弄來的損壞的唐三彩，小傢伙沒什麼玩伴，經常會騎在上面發呆。剛遇到記者的時候，小文沉默寡言，但很快就變得健談了。他說平時從不下山去玩，因為父親告訴他「山下面到處都是拐賣小孩的」。 但在山上，他沒有可以一起玩耍的同伴，他連爬樹掏鳥蛋都沒有嘗試過。
小文偶爾對著母親的照片發呆，但他的回憶裡，已經沒有了跟母親在一起的往事。小文在日記本上寫道：「我也有一個家，也是一個美好的家，就是給鐘春玲(化名)打散……」 鐘春玲便是他母親的名字。小文的這篇日記裡，還提到了他的外公外婆，他對母親的娘家人也充滿了恨意。「這些事情不是爸爸告訴我的，是我自己記得的。」 文維龍說，其實小文年幼時很少得到母親鐘春玲的關懷。
3月7日，文維龍正在燒火做飯。山中最不缺的便是木柴，文維龍砍了幾捆，堆在「廚房」裡。他有一個土灶，高不過半米，每天生火時，他都趴在地上向灶膛內吹火，「廚房」內頓時濃煙四起，咳嗽聲中，火開始燒旺了。
3月7日，父子兩個相依為命在這間棚屋裡。在父子倆居住的窩棚邊，南都記者看到，小文單薄的衣服明顯已經不合身，圓鼓鼓的肚子和屁股，都暴露在衣褲之外。他每天早上八九點起床後，將父親喊起來做飯，吃完後就開始拿著陳舊的語文和數學課本，溫習功課至少兩小時。文維龍回憶，他本人出生於1962 年，15歲左右就來到深圳，曾在梅林水庫附近種菜維持生活，又在龍華一個窯廠燒過磚，「做過各種苦工，只要有錢賺，除了犯法的事情，都會去幹」。 「1988年左右，朋友介紹我到華強北一家中外合資的電子科技公司上班，我主要負責給公司提貨送貨，當時是多勞多得，我經常跟著別人一起去香港等地進貨，獎金很高，一個月能掙到一兩萬元。在那裡做了三四年，賺了幾十萬，就開始自己做生意。」文維龍說，也是在那時他認識了鐘春玲。
3月7日，父子兩個相依為命在這間棚屋裡。「我認識鐘春玲的一個同學，她叫我幫鐘春玲找工作，後來我們就好上了。」文維龍介紹，鐘春玲比他小9 歲，但和他感情一直很好，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她後來喜歡賭錢，我存了不少錢，想回老家建樓房，並在深圳買房、開工廠，但錢都是她管著，不同意我買」。文維龍說，2007年6月的一天，他帶著兒子去朋友家玩了半天，回家後發現老婆已不知去向，他四處打聽均無消息，一個月後他去查家裡的兩個存摺，發現共計120多萬元的存款早在2006年就被取光。「後來她打電話給我了，說是去了馬來西亞，再也不會回來。」
3月7日，夜深了，孩子等在「廚房」門口等飯吃。文維龍說，他曾去找過岳父岳母，但二老此前就反對他和鐘春玲的婚姻，在她不辭而別後更是不願給他提供幫助，於是跟對方斷絕了關係。「後來我的兩個女兒也不辭而別了，應該也是跟她媽媽商量好的。」文維龍說，他於是帶著唯一的兒子一起生活，但因為受到打擊，沒有了經濟來源，很快被房東逐出了出租屋，最終在老鄉的幫助下流浪山中。
孩子經常會在父親的嘆息間入睡。文維龍所講述的經歷屬實嗎?記者一直在求證這個問題。 除了一堆老照片和當年的租房單，文維龍不能提供任何資料佐證他的說法。他稱，老婆離去後，他也從未報警。 此外，他妻子為什麼會不辭而別呢?文維龍說自己也不清楚，他表示以前也沒有打罵過妻女，只是偶爾吵過架。他也不願談起過多的細節，表示「我現在記得有點不是很清楚，等想起來了細節再告訴你」。 周邊的菜農們都對文維龍的經歷津津樂道。然而他們僅僅知道「文維龍以前當過老闆，很有錢」，至於他到底多有錢以及如何淪落至此等情況，則並不瞭解。 文維龍也無法提供當年的見證者的聯繫方式，他提供了他一個親弟弟的手機號碼，然而無法撥通。 菜農林佩鑾女士說，「我不關心他以前的經歷，不過我覺得他的小孩挺可憐的，他應該想辦法讓孩子去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