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時是個政治學博士、教授，但在「解放」前他還是個政治活動家，他是五四運動中的闖將，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七君子」之一。建國以後他在復旦大學任教，1957年幫助整風時建議擴大民主、依法治國，結果被劃為右派，受盡迫害；「文革」風暴中更被非法拘捕達五年之久，最後冤死獄中。子女全遭牽累，弄得家破人亡。他生前留有《國家的理論與實際》、《現代歐洲外交史》、《歷史哲學》、《荒謬集》等多種著譯。
（一）
王造時，又名王雄生，1903年出生於江西安福縣，父親為木排工人，以後經營竹木生意，家道中興。王造時小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制八年），1925年畢業，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1928年又去英國師從政治學權威拉斯基教授。1930年回國，被上海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同時聘為教授，並擔任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這時他才27歲。
王造時繼承了中國進步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關心國事，走在愛國救亡運動的前列。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作為清華學校中等科二年級級長的他，立即投身這場反帝愛國運動。他被選入清華學生代表團（清華學運的領導機構），積極帶動同學參加示威遊行，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曾經兩次被捕（一次是在東安市場散發傳單，一次是去向軍閥政府請願）。
1932年底，以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為首的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王造時擔任上海分部執行委員。1933年楊杏佛被暗殺時，他也在國民黨政府的嚴密監視之中。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王造時更加積極地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擔任了「大學教授救國會」常務理事。1936年6月，以宋慶齡、瀋鈞儒等為首的「全國各界救國會」在上海成立，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王造時被推為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是該會的領袖人物之一。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國會的七位領袖人物瀋鈞儒、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李公樸、章乃器、史良突然在上海被捕，強加上「危害民國」、「共黨嫌疑」、「鼓動罷工」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後先後關押於上海和蘇州的看守所裡八個月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在全國人民的不斷聲援和抗議下才被釋放。這七名救國會領袖便被世人尊稱為抗日救國的「七君子」。
王造時出獄後，繼續擔任救國會的領導工作（直至1949年底自動解散），並創辦《前方日報》、自由出版社，在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作為愛國知名人士，他還曾同瀋鈞儒等人擔任過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
（二）
「解放」以後，王造時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文教委員會委員，被選為上海市政協常委。他還在幾家民辦學校擔任董事長等職務，但是真正發揮所長的工作，還是1951年起應校長陳望道之邀擔任復旦大學教授，先是政治系、後轉歷史系。相比起來，當年的「七君子」除了已故的鄒韜奮、李公樸外，都在北京擔任部級高官，而王造時沒有出任什麼行政職務，實際上他也推辭了政府或民主黨派的一些行政安排，決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學上。總的說來，他在「解放」前是愛國、反蔣的民主人士，「解放」後仍然態度鮮明地擁護中共和政府，擁護社會主義事業。
1957年2月，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黨中央特別邀請王造時作為委員前去參加。在北京，他直接聽到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聽取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傳達。他關心國事的積極性受到很大激發和鼓舞。後來，他又受到周恩來的單獨約見，談話間就1941年救國會致斯大林的公開信一事作了溝通，增進了相互信任。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重新活躍起來，全心全意地響應中共的號召，投入到幫助中共整風的運動之中。
他在這次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作了《擴大民主生活》的發言。他認為，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後的、分裂的、被帝國主義欺侮的舊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建設成光明的、促進統一的、強大的新中國，並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獲得極其偉大的勝利，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誰都不能否認。正因為如此，為了把國家的事情辦得更好，防止官僚主義的滋長，防止下情不能上達，以至於演成嚴重問題，就要按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名言向黨提意見，這才是民主人士應盡的職責。如果民主人士不說，一般人更沒有機會說了。他又說：「拿一個或許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還嫌少。」
