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父親，也是朋友——兒子眼中的章乃器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 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選擇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選擇你的朋友)。東方大國「階級路線」盛行年代，對「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訓導：「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自1957年七歲時起，「章乃器」這三個字，就成了籠罩在我頭上的一片陰霾;二十三年後風水輪轉，如今又幾乎成了我的頭銜之一，總是有人在不同的場合提起。我自認為是一個獨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稱謂令人厭煩，總是要求媒體去掉，但今生今世恐無從擺脫。按血統定位後代，這是東方家族社會的思維慣性，或讚或罵都要加上「老家兒」(北京話讀作「老尖兒」)。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家庭出身不能選擇，將「朋友」兌換為「道路」，對我也沒什麼兩樣。從小學時代起直到「文革」中，父親與我的關係更像是朋友，關係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對我的人生道路確實有很大的影響。

一、生活的哲學

很多人都說父親是個工作狂，當糧食部長的時候，每天工作10-12小時，星期天也經常不休息。罷職閑居後，只挂一個政協委員的頭銜，社會活動減少，但他依然勤奮，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時間放在讀書和記筆記上。他這種閱讀的習慣，不經意中傳給了我。我真正的知識啟蒙，不是從上學開始，而是從閱讀開始。

我最早從閱讀中獲得知識，是來自一本《科學日曆》，裡面有很多科學知識，還有不少著名科學家、文學家的簡介。稍長大之後，父親推薦了兩種雜誌——《知識就是力量》和《展望》(後更名《國際展望》，對我的成長影響比較大。這兩種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紅衛兵抄家時，與其他藏書一道焚為灰燼了。

《知識就是力量》創刊於1956年，以介紹國際前沿的科技新知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動活潑，還有不少科學家的傳記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說，很適合我的口味。那時中國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國人一切都領先，故很多內容譯自俄文。字裡行間雖有意識形態痕跡，但畢竟是科普刊物，偏見相對比較少。像「大躍進」中的反科學說教，基本上未收納。中蘇外交惡後，該刊停刊。

《展望》創刊於1950年，是一本國際文化交流雜誌，有大量人文、地理、歷史、政情的內容。這本雜誌兼容並包，意識形態上比較開放，譯文來自世界各國，很大程度上開拓了我的人文視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時沒有網際網路，閱讀雜誌是汲取知識最簡捷的途徑。我比較喜歡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當年潛移默化的結果。後來自己寫作，也是多用減法，注意將一切駢枝文字裁併刪除，力求簡潔。進入快餐式閱讀的網際網路時代後，帖子超過3000字就容易影響閱讀情緒，也不利傳播，這種讀寫習慣卻令我受益匪淺。近年一些報刊邀我開專欄，字數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間(這樣的字數也很適合網路傳播)，我能純熟地「螺螄殼裡做道場」，將信息最大限度地濃縮到專欄文章中。

父親雖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書家，但他收藏的書，對我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已經很奢侈了。我愛讀各種雜書，例如《搜神記》、《山海經》之類的神仙故事及各種稗史類書，這些書有不少是沒有標點的豎排本，我完全靠「硬讀」，學會了古文斷句，逐漸能夠自行閱讀儒家典籍和史書，並迷上了古典詩詞。父親愛讀老莊，向我推薦過《老子》和《莊子.秋水篇》，他還親自講解了《周易》第一章，餘下的要我自行研讀。這些閱讀打下了古文根底，並啟迪了對歷史、哲學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幾位藏書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鈞先生。父親常稱道邵老先生，說每次政協開會，老人手裡都拿著一本書，邊開會邊讀。那時政協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實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質量。後來，我也養成了隨身帶書閱讀的習慣。章伯鈞藏書相當豐富，記得父親從他家借來一套線裝足本《金瓶梅》，但不許我看。

父親書櫥裡的《文史資料選輯》，那時還是灰皮的內部發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從前清、北洋的遺老遺少，到國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時能在政協遇到。第一屆政協的紀念冊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冊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關注對象。我經常纏著父親問他與這些人的關係，他會談起一些相關的往事，評價則有褒有貶。久而久之，我養成了一種對掌故的癖好，後來最終選擇歷史作為專業，與早年的閱讀及挖掘故事的愛好有極大的關係。

