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初版於1991年，去年夏天修訂再版。這是楊奎松眾多名著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該書之所以有份量，誠如作者楊奎松自云：它是「到目前為止唯一比較系統地反映了我對革命年代中共成長發展經過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書」。「它比較完整和系統地講述了中共奪取政權的決策過程和影響其決策的種種複雜的內外因素的作用」。「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的由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於整個世界大環境……特別是對於正在崛起中的毛澤東來說，還離不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入侵的影響。否則的話，接連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慘重失敗的中共，何以能由極度弱小而一步步壯大？原本足夠強大並且統一了中國的國民黨，何以會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於無法適應戰後的新形勢、新條件，最終竟被中共所推翻？」結論已然呼之欲出。
毛澤東「中間地帶」論：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 週旋於兩國政策的縫隙間
出於革命的功利主義，順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毛澤東「中間地帶」論並無多大理論色彩，而在於強調中國獨立於美蘇兩國之間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利用兩國之間的矛盾衝突，週旋於兩國政策的縫隙之間，有利則順勢發揮，不利則巧為應付，以實現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目標。當然，革命勝利後不得不向蘇聯「一邊倒」，但毛澤東心中的革命功利主義卻始終未變。
楊奎松在書中舉例，毛澤東從1946年4月22日開始精讀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在「階級社會與國家」一章，他幾乎在每一句話旁邊都畫上槓槓。對講暴力革命之處，槓槓尤粗。在「革命」、「消滅」這些詞旁，甚至畫兩條粗槓。作者指出，「毛澤東所信奉的意識形態完全是從蘇聯來的」。中蘇之間即使存在分歧，「他也仍舊會把兩者間的關係看成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甚至看成是父親與兒子的關係」。1960年代，中蘇兩黨關係惡化後，中蘇兩國衝突不斷，從打口水戰到刀兵相見，即使如此，毛澤東治國治黨治民理念中的「革命」、「消滅」觀絲毫未減，依然是列寧主義的忠實信徒。
該書的深刻見解，都建立在確鑿的論據和真實的數據之上。例如，1945年10月，東北局電告中共中央：蘇軍允許在一個月內向中共軍隊提供步槍30萬支、機槍100挺、大炮15門。這僅僅是個前頭。1947年蘇聯向東北、華北中共軍隊提供15100萬盧布的援助，1948年增至33540萬盧布，1949年更增至42060萬盧布，各類武器裝備源源不斷地交付中共東北、華北部隊，足以裝備幾十萬大軍。這哪裡是「小米加步槍」，而是「大炮加機槍」了。
毛澤東：日本幫了我們的大忙
至於第二次大戰前日本入侵中國的因素，毛澤東在1950年代接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客人時，說得非常明白。他說：「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引自《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頁）據抗日戰爭史專家張振鵾教授解析，日軍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一次次發起進攻，一次次打敗中國政府軍，一次次擴大佔領地，也就一次次「削弱了蔣介石」。
所以，毛澤東充分肯定日本「幫了我們的大忙」。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時的即興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見《「感謝」就是感謝》，《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四期，作者張振鵾）作者再版序云：「這本書講述的一切，可以讓讀者瞭解，歷史上那些成功者實在太幸運了。……如果作為後來者的政治家們不能清醒地認識這一點，以為過去的一切成功都純粹是因為某個偉大的人物堅持了某種至高無上的理念或原則，那就大錯特錯，並且可能釀成歷史的悲劇了。」晚年毛澤東的悲劇，正是這樣的「大錯特錯」釀成的。
原標題：「中間地帶」的革命告訴你：中共何以必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