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導致全國飢荒，一名農民將餓死的孩子埋葬(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50年過去了，朱全森仍無法忘記那持續多年的飢餓體驗。
1959年，當飢餓在四川省東部蔓延開來時，26週歲的朱全森，是四川省達縣專區（現為達州市）碑廟鄉中心校教師，「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數十年後，他參與《達州市志》三卷本的編纂工作，主筆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對那段歲月有刻骨銘心的反思。
朱全森說，在三年災害期間，達縣專區（下轄達縣、巴中、通江、宣漢等縣，1992年撤銷），出現過數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讓他頗感悲傷。「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國很多地方都發生過。」這並非秘密。在王光美、劉源等人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中，也曾記載，劉少奇曾在「七千人大會」後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
《達州市志》稱，1959年∼1961年，達縣專區連續三年旱災，1959年6月30日起，達縣、宣漢等地持續伏旱49∼67天，1960年，各縣伏旱20∼47天，1961年夏全境乾旱及中南部伏旱（大竹縣54天），使糧食連續三年減產。不過，朱全森更願意用「人禍」來形容這場災害，他和達州市公安局文史工作者何大地均對南都記者說，那三年，栽秧時節水稻田裡是有水的，那點乾旱在正常情況下根本餓不死人。
給那段慘痛歷史做註腳的數字是，1962年，達縣專區總人口354.2254萬人，比1958年減少30.4396萬人，年均減少7.6099萬人，年均遞減19.78%；而在1950∼1957年，人口是呈增長態勢的，年均增長率為16.81%（據《達州市志》）。官方的人口統計是否準確，仍有很多爭議。達縣縣委黨史研究室在編著《中國共產黨達縣歷史第二卷（1949-1978）》時，就迴避了該縣死亡人數，僅提及「1961年春，全縣10餘萬人出現水腫病。」據達縣縣誌，1961年達縣人口88萬餘人。黨史研究室主任楊吉文對南都記者說，「統計數字是失真的，和實際與推論不符合，死的人應該更多些。」
「達縣專區餓死人的情況，在四川算嚴重，但不是最嚴重。專區內部也不平衡，要看地方領導的領導水平如何，有的領導更過火，有的手軟些。達縣專區11個縣，災害最嚴重的是宣漢縣，而宣漢縣內也不平衡，基層執行並不完全一致。」朱全森說。
這一段餓死人的故事，是從「大躍進」開始的。
「我叫我兒子、孫子以後都畝產萬斤」
周永開，生於1928年，是民國時期加入中共地下黨的老革命，「大躍進」開始時，他是達縣專區巴中縣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
「1958年，巴中縣大煉鋼鐵、大辦水利，把農民抽走，農田裡沒勞動力了，糧食都沒收回來，紅薯在田裡都爛掉了，但後來還算到總產量裡去了。」周永開對大躍進的回憶，從農田荒廢開始。他對南都記者說，在1958年之前，全國經濟上升，大環境很好。而轉折就發生在1958年。
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被提上日程。總路線、大躍進與隨後出現的人民公社，被稱為「三面紅旗」，開始在全國大力度推行。
「大躍進」語境下，達縣專區也開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工業上號召「超英趕美」，組織了大約85萬人的鋼鐵大軍，建成土高爐上萬座，鐵質的生活用品和碑、鐘等文物都被拿去煉鋼了。僅宣漢縣，就有4557間農民住房、5997間牲畜圈舍和1659萬株成林樹木被拆毀砍伐，充當燃料。農業上，則實行人民公社體制，統一勞動和吃飯供給。