某次我發現一個隱秘的小壁櫥，裡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於紅軍長征一節的標題竟是「萬里流竄到陝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發現同一段歷史竟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令我十分震驚。此後，讀禁書成為我的一大愛好。

我進入中學時，開始問父親一些性知識問題，他也不避諱回答解釋。「文革」中我終於從一位女孩那裡，借到了父親當年不許讀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澤東恩准限量發行的「高幹讀本」，每套書都有編號。後來又陸續找到《新階級》等一些內部發行的灰皮書，打開了思維的另一道門。無論出於本能還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嘗，此乃人之天性。讀禁書的習慣延續至今，演變為上網「翻牆」。

上小學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館落成。我去參觀後迷上天文，曾幻想當天文學家，父親比較贊同我將來從事自然科學，又為我訂了《天文愛好者》雜誌。後來不斷遇到各種挫折，天文之夢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響到我性格的形成：對宇宙的好奇逐漸轉化為對事物規律的探索，這種思維境界有助於超脫現實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夢想是成為藝術家。上幼兒園的時候，比較喜歡捏橡皮泥，但繪畫能力較差，小學階段才陡然提高。我對美術的愛好，與父親的文物收藏有很大關係。那時最喜歡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櫥櫃一個接一個地打開，輪番捧著錦盒中的古物，問父親這些東西的朝代和來歷，他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耐心講解，還不時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漸漸我被熏染出一種好古之癖，但出於兒童心理，最感興趣的是古兵器，不時戴上父親收藏的古代頭盔，揮動沈重的青銅劍，把自己想像成一位有萬夫不當之勇的大將軍。

父親收藏的畫冊、法帖和印譜，也是我喜愛翻閱的東西。我對書法及繪畫的興趣，就是從《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訪蘇時帶回的列賓、蘇裡柯夫的畫冊開始的。中學時代正值「階級路線」當道，我自知上大學無望，產生厭學情緒，痴迷於山水畫和篆刻，還用粉筆頭彫刻各種人像，藝術之夢即從那時開始。有天父親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書書體，我就專門跑到西單商場古舊書店，買了一本《說文解字》自己鑽研，無意中又引發了對文字學的興趣。我曾按「桃花源裡可耕田」詩意，自製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畫，一面是篆書，到處晃悠顯擺。「文革」爆發後，大字報的書寫也大大提升了我的書法水平。

「文革」抄家後搬到呼家樓，父親的生活費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時到菜市場買些下水、豬肺之類價格便宜的東西，下廚做成溜肥腸、醬豬肚、豬肺湯等菜餚，以補充動物蛋白。父親的廚藝很不錯。我跟他學會了醃製臘肉，做「醃篤鮮」湯以及一種青田家鄉的特色風味——山粉餃。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於年代已久，開始散架。他找出兩條乾魚鰾，熬成鰾膠，帶著我一起動手拼合粘黏，再用繩索綁緊，第二天解開繩子，整套傢俱修復如初。至今逢年過節，我都能下廚做幾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損壞時，也能親自動手修復。

未能成為藝術家，是我人生一大遺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擁有了足夠的想像力。從父親身上，我不僅學到了生活經驗和動手的能力，也學會了生活的哲學。

二、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獄」的同室難兄鄒韜奮先生，曾對父親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於剛強的方面，但卻不是無理的執拗;他和朋友討論問題，每喜作激烈的爭辯，只要你辯得過他，他也肯容納你的意見，否則他便始終不肯讓步。有些朋友覺得他在爭辯的時候有時未免過於嚴厲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裏是很純潔的，是很熱烈的，一點沒有什麼惡意。」

父親不諱言自己「好辯」的個性，他寫文章也很注重說服力，曾向我介紹經驗說：我撰文立論注重邏輯，經常會為反方假設一位辯護士，提出種種反對自己的理由，通過交互質證導出正確的結論。他在「反右」時曾多次舌戰群儒，甚至與總理面折廷爭。周恩來曾承認「他們說不過你」，後來又說「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父親在整風運動中的言論，主要是對民主與法制、階級關係、個人崇拜、幹部作風的意見，並未超越毛澤東提出的「六條標準」，但他只問真理不畏權勢，被認為「態度頑固」而加重處分，撤職令下達時排名「頭號右派」。

