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手抄聖經，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近年來，一些中國官員經常成為網際網路明星。使他們躍升成明星的主要「戲碼」，不再是貪污腐敗的金額之鉅，也不是其擁有的情婦數量，而是官員們自己記錄的情色日記之類。至於官員那些紀念自己淫亂史的另類收藏品，則是這類情色日記必備的附加物，深藏在各檢察院的案卷裡。
這些「情色日記」已驗明主人正身的已有幾單：廣西來賓市菸草局局長韓峰的情色日記、江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吳志明創作的《快樂日記》。湖北恩施來鳳縣副縣長鄧國建的43篇日記因其本人堅決否認，尚有待事態發展。從日記主人身份來看，以吳志明官階最高，至少是廳局級。日記內容也很能體現其「政策水平」，居然將自己平日撰寫《政府工作規劃》，比如常見的「第X個五年計畫」之類的能耐用之於性生活，為自己發展性夥伴定了個「五年規劃」，決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 1000個女人、其中良家婦女的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
中國歷史上文人士大夫有寫日記的傳統，這些日記往往成為後世史家重要的資料來源。研究者從日記中找出一些散落的歷史碎片，與正史互相參照，有助於還原歷史事件及風貌。但觀諸歷代筆記，還從未有過這類展露官僚群體污穢不堪面目的情色日記。只能說這是時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中國文明的另類貢獻吧？
晚清世事多變，文化人與士大夫尤其敏感，借寫日記以紀時世之變，澆心中塊壘。不少人將寫日記當作日課，持之以恆。今天人們能看到幾十萬言乃至二百幾十萬言的日記，就是這種精神產品。如晚清三大日記家當中，有曾任光緒帝老師的翁同龢所寫的《翁文恭公日記》，還有詩文大家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普通人的日記也有不少，比如徽州博物館就藏有徽州婺源（今屬江西）農村秀才詹元相（1670年－1726年）的《畏齋日記》，記錄其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清代文人士大夫寫日記，主要是用作反省工具，以磨煉自身，提升自己道德品質。這方面曾國藩與翁同龢就是典型。曾國藩每日以八事自課，自訂了每天的任務，強製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責改正。連自己出去參加他人壽宴說多了應酬之語，都在日記中責備自己「語多不誠」，力誡自己改正。李慈銘曾因給人寫文章嫌所得酬金少兩次致書要求增加酬金未果，在日記中責備自己不自重。另一種類型則是記錄學業，督促進修。比如郭嵩燾就經常在日記中敘述學習內容併發表評論。
概言之，清代文人士大夫以自警自勵為目的寫日記，對於人的健康成長，養成學識、堅守氣節起著重大的鞭策作用。其中一些人如實地撰寫日記，不斷反省，終成一代人才。此風後來影響到民國人物，亦有不少珍貴的日記留傳下來。降及毛澤東統治時期，羅織思想言論之罪成風，寫日記成了極為危險之事，但保存下來的還有不少日記，如《顧准日記》不僅真實地記下了顧准所目睹的大躍進之後河南農民的生活慘狀，而且貢獻了他的理論思考。讀者從這本日記中能夠很強烈地感受日記主人憂國憂民的情懷。
也許有人會如此為刻下貪官的情色日記辯解：清人所寫日記是準備公開示人的，這些貪官日記只是準備留給自己看的，二者沒有可比性。
關於這點，早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寫日記成風的時代就已經有人討論過。籍忠寅在《桐城吳先生日記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日記者，固錙銖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意思是說日記雖是私人記錄，但因其坦誠書寫自己每天的行狀心思，沒有不可以告人的東西。人們普遍接受這種看法：君子之日記，心懷坦蕩，可以給人看，但不以讓人閱覽為目的。所謂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後就無能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與否的問題了。
說到底，所謂日記雖然是私人記事記情，但個人是社會的成員，所寫日記所反應的不但是日記主人的個人人格，還能反映其所處時代的「國品」。現在中國官場極度糜爛，官僚集團成員的私德公德大都已墮落至爛泥潭中，每天所謀之事無非是竭澤而漁謀「發展」（為創造GDP虛飾政績不惜破壞生態），竭盡腦汁謀升遷，竭盡全力撈金錢，竭盡體力嫖女人，竭盡心力謀外逃。在這樣的宦海中浮沉，貪官寫的日記最後成了貪腐縱欲寫真，也就無足為怪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