「大辦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家冒煙做飯，農民也沒自留地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和四大自由（雇工、貿易、借貸、租地）都當資本主義尾巴割了……沒有三面紅旗，農民要好過得多。」時為達縣專區黨委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嚴宗全對南都記者說。農民的命運和人民公社緊緊捆綁在一起，為此後的災害埋下了伏筆。
朱全森說，為響應「一大二公」的口號，「我們那兒就把兩個食堂合併成了一個，小李家溝的人都要去大李家溝吃飯。開始時，有的婦女覺得還可以，因為不做家務了。後來從覺得不合口味開始，慢慢問題越來越多。」
但在1958年，吃飯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按受訪者的說法，事實上，雖然有農作物腐爛在農地裡沒有收割，但這一年的事實糧食產量較1957年為多，這一年並沒出現餓死人的情況，當時的口號是「敞開肚皮吃飽飯，鼓起幹勁搞生產」。也是在1958年，「大放衛星」的風氣開始在全國流行。「糧食都估產很高，從畝產千斤到畝產萬斤。」周永開說。
當時四川省委書記在四川省大躍進上頗費心思。「他講要畝產萬斤，有一次，溫江一位地委副書記說，達到畝產9800斤了。四川省委書記說：只9800斤，一萬斤搞不上？這位地委副書記說，沒得行了，只9000多斤了。省委書記說：我叫我兒子、孫子以後都畝產萬斤。」周永開提及這段往事時，也注意到現在袁隆平超級稻畝產剛剛突破900公斤。
「不相信農民會種田」
為了達到高畝產目標，和國內其他地區一樣，達縣專區也採用了很多辦法。
首先是劃分了很多試驗田，並在耕種方式上力圖革新。比較帶有時代特色的革新包括密植和深挖，這和農民傳統種植方式相去甚遠，但舉國上下強制推廣。
朱全森記得，1959年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叫去種植試驗田。「幹部在一邊指手畫腳，叫我種第一行，我就按照密植的要求種了。區委書記表揚我，說我的‘四方兜’密植很好，又問我是否會‘梅花秧’種法，我說會。他讓大家都這樣種，我們七八個人栽了一下午秧苗。後來沒人去收割。太密了，根本不產糧食。」「四方兜」也好、「梅花秧」也好，一個共同點是密植。
密植不產糧食的現實，並沒有得到及時糾正。朱全森說，到了1960年，四川省又發起「三個一」運動，要求栽秧的行距等都要保持一致，試驗田種地都要拿著尺子，一邊量一邊栽，「太密了，不僅費種子，而且耗工誤農時，十幾個人一天也就載一畝秧。」更關鍵的是，影響收成。示範田，大家要嚴格按要求密植，非示範田就好些。
深耕的經歷同樣慘痛。1959年，朱全森工作的碑廟鄉組織機關幹部和右派份子40多人，去中心校後面一塊田地種植油菜。「挖地，挖三尺深，分三層挖。然後種植油菜。這是最荒唐的事，後來顆粒無收，油菜根都爛了。但到了1960年，還繼續深耕。」
那次深耕，朱全森等人一直勞作到凌晨2點，大家頭髮都被露水打濕，也感覺非常疲憊。一位幹部提議回家休息算了，得到大家響應。他們回去洗洗剛躺下約半個小時，就被哨聲喚醒，原來上級檢查來了。大家趕快起來，又趕往田頭。
「一晚上沒怎麼睡，怎麼辦？早飯後，白天睡。」朱全森把房門外掛上鎖，謊稱下鄉去了，自己則在屋中睡大覺。其他人或者去農民家，或者在山間找塊空地，補回頭晚的損失。
這是當時全國普遍存在的強迫超時勞動現象，普遍的飢餓讓這種勞動強度更加令人難以忍受，民眾在可能的空間內尋求解脫。朱全森說，1958、1959年，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野戰」，到1960年上半年隨著水腫病越來越多，才慢慢少了。有一次，在碑廟中心校搞基建的朱全森去李家營生產隊送木料，看到管理區一個副隊長正組織大家披著蓑衣去農田「野戰」。「沒下雨，怎麼披蓑衣？」朱全森內心奇怪，偷偷跟了過去，原來他們只是在應付上級檢查，在附近一個空房子內地上鋪著蓑衣睡覺。