最近，有位從事統戰工作多年的老幹部寫了本書，其中有專文記述章乃器，引用了父親的政協發言、致周恩來書信，以及他的言論簡報和朋友們打的小報告。讀後勾起了我對當年場景的回憶，也解答了一些記憶中的問號。本文將引用其中的部分內容。

父親一直主張獨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協大會的書面發言中，對「大躍進」提出質疑，並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東、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後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座談會上連續四次發言，就經濟建設、政治運動、民主法治等問題發表意見：

潘漢年、胡風沒有審判，憑什麼把他們逮捕扣押幾年，這不是違反憲法麼?關於右派處理辦法，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指示，就是違反憲法。在反右時，《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為他是頭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論罪云云，這是司法機關的判詞，《人民日報》有什麼資格代替司法機關的職權?機關可以判處右派，判處勞動教養，而勞動教養是巧立名目的勞動改造，機關有什麼權力代替司法機關的職權?

……既是敵我矛盾，又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哪裡來的這些辯證法?這是對憲法的蹂躪。

現在只提12條、60條、70條，就是沒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憲法106條。經過1億5千萬人制定的憲法。1957年群眾運動一來就被忘記了，怎麼能使群眾信服?現在政府法令沒有威信，群眾奉公守法精神不夠，司法機關知法犯法。

1957年我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心嚮往之。但我受到了打擊。在舊時代，我們說「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現在是「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沉默了。」現在是「言者有罪，聞者惱怒」。

父親針對「大躍進」的反科學蠻幹，提出：這些年來由於缺乏常識造成很多缺點和錯誤，主張開展一個恢復常識的運動，來教育那些不懂常識的人。比如：學生以讀書為主，教室以教學為主，科學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礎，這些本來連小學生都懂的普通常識，現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領導人講話，重新來規定這些定義，豈不笑話?他舉例說：

《人民日報》經常發表一些違反常識的文章，如現在各地糾正了「一平二調」，而《人民日報》還在宣傳「大河有水小河滿」，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平二調’的思想基礎。

……有些教條主義理論家，還在宣揚家庭是上層建築，也可以消滅。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在1958年這個時期，我們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參加婦女隊，男的參加突擊隊，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協作關係打掉了。

他發言之後曾對人說：我的發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發言時會場寂靜，但見會心的微笑與嘆服的點頭。

在我的記憶中，1962年初曾見父親連續數日伏案寫提案，我看了內容之後，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不久，他在三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兩份提案，我擔心地問會不會招來新的麻煩，他回答：「不好說，反正提案已經印發給每一位委員。」

提案之一是《請大會作出決議，重申憲法不可侵犯的尊嚴，以整肅國家法制，提高社會公德，並加強企業、機關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對1957年被劃「右派」的抗爭。事前他對人表示，提案提出後「不會推出午門斬首，也不會凌遲處死，最多把政協委員去掉」，「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他在提案中說：

《憲法》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認為：「在機關、企業中，非黨的正職必須服從黨員的副職，非黨的上級必須服從黨員的下級，而且認為這樣才算接受黨的領導，否則就是反黨，這就顯著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黨在國家工作者的領導核心作用，不是通過法令規章的制定和實施以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不是通過思想教育以貫徹黨的主義，而僅僅是通過黨組書記、黨委書記甚至黨員個人的特殊地位來實現，那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全國造成千千萬萬個宗派主義的獨立王國，造成分散主義的混亂!離開理論原則和方針政策，片面強調組織性乃至人的依附關係，是不能不走上只問親疏、不問是非的危險的宗派主義道路。

他在引用憲法第87條、89條關於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定後說，「在群眾鬥爭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黨’的‘帽子’，他就被剝奪了言論的自由，甚至是答辯的自由，……當一個人的人格尊嚴得不到尊重的時候，還能談得到什麼人身自由呢?」

他說：「民無信不立，國家必須以嚴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於全民」，對憲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國家事業莫大的不幸」，是「建國12年來最大的一筆浪費」!

