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學生時沒有上過林濤先生的課，但是後來我跟林先生有過像上課一樣（也許應該說是比上課更加）嚴肅認真的談話。我寫文革歷史，訪問了他，聆聽他講北京大學的文革歷史。他的談話記錄，和我做過的大量採訪筆記一起，矗立在縱貫全牆的長書架上，從書房的一邊排到了另一邊。我一直想把正在寫的《63名受難者和北大文革》新書一完成就請他看，但是現在已經永遠不可能了。
林燾先生給我的印象首先是和藹從容。兩位與他相熟的同學告訴我，林燾先生曾和他們談文革經歷。於是我就想訪問他。儘管當時我已經為文革歷史做了很多次訪談，但是我仍然感到每次都依然相當吃力。實際上，文革訪談的場面常常發生些緊張感。原因顯然是因為這話題至今仍為權力當局所不准。當我一提出要求，有的人自然會馬上想到是否會惹麻煩。另外，因為和我素不相識，所以被訪者對我個人的動機和目的也會懷有疑問。我自己從本性上說就不是一個善於社交的人，所以儘管我的動機和研究方法都很簡單，要對受訪者很快做出一個明白清晰而且令其相信的解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當我問林濤先生是不是可以訪問他時，他說，好啊。接著我們就約好了一個時間。他的口氣平和，表情從容，就好像班上認識的學生來請教一個漢語語言學問題--他熟悉精通的專業。他的和藹從容讓我有了輕鬆感。
關於文革的採訪會有緊張感，顯然和人們的不安全感有關。這種不安全感的存在是合理的，因為在文革的殘酷境遇中生活過來，人們自然就會缺乏安全感，因為他們確實不安全。在壓迫的環境中，一個人如果沒有足夠的警覺，顯然很難生存。但是這種不安全感本身其實也很可能成為一種心理病症，給人帶來傷害還不為人知。這一點說起來也許是有點太抽象，但是感受起來卻是很具體的。
和林燾先生談過話後，我想，林燾先生和藹從容，最深的原因是，他想告訴我的是他瞭解的文革事實和他的思考。他的敘述和判斷，是出於對事實和真理的追求。這就是他的主要關懷，別的因素都不那麼重要。本來，在理論上，這是一個當教師的人應該有的方式，但是在現實中，尤其在對待文革歷史這一特定案例中，並不是有很多人能這樣做的。
林燾先生在文革中是中文系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之一。他曾經長期被關押在校園監獄中。現在誰要敢在校園裡關押人，恐怕是要被當作「綁架罪」處罰的吧。那時候北大裡卻建立了大小各種監獄也就是所謂「牛棚」數十個。現在的考古博物館所在地點，就是當年最大的校園監獄，被稱為「黑幫大院」。他告訴在那些校園監獄裡身經目睹的種種迫害和暴行。他告訴我事實的同時，也袒露了他的正義原則。我知道相當多的人對文革的罪惡已經缺乏正義感來指責，因而也就遺忘甚至否認文革暴行的存在。林燾先生卻不是這樣的人。
林先生告訴我，化學系職員林芳是他的遠親。1968年，林芳的丈夫，化學系教授副盧錫錕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參軍為幫助中國抗日的美國軍隊作英文翻譯，1968年為這樣的所謂「歷史問題」遭到迫害而「自殺」。他服下劇毒殺蟲藥「敵敵畏」，毒性發作後極其痛苦，用刀砍爛了自己的手臂。林芳在一個月後也「自殺」。我在這裡使用了引號，因為這些都不是通常意義上說的自殺。這些人在自殺前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在北大，這樣「自殺」的人有49名。這樣血腥的罪惡，近四十年來沒有得到記載。如果林先生不說出來，後來的北大人只會對這種水洗一樣的遺忘本身也渾然不覺。（在我的《文革受難者》書中記載了659人的悲慘遭遇，林芳盧錫錕夫婦也在其中。）
林燾先生講述了他自己1968年他在那座校園大監獄裡的日子。連他在內，中文系有十一人被關在那裡。其中有十名教員，一名幹部。半年以後，他從那座大監獄出來以後又進了中文繫在19樓的小監獄。他說一度還壓力似乎有所減輕，因為整人者那時忙於「揪」新的一批「牛鬼蛇神」，中文系又有五名教員被關了起來。他告訴了我所有的名字。這一點也給我很深的印象。林先生不但記得自己的痛苦，也記得別人的痛苦。他不是個視野狹小只顧一己的人。他的同情和關注是闊大的。也正因此，他對北大的文革暴力迫害有相當全面的記憶。
他沒有向我炫耀他的道德原則，但是他的敘述向我顯示了他真的持有這些高尚的原則。另外，他也沒有隱瞞他的弱點和狼狽相，甚至是在一個並不相熟的晚輩學生面前，而且這個學生會把這些並不能令人自豪的事情寫出來。
他說，在「牛棚」中有「監規」：看守人員叫到誰的名字，就必須馬上立起來走過去。那裡還關了一位教授名叫「林超」。「林燾」和「林超」聲音相近。每次叫到其中之一，他們倆都一起跑，怕去慢了挨打。在「牛棚」中打人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事情。林超是地理系教授，已經去世。
他說，他曾和中文系章廷謙教授關在一間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謙說，他很苦惱，因為馮友蘭教授說他在西南聯大時是國民黨區黨部委員，那樣就是「歷史反革命」了，但是他並沒有當過。後來，軍宣隊在大操場召開全校大會，把章廷謙當作「抗拒從嚴」的典型用手銬銬起來塞進一輛吉普車當眾帶走。林燾先生怕被戴手銬抓走，就承認了他們逼他承認的要炸水塔（並無此事），然後得到了「在黨的號召的感召下坦白罪行，予以從寬處理」的「結論」。他感到內疚，軍宣隊利用章廷謙作犧牲品製造恐怖氣氛的手段在他身上奏效了。
