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8月的一個酷熱難當的下午（確切的日期已記不清了），北京外國語學校第一和第二兩個勞改隊正在該校東側廁所一帶勞改，有的拔草，有的掃地，有的掏大糞，一個個汗流浹背。這時，兩個身穿軍裝、手攥寬皮帶的紅衛兵，來到我們面前。我偷眼一瞥，這兩個學生，大約十五六歲光景，雖一臉稚氣，但透著凶狠。其中一個我還認識，是初三四班學阿拉伯語的。他倆衝著我們吼道：「我們今天晚上要用兩個人，給我們抬死屍去！」然後指著黨總支書記程璧和副校長雷力說，「你，還有你！晚上跟我們去！聽見沒有？」我們大吃一驚：誰又遭難了？紅衛兵見我們摸不著頭腦，用鄙夷不屑的神情說：「實話告訴你們吧，地主婆劉桂蘭給打死了！晚上讓你們收屍去！」劉桂蘭？難道就是幼兒園打掃衛生的阿姨劉桂蘭？這人我不陌生：她原來是收拾外籍教師辦公室的，我是西班牙語教師，因為教學工作，常常在外籍教師辦公室進進出出，隔三差五跟她打照面。在我的印象裡，她很有禮貌，幹活又勤快麻利，模樣兒雖不算漂亮，但整整齊齊，白白淨淨的，給人好感。後來，不知為什麼給調到幼兒園去了。她為人很倔，不會拍馬屁，對看不慣的人和事，敢直言頂撞，往往得罪人。她恐怕也就是二十五六歲，怎麼成了地主婆給整死了？
我們正疑惑間，忽聽得紅衛兵又大喝一聲：「程璧！雷力！你們倆聽見沒有？晚上抬屍去！工具房集合！」雷力人高馬大，身板硬朗，膽子也大，不發怵；再看看程璧，一個瘦小的老太太（其實那時也不過四十多歲），給剃了個陰陽頭，衣服上儘是被潑灑的墨跡；而且，前幾天，一條腿還給打瘸了。要她去抬死屍，豈不是作弄她嗎？我實在看不過去，便硬著頭皮，對紅衛兵說：「你們別讓程璧去了，我去！」紅衛兵看看我，沒說什麼，倒痛快地答應了。
幹完活，回到宿舍，我才聽說，劉桂蘭是在大禮堂前面的空地上被活活打死的。她死得很慘，據說被紅衛兵左一皮帶，右一皮帶，打個不停。那時她還沒來得及奶孩子，乳房脹得鼓鼓的，又不討饒，還不住地還嘴；打紅了眼的紅衛兵可不是好惹的，便照著她胸部猛打，幾皮帶她就痛得在地上亂滾，開始還抽搐著，不一會兒就嚥了氣。我還聽說，紅衛兵原本也不知道劉桂蘭是什麼「地主婆」，是醫務室（就在幼兒園附近）一個與她有點個人恩怨的人給紅衛兵吹的風。
在勞改隊裡，數我最小，別人都四五十，有的快六十了，我剛三十。我仗著年輕，反正也豁出去了，倒要領教領教「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禮。
吃罷晚飯，我看時候差不離了，便到總務處西邊的工具房集合，只見雷力早在那裡等候了。還是他有經驗，帶了一條舊床單，是用來裹死屍的。雷力在「文革」中表現得真是「積極」，不但體力活從不含糊，就連他十來歲的女兒由別人唆使在他被紅衛兵打破的腦袋上撒鹽，他也毫無怨言。
天色漸漸暗淡下來。這時，那兩個紅衛兵也風風火火地趕來了，拿出鑰匙，打開工具房的小門，勒令我們進去抬死屍。我們不敢怠慢，趕緊低了頭，鑽了進去。我們定睛一瞧，在朦朧中看到劉桂蘭橫臥在地，混身血污，光腳穿著一雙褐色塑料涼鞋，散發出一陣陣特殊的腥臭，令人不堪忍受。雷力飛快地撒開床單，從頭到腳把屍體一裹，他抱頭，我抬腳，按紅衛兵的命令，搬到停在甬道上的吉普車裡。
到了火葬場，紅衛兵揮舞著皮帶，勒令我們抬屍下車。一下車，一股濃烈的消毒水味兒扑鼻而來……見我們抬著屍體來了，工人師傅倒很和氣，把我們領進一個大房間，讓我們把屍體放到地板上。我們依命行事，以為苦差就此到頭了；不料背上重重挨了一皮帶，聽到紅衛兵大喝一聲：「起來！走！在房間裡走一圈！」我們小心翼翼地走著，耳邊是紅衛兵的咆哮：「老實點！不老實，這就是你們的下場！」走完一圈，心想這回該完事大吉了吧？偏偏事與願違，該著我們倒霉。這時，只聽得轟隆隆開來四五輛大卡車。卡車停處，跳下二十來個十四五歲的紅衛兵。他們和我們那兩個一接頭，我們就意識到沒有我們好果子吃了。果然，那幫紅衛兵裡，跑過來三四個，也揮舞著皮帶，衝著我們大喊：「你們兩個牛鬼蛇神，給我們抬屍去！」說著，便驅趕我們倆朝大卡車跑去。到了那兒，只見有不少人在卡車上忙著搬麻袋，我們一看就明白了，裡面裝的準是死屍！這時，我腦袋裡飛快地一轉：「四五輛卡車，就算一輛裝十個麻袋吧，這一撥，就是四五十條人命啊，天哪！」正發愣間，紅衛兵又吼了：「還愣著幹嗎？還不快搬！找揍哪？！」我和雷力當然不敢違命，便隨其他十幾個恐怕也是「牛鬼蛇神」的人一起，使勁地搬抬這一個個十分沈重的麻袋，我心裏默默地記著數。整整八條人命！那一夜，加上劉桂蘭，我們竟抬了九具死屍！
幹完活，我們倆站在停屍房門口，聽候處理。我們學校那兩個紅衛兵也回來了，見我們倆乖乖地站著，過來一人給了我們一皮帶，說：「表現還不錯，滾吧！」說罷，押我們上了吉普車，回校了，對我們的折磨算是暫告一段落了。
那一夜，僅我們所見的那一小撥，就是四五十條人命，一晚上，恐怕不止這一撥吧，那該是多少冤魂呢？而且，有沒有人想過，這些毛頭小孩子，怎麼一夜之間竟個個變成凶神惡煞、毫無人性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