在重提「民主」、「法治」、「尊嚴」的今天，反觀父親近半個世紀前的言論，不過是重申了常識，而在當時被認為是向黨「猖狂進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過決議，開除了其創始人章乃器的會籍。同年3月，他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也被撤銷。一連串政治上、經濟上的打擊接踵而來，但父親不為所動，他致信周恩來說：「我絕不能昧殺良心，做一個盲從錯誤乃至助長領導錯誤的誤國佞人，也不能做一個‘國家事，管他娘’的行屍走肉。」

三、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

從「反右」時起，我開始關心時事，小學三年級時，已能較為順暢地讀報。對兒童來說，比同齡人早熟，或許是一大不幸，這是那個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隨著我年齡的增長，父子間的交流也多了起來，許多話題都可以討論甚至爭論。我們的交鋒是從中蘇論戰開始的，他對批判修正主義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及議會道路是正確的，說外交部變成了「外攻部」。我那時每天在學校接受「革命」教育，當他點評某件時事之際，我會嘗試引用老師或報刊的說教來抗辯，辯論中很快自行發現這些論據站不住。

他是一個通讀了馬恩列斯著作並有獨立見解的人，也向來不把背誦教條的「理論家」們放在眼裡。有次我看到國外的一份研究資料說「章乃器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得知後頗有幾分得意。他雖恃才傲物，但自信真理在手，有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底氣。

討論政治問題時，我總是擔心壁中有耳。按理說這不是一名學生考慮的問題，但自從讀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後，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父親：在家說話也要當心。他對我的話很反感，認為自己坦坦蕩蕩，所有的觀點都可以公開。

父親的這類言論，也被陸續匯報上去。例如：「黨應該做導演，可是他們既當導演又當演員，又搞燈光，還當經理」，「這種赤膊上陣的辦法是愚蠢的」，「他們把國家機器放在一邊，事事由黨包辦」，「一個幾億人口的國家，不遵守法律，隨便用黨的名義破壞法律」，「反右鬥爭是違憲的，憲法上只有公民，沒有什麼內部和外部的區別」。他還指出：把「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詩句引用到政治上，我們的人民都是舜堯，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國家無法制，社會無信義，企業機關無管理的現象。

造成三年困難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義;二是供給制思想;三是只要黨、不要國家的「無國家主義」。

他在1962年致周恩來信中說過：「‘馬上得之，不能馬上守之’……在革命時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國家之後，還能再草莽下去嗎?」這一年年底，他總結了從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條經驗教訓，其中談到：

四年來的經驗證明，沒有黨外民主，就更加沒有黨內民主;沒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沒有農村民主。而沒有民主，自然就會發生浮誇風、瞎指揮風，以致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等等。

片面強調組織性，而把原則性削弱了，就可能變成宗派。以親疏定好惡，以好惡定賞罰、定是非，就是宗派主義，所以宗派主義只要組織性，不要原則性。

1963年父親曾預言：「一個統治階級浮誇到這種程度，沒有民主，不要批評，上下欺蒙，不說真話。必然要發生嚴重問題。」這一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第二年又發動了「四清運動」，階級鬥爭成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聖旨。他認為製造階級鬥爭是「無的放矢」，並再度警告說：「官僚主義、過火的鬥爭和唯成分論都是造成不滿的根源。……造成這種形勢之後，又利用它作為進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和事實根據。這樣搞下去，勢必造成階級鬥爭的循環發展。」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兩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終於爆發，將國家拖入一場長達十年的大災難，這場浩劫結束時，國民經濟再度到了崩潰的邊緣。父親在1971年3月10日寫過一封致周恩來的萬言長信，對「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來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曲解，給國家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協商制度造成了破壞，導致了全社會的嚴重災難。其中談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這麼一些人，他們認為，專政就是要將數以千萬計的被專政者宣布為可以讓他們任意蹂躪、侮辱乃至屠殺的奴隸、賤民或墮民，或帝國主義眼下的有色人種，而且不許呻吟一聲，更不許喊冤叫屈。然後他們才算志滿意得地當上新老爺。為要保證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還必須把被專政者隔離開來，免得他們的聲音外傳、上達。

1975年，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摘掉父親的「右派」帽子，周恩來當時有三條指示：

一，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願在國內或到國外可自由選擇。

三，在國內生活予以安排。如堅持原觀點也可以，可作為反面教員。

同年4月25日，父親的老朋友陳雲出面約他談話，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決定。就這樣，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的父親，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後他對我母親說：「戴帽子是錯誤的，摘帽也是錯誤的。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從來就不承認那頂帽子。」

