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革命的鴉片戰爭」
1937∼1945年43∼51歲
延安被叫做中國革命的「聖地」，以共產黨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著稱。真正使延安能夠生存發展，靠的是什麼呢？
延安有兩項重要外援。一是國民黨政府(在頭幾年)的接濟，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0年二月，斯大林親自把援助規格定在每月三十萬美金上。這相當於今天的四千五百萬至五千萬美金一年。
來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農業稅，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叫「救國公糧」。延安所在的陝甘寧邊區公糧數字年年直線上升。有記錄在案的頭五年的官方數字是這樣的(以石計算)：
一九三七年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五二，二五0
一九四0年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二00，000
一九三九年的急劇增長，是因為那年毛澤東開始大規模擴展軍隊和根據地，需要錢糧。徵糧常常靠強制與暴力，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戰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提道，徵糧有「逼死人」的。謝覺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幾十年的老關係，所以膽敢一直記日記。一九四0年天災歉收鬧飢荒，公糧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減少兩三成，可是公糧卻再次翻一番。
當地人怨聲載道，毛也知道這一點。他後來對高級幹部講了個故事，說一天雷雨中某縣長被雷電擊斃，一位農民就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聲稱他瞭解到農民的反感後，決定減征公糧。事實恰恰相反。那個雷雨天和農民的詛咒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個月之後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也就是說，毛得知農民的怒氣後反而加倍向他們徵收，甚至還添上一項新的稅收：公草稅，即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個「裝瘋的人」衝過來打他，「對我有義憤，原因即那年公糧負擔重。」他沒有提到其他悄悄流傳的故事，其中之一說一個農民買了張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來。審問他時，他說：「毛主席不長眼睛。」真實的公糧數字此後不再公開。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陝甘寧政府宣布的公糧數字比實際上起碼少說了兩成。
中共宣傳說陝甘寧邊區的稅收比國民黨地區低得多。可是謝覺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裡寫道：邊區的農業稅跟國民黨地區比並不輕，有的人「交公糧後沒得吃，所交公糧之數幾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糧相等」，「如白玉賓全家四口，收粗糧五大石，須出公糧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實際收的糧不夠交公糧」。
能為陝甘寧邊區帶來收入的還有鹽。鹽很容易生產。根據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邊區有七個大鹽池，「產鹽方法靠天，夏季太陽一晒，水面結晶，稍微下點雨，融去硝質，打下就是。過去只要鹽有銷路，產量是無窮的。」共產黨佔領頭四年，沒有產新鹽，把幾十年的存鹽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鬧鹽荒。」報告說這是因為「我們缺乏遠大計畫」。
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終於看到了這個賺錢的寶貝，開始產鹽。鹽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來源。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出口中，鹽佔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傳說延安處在蔣介石嚴密的經濟封鎖之下。事實上，它跟國統區之間貿易不斷。
鹽產在邊區的東北邊，出口口岸在南邊，運輸全靠農民做義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嶇山路上，稱之為「官督民運」。謝覺哉等人向毛上書，反對這個「人民賠累，荒廢農時，強所不願」的嚴酷政策。但毛告訴他們：「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要農民「農暇必須去，非去不行」。他還在「農暇」二字下加了著重號。
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毛擔心蘇聯不能繼續資助他，找了個新的收入來源：種鴉片。幾個星期不到，延安就買了大量鴉片種子。次年，大規模的種植鴉片開始。
在小范圍內，毛把此舉稱為「革命的鴉片戰爭」。在延安，知情的人們含蓄地說著「特貨」。中共掌權後，這件事在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問師哲時，他先說：「這個東西傳出去，對我們共產黨很不利的。」接著承認說：「是有這個事情。」「鴉片周圍種了很多糧食，是高粱，鴉片種在中間。」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個蘇聯人打麻將時直截了當地問毛，共產黨人怎麼可能「公然種鴉片」？毛不吭聲，鄧發替他回答：鴉片能賺錢，「有錢我們就能打國民黨！」西安報紙上有一個很詳細的調查報告，指出陝甘寧邊區那年種鴉片的地有三萬英畝。
鴉片的主要種植地跟國民黨將軍鄧寶珊的管轄地接壤。鄧將軍是中共的「老朋友」，有個中共黨員作秘書，女兒也是中共黨員，住在延安。他不時造訪延安，還把黃河上的兩個要緊的渡口拱手交給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據地的來往暢通無阻。
鄧將軍本人也種鴉片，號稱「鴉片大王」。他跟毛互相開方便之門。蔣介石曾考慮讓鄧將軍換防，毛一聽說就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要蔣停止調動，否則他要「用武力」，把調來的部隊「消滅之」。蔣只得打消換防的念頭。毛對鄧將軍的感謝從他在「七大」上的講話中可見一斑，他兩次特地提到鄧，一次與馬克思並舉，引得蘇聯駐延安代表孫平發問：「鄧寶珊到底是個什麼人哪？毛澤東居然把他跟馬克思相提並論！」但毛並不信任他的這位恩人。中共掌權後鄧留在大陸，也掛上一連串頭銜，但當他提出想出國看看時，他卻未能如願。
