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躍進期間的照片顯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當時各地競相偽造糧食高產，種下大飢荒惡果。
中國的南方都市報近日刊載了回顧中國1958年到1962年期間從大躍進到大飢荒的長篇紀實報導，通過當事人的口述，記錄了那場曾經餓死幾千萬人、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絕人寰的災難。半個世紀過後，那段歷史在中國大陸仍是少有人觸及的敏感話題。
南方都市報9月28日以兩個版面的篇幅發表了首席記者韓福東的長篇紀實報導《躍進過後是飢荒──川東三年「災害」紀實》。韓福東在四川東部達州市找到了幾位經歷過大飢荒年代的人，請他們講述目睹的歷史。
自然災害是人禍
70多歲的朱全森老人當年是鄉里的一名教師，說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地出現的幾十起人吃人的案例時，他頗感悲傷。朱全森後來參與了《達州市志》的編纂，主筆大躍進等政治運動。他對南都記者說，那場所謂的自然災害其實更是一場人禍。他說，1959年到1961年，當地連續三年旱災，但其實栽秧期間稻田裡是有水的，在正常情況下根本餓不死人。
川東地區的村民對韓福東說，提到大飢荒就不得不說起大躍進。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一路線和後來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大力推行，讓農民離開土地去大搞工業。這所謂的「三面紅旗」還剝奪了農民的自留地，虛報糧食產量的風氣也在全國風行。這一切都為後來的大飢荒埋下了伏筆。
大飢荒歷史不能忘卻
1959年春大飢荒開始蔓延之際，18歲的楊繼繩是湖北省的一名鄉村教師。4月裡的一天，他被兒時的夥伴從學校叫回家中，因為父親已經餓得不行了。楊繼繩回到家中，發現父親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餓得皮包骨，而家裡一顆糧食也沒有了。三天後，父親與世長辭。
楊繼繩(資料照片)
楊繼繩後來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在新華社當了35年記者。現在，他是政論歷史刊物---《炎黃春秋》雜誌的副主編。2008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近百萬字的作品《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從90年代起，楊繼繩花了10餘年的時間，跑遍了中央和中國十幾個省的檔案館，走訪了大量的當事人，積累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完成了這樣一部記錄大飢荒的作品。而這個題材即便在那場災難過去半個世紀後，在中國大陸也少有人碰觸。
楊繼繩說，父親的去世和記者的責任感鞭策他完成了這本書。他說，大飢荒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這樣一場國家、民族的重大災難必須要記錄下來，讓後人不能忘卻這段歷史。
集權制度是禍根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指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國的氣候屬正常年景，而這期間中國各地共餓死了3600萬人，其中山東、湖南、四川、安徽、甘肅、青海等省份情況最為嚴重。
1961年，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湖南農村進行了為期44天的考察後說，大飢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要毛澤東公開檢討。楊繼繩則認為，大飢荒其實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他對美國之音說，大飢荒的禍根是集權制度。
楊繼繩說：「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權的制度，剝奪了老百姓創造財富、增加財富的權利，讓老百姓自己通過勞動來尋找食物的權利都沒有了。政治的權力控制著每一個人的大腦，控制著每一個人的腸胃。吃什麼、吃多少，都是權力控制的。權力不給他就餓死。」
解決危機必須改變制度
楊繼繩認為，從大飢荒到現在，基本的政治框架並沒有變。他說，從大飢荒中今天的人們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值得警示的教訓。
楊繼繩說：「中國當年面臨的很多問題，社會不公平也跟這個制度有關係，所以當年的社會危機比較嚴重，社會矛盾比較尖銳。要走出危機、緩和矛盾，也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改變。」
否認大飢荒是對歷史的無知
《墓碑》出版後受到了以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誅筆伐。他們質疑這本書的歷史真實性，認為餓死3600萬人的說法毫無根據。一些人甚至指出，楊繼繩的父親並不是餓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楊繼繩說，批評他的這些人很多都沒有看過他的書。他說，不少年輕人對今天的社會不公感到不滿，以為過去比現在好。要是說毛澤東不好，他們就不高興。楊繼繩說，其實這種想法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楊繼繩寫道，寫這樣一本書，除了是為父親和3600萬因飢餓而死去的中國人立碑外，也是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當今中國發展的階段，幾年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應該很難再發生，不過在高度集權政治統治下的中國，出現其它災難，乃至意想不到的災難卻是難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