2004年9月7日，我訪問了這次談話的當事人之一張勁夫老人。他回憶當時場景說，談話是在人民大會堂南門的一個小房間裡進行的：「章先生聽了之後沒有講感謝的話，只講我過去講的意見沒有錯……我和陳雲兩個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錯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滿意了。」他還不無歉意地對我說：「我們黨對不起章先生。」

四、遺愛與遺訓

父親的老友許漢三曾回憶說：「我和他交往幾十年，看到他辦事情，總是要實事求是，在參與會議或商量事情時，或贊成或反對，總是態度明朗不作模棱兩可之詞。遇到情況特殊，勢炎逼人，不能反對的時候，他寧肯沉默不語，也不作違心之論，以表苟同。」

他的個性清高孤傲，最反對唯唯諾諾，最看不起阿諛逢迎。他自稱：「我素來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請客，不送禮。」國初政壇尚能用其所長容他做事，隨著個人崇拜的增長和逆淘汰體制的形成，這種個性的人不僅領袖不喜，同僚也無法見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個甲子後再看官場，潛規則也容不下這種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沒什麼特殊感覺。他周圍的人個個有名，對我而言，父親僅僅是父親。1957年父親遭批判時，我尚年幼懵懂。從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錯誤了。但父親堅持自己的見解，聲稱：「部長、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總是要做的。」「現在的問題不是我來認錯，而是他們要糾偏。」他還自撰對聯一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

今年父親節，我重讀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書，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紅八月」之難五週年時，父親的一封五千字長信，我至今引為遺訓。

他在信中回顧平生憂患：辛亥革命時十五歲，從浙江麗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軍;為了國家的利益，兩次自毀家業;過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後，主動走向抗日游擊山區……。

父親談到了誠信做人的原則：

老實是我一生的特點。我記得曾經告訴你，當我還是一個淳樸的山鄉孩子的時候，讀到當時小學教科書國文，內中寫了宋朝的司馬光和美國的華盛頓終身不妄語的故事，給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後，我長期在銀行工作。在銀行工作要講究言而有信——講信用。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實的性格。我曾經因此吃了多次的虧，但我始終不悔，因為覺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過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是一個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大公無私的人。

他一生曾經滄海，始終堅守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懷;晚年身處逆境，「文革」橫遭暴力，全憑頑強的意志和堅強的體魄硬挺下來，活到八十高齡。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經常對我講起的，且時時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自許。

父親在信中還談論了自己的健身之道，並建議我用氣功療法，自療當時所患的胸膜炎，並說：「人決不可以嬌慣自己，更不可以嬌慣下一代。」每讀至此，我腦海中就會閃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風雪交加，本來準備回學校的我，畏縮著不想走。父親激勵說：「做人就要有一股衝風冒雪的勁頭!」堅決把我打發出門。多少年來，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難挫折的時候，我都會想起「衝風冒雪」的教誨。

他在信中還現身說法，談到當公僕須親力親為，歡迎批評，並強調無論對待親人還是群眾，都要懷有滿腔熱情：

不但對你，對別人也是如此;不但現在，過去也是如此。當部長的時候，群眾來信提出重要問題，也是親筆答覆，而且也往往是下筆千言的。但你應該知道，一個七十多歲的人這樣對待你，並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讀，不要再辜負我的一片好意。特別歡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見，能駁倒我。這就證明你真正重視我的信了，我當然高興。歡迎別人批評我的言論，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親一生親歷前清、北洋、國民政府和革命政權，在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瘋狂年歲月中，他堅持反對那些「不符合實際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論」，認為「一個民族的偉大，一個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傳統的，絕不可能一個早上從天上掉下來的。」

「朋友」式的父親確實影響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個全民盲從的年代，社會言論無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堅持獨立思考的種種言傳身教，有意無意間令我養成了「為什麼」式的逆向思維，並在日後的學術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週年將至，前輩們的背影漸行漸遠，「文革再來」的召魂重現江湖，某個地方又發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鼓噪，而且號稱「旗幟鮮明」。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國民性」傳統，至今缺乏客觀、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歷史週期律，通過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屏蔽歷史，才是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獨立思考，仍為今日中國之所必需。

来源:《文史參考》2010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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