1957年3月，王造時回到上海之後，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上、上海市政協會議上，以及《新聞日報》、《光明日報》分別召集的座談會上，他又多次發了言。他的基本觀點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之後，應該擴大民主生活，加強法制。
關於加強民主法治宣傳教育問題，他說：「「解放」以來，大家的政治水平儘管都有了提高，但由於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的統治，我們一般人對法治，還缺乏瞭解，並且在生活習慣和處事作風上，始終沒有完全擺脫掉一向重人治而輕法治的殘餘封建傳統。我們一些機關幹部輕視法律的規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時犯了有法不依的過失，這都是人治主義的表現。過去對於法治的宣傳實在做得不夠，今後應該特別加以注意，作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務必使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憲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須按照法律行事。全國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黨固不可以黨代政，也不可以黨代法。這不僅對於人民是一種保障，對於黨的威信也是一種保障。」
關於切實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利問題，他指出：「依據憲法，我們有廣泛的民主權利，但是我們還沒有通過普遍的立法來把它完全實現。例如憲法裡面有二十幾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據法律’、‘服從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樣，但這些有關法律大部分都沒有制定出來。···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法的，什麼是犯罪，在什麼範圍內自由，在什麼範圍之外沒有自由，如何審判，如何處罰，在許多地方還缺乏明確的規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夠安全之感。」
關於建立監督制度問題，他說：「黨的領導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為了進一步保證黨的領導更加健全無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黨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我覺得這個政策盡可以擴大到人民團體，因為人民團體所代表的群眾比民主黨派更多。···中國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獨立和公開的彈劾權，在歷史上曾經起過作用，也許我們可以考慮把政治協商委員會已有的視察工作擴大為類似御史的彈劾權。這不但可以具體而鮮明地充實互相監督的作用，而且還可以培養和發揚中國歷來士人氣節的優良傳統。」
關於推行基層民主管理問題，他說：「民主的真義不僅僅是為廣大人民謀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來當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民主特點。從革命的發展的過程來看集中或許是先行於民主；但從制度的本質上說，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礎上談集中，這集中才是健全活潑的。缺乏民主基礎的集中是滋長官僚主義的溫床。」「應該使生產者在他生產單位內，充分參加管理。···如果在這些基層組織裡打下了民主基礎，廣大勞動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權利，培養了民主生活的思想和習慣，那麼民主就生了根，就會開花結果。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便不是任何反動勢力所可以滲入而破壞的。」
從王造時的上述發言，可以看到他確實是懷著愛護中共、愛護社會主義的心意，拳拳進言，誠意可鑒。而所述的觀點更是難能可貴的真知灼見，如果當時為政者能夠聽進去幾分，中國的歷史也就不會走如此之大的彎路，中國人民也就不會遭受如此之深的苦難！這些觀點，直至三、四十年以後才逐步被執政者所認可，如今已寫進了許多重要的政治文獻。王造時不愧為我國民主和法治思想的先驅者，可是他卻為提出這番建言、提倡這些真理，付出了多麼沈重的代價！
六月初，反右槍響幾天之後，他便被作為「右派」遭到劈頭蓋臉的批判，上述良言忠諫，全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狀，還誣指他「自比魏徵、向黨進攻」，誣指他要「點火基層、搞亂天下」。上海政協政法組、上海法學會，連續六天輪番批鬥，還在報上大張旗鼓地刊登批判文章；而且「新賬老賬一起算」，把1941年他為救國會起草的致斯大林的信說成嚴重的反蘇罪行，把周恩來同他談話時提及的救國會的事，說成他妄圖恢復救國會以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在這種瘋狂又蠻橫的口誅筆伐之中，王造時被推進了百口難辯、萬劫不復的深淵。
（三）
所謂「嚴重的反蘇罪行」，是指1941年他受救國會委託起草、由在重慶的救國會九位領導人（瀋鈞儒、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史良、王造時）共同簽名的《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這封代表救國會共同意見的信件，竟被說成是王造時一人所為，甚至有人說是他強要別人簽名的。
那麼，這是怎樣的一封信件呢？