（章廷謙的「歷史反革命問題」，在數年之後據說調查清楚沒有了。1980年代，學者錢鐘書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講話中責備馮友蘭給章廷謙先生帶來災難，妻子瘋了，兒子自殺。1990年代末，馮友蘭家人指控錢鐘書誣蔑了馮友蘭，還說要找律師起訴--後來沒有做。當時錢鐘書先生已經病重住院無法作答。報載這場爭論的結局是，錢鐘書先生的妻子楊絳出面說錢沒有這樣說過馮。事情就此平息。令人驚訝的一點在於，章廷謙和林燾等先生受到的迫害，在這個爭論中被放在一邊了。另外，對於發生在北京大學的大規模文革迫害——63人被害死，佔全校總人口的二百分之一，長期以來一直不見報導和記載，更不見分析和研究。而且，也看不到當年施害者的懺悔和道歉。在公眾記憶中，文革的大圖景和個別事件都變得模糊不清。這是怎麼造成的呢？為什麼要這樣呢？）
林燾先生也是最早告訴我1968年6月18日為「紀念」北大文革暴力迫害發生兩週年而舉行的更大暴力迫害的人。在1966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大規模的對文革對象的暴力行動。由於毛澤東把這天的暴力行動稱為「革命的」，從而導致了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在全國興起，造成了無數人的死亡和被打殘廢。在北大，從當時的北大報紙可以看到，對這個日子多次舉行「紀念」活動，實際上就是不斷強化暴力思想和實施暴力行動。其中1968年的這一次規模最為巨大。200名「牛鬼蛇神」從校園監獄中被押出來，從臨湖軒到大飯廳，路兩邊擠滿了人用棍棒和樹枝毆打他們。然後他們被分到各系，繼續遭到各種體罰和毆打。這是北大歷史上最為野蠻和黑暗的一天。是應該被記住並且加以分析和研究的。林燾先生告訴我那一天發生的。我意識到，對於這一天的歷史意義的評估，實際上也取決於歷史的記憶者和書寫者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那些把人的生命和尊嚴不當回事的人，就會否認這一天或者假裝忘記或者真的也忘記了這一天。林先生記住了。
林先生自己也是那一天排隊過「夾鞭刑」的人之一。他說到，在一片「打倒」聲中，他走在王力和朱德熙先生後面。兩邊棍棒打來，走得快一點就可以少挨些打。王力先生被打得摔倒在地，而且眼鏡也被打飛在地上。王力先生比他們二人年紀老，而且深度近視，離了眼鏡什麼都看不清。林燾先生說，當朱德熙先生覺察到王力先生摔倒，立刻回身停下，把王力先生扶起來，並且把眼鏡檢起來，給王力先生戴上。就在這時候，朱先生頭上挨了棍子，血流滿面。
林燾先生說，文革後的一天，他和王力先生同行走路。王力先生問他，6月18日那天誰扶了他？林先生說：是德熙。
朱先生的名字由林先生字正腔圓的聲音說出，在聽覺上都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認識朱德熙先生。他也是中文系的老師，也是個和藹從容、善意寬容的人。在那樣邪惡恐怖的場面中，他能回身照顧年老的師長，扶起他，幫他拾起眼鏡，實在表現了當時難能可貴的善意和勇氣。另外，在那樣的時候並沒有什麼考慮的時間，支持他這樣做的，應該是一種深植於心的道德精神。我進入北大和認識朱德熙先生是在文革之後。聽了林燾先生說的這段故事，使我想到，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溫和善意，其實並非如有些人想的是因為一直生活在文雅優越的環境中才有的（這應是一個原因）。他們經歷過文革和其他磨難。他們的和藹從容是經歷過煉試考驗的，是他們的成熟的選擇。革命並沒有能摧毀他們的道德和價值觀念。這種和藹從容是一種道德、心理和智慧的境界。
林燾先生能觀察和記住朱德熙先生那時候做的這樣一件事情，其實也顯示了他自己的道德原則和為人。那些權力慾望旺盛、缺乏同情憐憫之心的人是不屑於記住這樣的事情的，更不可能有什麼「見賢思齊」的願望，也不會在多年之後講給一個晚輩聽。當我聽到人們用十分不同的口氣和詞語來描述他們經歷過的文革歷史的時候，我常常會看到敘述者自己的道德原則在其中的作用。
北大文革毀滅了63個人的生命，還破壞了什麼呢？在我今年完成的一篇文章《摧毀日記的革命》中，我寫到了北大人怎麼在文革中停止了寫日記。除了日記，還有什麼呢？顯然還有校園文明和私人道德。文革動員學生打老師，又強迫老師斗老師。想想那些用打人來「紀念」打人的野蠻和殘酷吧，還有那些迫害老師同學而且至今不思道歉的道德水準吧。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可以像林燾先生那樣，在不忘卻受難者和罪惡的同時，也看到和記住在文革的暴力和黑暗中的道德的閃光。
道德的光亮是通過人來承載和體現的。朱德熙先生去世多年了。現在林燾先生也已去世。然而，我想，我們還可以把他們的美德寫下來，讓他們的故事通過文字來和我們永遠交通相連。我還採集到了類似的這樣的故事。所以，我會在我的新書中設立一個專章，來記載北大文革中的好人好事。並不是要找到完美無缺的人才值得我們效仿，而是人們的美麗的行為應該被記錄下來，然後，會像天空的閃亮的星星那樣照耀我們的精神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