一年的工夫，鴉片解決了中共的困難。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電告周恩來：「邊區財政難關已度過，現黨政軍積蓄資產值邊幣五萬萬以上一(合法幣二萬萬五千萬以上)。」這個數字六倍於陝甘寧邊區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預算七千九百萬元。據蘇聯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賣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鴉片，價值二十四億法幣(相當於今天六億四千萬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書長謝覺哉的話說，中共很「富」了，而這「無疑是由特貨」來的。
延安幹部的生活大為好轉。王恩茂日記裡描述了一頓不算特別的飯局：「開始吃了一頓點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塊、梨子、棗子、花生等，繼續吃了幾十碗菜，每個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從其他根據地來的幹部常常驚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黨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湯。大盆四方塊紅燒肉，讓你吃個夠。我問他們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這麼好？答覆的是你來已減少了一半，過去是八個菜。」
「毛主席發胖了！」鄧寶珊將軍一九四三年六月與毛重逢時恭喜他說。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種鴉片，原因之一是鴉片過剩。有人提議「特貨內銷」，即賣給邊區的老百姓。毛澤東否決了這個提議，農民吸鴉片對他有害無益。
知情的幹部對種鴉片感到不安，毛針對他們講了一次話。謝覺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記道：「毛說我黨犯過兩次錯誤，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種某物(不種度不過難關)」。這樣看來，中共只犯過兩個錯誤，兩個都犯得有理。
對當地老百姓來說，鴉片的主要好處是不再受駐軍騷擾。在此以前，他們的房子被佔據，日用品和農具也被徵用。鴉片帶來財富以後，毛澤東採取措施要改善與當地人民的關係。部隊退還拿用的老百姓的東西，他們得填「賠償群眾損失統計表」等，還幫助農民種田。據毛說，迄今老百姓對共產黨都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外來共產黨人跟當地人之間的關係侷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裡去扭扭秧歌，象徵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來往，都是稀罕事。
鴉片帶來的財富並沒有用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據謝覺哉記載，共產黨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僅五斤。毛一面儲備巨額財富，一面不放過機會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稱蔣介石軍隊要打延安(其實蔣並沒有要打)，要陝甘寧邊區人民「自願捐獻」柴火、菜蔬、豬羊、存款，還有他們終生的積蓄：一點點金子。
貧困給陝甘寧邊區帶來高死亡率。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記寫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縣「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於原因，謝說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沒醫生」。財政部長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說邊區是「財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個故事廣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簡政」，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實際上，毛澤東要征服中國，需要更多的幹部，更多的兵，精兵簡政是不可能辦到的。但這是個有利於宣傳的口號，他便接了過來，利用它把老弱病殘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後分子」，清理出幹部隊伍，送去「參加生產」。為了防止他們尋機逃跑，有特別規定說，對這些人「須安置在較中心地區，一則能使他們安心生產，再則免遭邊境頑固分子之破壞挑撥與勾引。」
即使算上這些被精簡的人，從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機密文件《各級政府及參議會整編辦法》可以看出，邊區政府工作人員總數是「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層，目的是加強控制。毛也以精兵簡政為名，合併最高層的部門，便於自己一手掌控。
人們熟知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有所不知的是陝甘寧邊區毫不遜色。據謝覺哉日記，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來的一九三七年比，鹽漲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萬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報》一篇文章，標題是「娶不起老婆」。裡面說：過去娶老婆費錢是幾十元至一，二百元，現在花數萬元邊幣才能娶到個寡婦。
中共在抗戰中的政策是「減租減息」，但陝甘寧邊區高利貸盛行。原因是政府發放的貸款太少，要靠私人貸款來彌補，利率「聽任民間自行處理」。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記載：「一般放帳利率，去年月息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還有「每集(五天)每萬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後就漲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為了籌款而被迫賣青的農民，有時要價只相當於收穫時糧價的百分之五。
毛統治中國多年後，延安像其他老根據地一樣，依舊窮困不堪。一個對紅色中國熱情澎湃的瑞典人米爾達(J．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這麼一段對話：
米：我剛從延安地區回來。
毛：延安是個貧窮、落後、不發達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個村予裡，我想學習農村的變化……
毛：那麼我認為你不應該去延安。延安又窮又落後，你不該去那
裡的村予……
米：但那裡有偉大的傳統--革命、戰爭--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開端呀--
毛沒等他說完就打斷他：「傳統--[大笑]，傳統--[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