事情起源於1941年4月13日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條約共四條，主旨是「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倘若一方與其他國家發生敵對行為時另一方「應始終遵守中立」。這份條約還附有一份宣言，其中寫道：「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1941年正是日本侵佔了我國半壁江山、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處於特別艱困的時期，在這一緊要關頭，蘇聯竟公開表示要在這場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中保持中立，與侵略者「保證維持」「和平與友好邦交」，而且竟然發誓要尊重日軍一手扶植起來的偽滿洲國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怎麼不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戰鬥中建立起來的「全國各界救國會」，理所當然地對此感到嚴重關切，經過集體討論後決定發表公開信，指出這一協定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的，對此表示很大的遺憾。現在看來，蘇聯此舉實在是一種民族利己主義的行為，它為了一己的利益，不惜將禍水南引，讓戰爭的火焰燃遍整個中國；而且違背國際正義，承認並維護日軍侵佔我國東北、扶植傀儡政權的合法性。王造時和救國會領導人起草併發表這樣的公開信，完全是正義的愛國主義行為。可是在1957年，這卻成了一條嚴重的「罪狀」，是非顛倒已經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
（四）
被劃「右派」以後，王造時被降職降薪，剝奪了講課的權利，放到圖書館當管理員。他的家庭也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他的髮妻此前已經病逝。兩個兒子和大女兒均有精神疾患，由於嚴酷的政治壓力，病情不斷加重，先後住進醫院，高額的醫療費用使得家庭經濟極為窘迫。他的幼女在復旦大學物理繫上學，親眼目賭父親遭受殘暴的批鬥，由於同情父親的冤屈遭遇，竟也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畢業後下放復旦的玻璃工廠勞動。這種局面勉強熬到1960年，王造時總算獲得「摘帽」，可是全家還沒有緩過氣來，一場更大更加凶猛的風暴「文化大革命」，又使他們大難臨頭了。
1966年「文革」開始，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紅衛兵一次又一次地登門抄家，每次都是翻箱倒櫃搜索「罪證」、拳打腳踢逼迫「交代」，弄得王造時一家無法安寧。到了十一月下旬，一夥來自復旦大學的紅衛兵竟然進駐王家，對他進行「隔離審查」，輪番拷打批鬥，連續折騰了42天，然後以「群眾專政」的名義，把他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這正是三十年前他因抗日救國而被國民黨關押的地方。從此以後，他便開始了長達五年的牢獄生涯，既沒有批捕手續，也沒有開庭審訊，也不許家屬探監（即使要家屬送衣送物，也由看守轉交，不許直接見面）。自他入獄以後，工資停發，他的後妻憑著微薄的工資收入，實在難以支撐全家的生活，更無法支付日積月累的兒女醫療費用。他的長女和兩個兒子在幾個月內先後病故；他的幼女被紅衛兵剃陰陽頭遊街，受盡屈辱，長期鬱抑，後來得了癌症離去。王造時自己，禁不住長期牢獄中的飢餓、虐待和折磨，終於一病不起，於1971年8月冤死獄中，時年僅68歲。
六年之後，「文革」落幕，暴政告終，王造時的冤案隨後總算得到了「改正」，上海各界還為他開了追悼會。可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愛國誌士，一個才華出眾的知識精英，卻已含恨歸天、無法再世；一個本是完整平靜的家庭，此時早已破碎消失、無法重現。一番折騰，人世間消失了一群鮮活的生命，山野間平添了幾個孤寂的土墳，何其悲滄，何其荒唐！而這，還只是中華大地上的一角而已。
附：王造時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把鳴放的重點放到基層上」
首先，王造時讚頌了整風運動，他說：「作為一個開國當政的黨，主動地、及時地運用大力，在全國範圍內，來推動這麼一個全面揭露矛盾、公開批評思想和工作的運動，在人類歷史上，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認為通過整風鳴放，「黨的威信在全國廣大群眾的心目中不僅沒有減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裏頭的話吐得越淋漓盡致，大家越體會到黨究竟是我們自己的黨。」
王造時為知識份子講了話，他說：「我深深地感覺，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作為整個階層來看，確是有著毛主席所說的志士仁人的傳統。這個傳統是我們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過去對它估計不夠，黨今後應當更多多加以愛護。」在知識份子這一方面，他認為，「我們今天的責任，是要本著搞好事情的精神，繼續放鳴，徹上徹下的放鳴下去。」
「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說來，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越多。它阻礙了我們的生產進展，影響了我們的建設計畫，損害了我們廣大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官僚主義的行為，不管是有心或無心，實際上等於假借黨的威信和國家的名器，作了害黨害國的事情。正如周總理所說，官僚主義者在黨與群之間築起了一座牆，挖了一道溝，弄得愛國愛民愛黨的人，儘管滿腔熱誠，想為社會主義建設，盡其一磚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擋在牆溝之外，淒惶失所，想不通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國家有前途而個人沒出路。」
（原載《文匯報》1957年5月21日）
參考資料：《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葉永烈：《五七年的血淚》（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葉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