何大地祖母的弟弟，曾經在背地裏痛罵：這樣背時的政府哪能……，這樣搞生產哪能有吃的？只是那個時候，這種聲音只能在私下講出。「沒人敢說真話。」朱全森說。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是，大躍進之前，「整風反右」等運動，已經讓人們懂得管好自己的嘴。
那時，朱全森出生地北外公社是達縣專區的樣板公社，另一個魏家公社是達縣的樣板。朱全森記得，魏家公社上報的畝產是6000斤，臨近上級檢查時，就從附近的麻柳鄉挑長勢好、抽穗的穀子拔出來，用汽車運來，堆種在試驗田裡。「結果秋雨來了，穀子不透風，檢查過後，沒有長熟就捂爛了。」
朱全森說，類似的情形一直持續到1961年春《農業六十條》發布，「這才終於相信農民自己會種田。」
「公糧一跤，農民沒得吃了」
四川省虛報的高額糧食產量，給了中央超額徵購糧食的理由。
「中央傳達指示說，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只剩下7天糧了，四川要調幾十億斤糧食支援。巴中縣一天有四五千輛車，連續不斷給中央運糧。本來糧食就少了，大家的口糧就慢慢減少。」當時主管農業的巴中縣委副書記周永開說，國務院給四川省委書記打電話，省委書記再給各地縣電話，要求必須調糧，頭等任務就是要保證運到中央。周永開經常參加省委電話會，經常一天有兩三個會議協調調糧，有時還要前往省城成都。
受到影響的不僅是農民，也包括幹部。周永開說，公職人員最初的口糧是每月每人30斤，後來慢慢減為27斤、21斤，最低時僅18斤。不過，那時領導幹部有特殊照顧，所謂大灶、中灶、小灶的區分。周永開每月能額外多分些肉蛋。嚴宗全1961年是副科級幹部，曾享受了三四個月的特供食品，他記得一個月有一條煙、一斤黃豆等。
最慘的還是農民。「公糧一跤，農民沒得吃了。」周永開說，那時缺油少鹽，農民還要超負荷重體力勞動，一人每天最少要1斤糧才能吃飽。但幹部還有定量口糧，農民就沒人具體管了，交完公糧剩下多少算多少。
周永開彼時主抓水利建設、農業生產和徵糧，他思想上的壓力很大。「主要是糧食壓力，就是要保證把倉庫裡的糧食運走。」他說，總體上而言，那時候的老百姓和現在的想法不一樣，巴中是革命老區，人民尤其聽話，特別是聽說調糧是周恩來總理的安排，所以也比較配合。「那時的政治宣傳到這種地步，中央一聲號令，別說要糧，死都願意。」
老百姓的聽話程度，在調糧過程中展露無遺。達縣專區位於大巴山區，交通不便，曾一度用人力背糧行走山路。朱全森說，1960年，濟南軍區派出一個營來到達縣，用汽車往外運糧。在汽車不能抵達的鄉村，只有動員飢餓的農民上陣。
從金石鄉揹負糧食到通車的公路，有三十里的上下坡山路。朱全森聽說，有一個農民就在這個過程中餓死在路邊。但也有農民會藉此機會偷偷吃些米。碑廟鄉一位副區長唐成之，就曾看到一個農民用自帶的鐵皮罐頭盒子，在橋邊舀來水，就地煮米飯吃。不過，唐成之並未揪鬥此人，只是問他為什麼不到人們看不到的地方去煮。這種不完全執行中央與地方命令，暗中同情農民的官員，被朱全森稱為好幹部。
達縣專區通江縣沙溪公社伏家壩生產隊的何光宇也記得，那時每家都被分配了背糧的任務，不得不完成，村裡連老婆婆都動員起來，背糧走80里山路到毛浴鎮，那裡通公路了，再遠處，廣元的火車站有專列在等著向外運糧。
1960年，達縣專區的糧食被源源不斷地運出去。「那是水腫病最厲害的時期，死人最多是在1960年春節前後，尤其是農曆正月、二月的時候。」朱全森回憶。
「那兩年我們村一個娃都沒生」
飢餓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
12週歲的何光宇讀四年級了。放學回家時，因為肚子餓，走山路爬石梯常常爬不動，用手撐在地上一點點挪動。在公共食堂做飯的母親心疼得哭，常常偷偷給他點吃的，所以他身體比一般同學還要好些。
何光宇所在的村子原來有100多人，後來因食堂合併，附近住得分散的村民為避免走十多里山路前來吃飯，也搬過來住，形成200多人的規模。而他們原來的居所就在空蕪中慢慢敗壞。
將家中茶壺都砸爛去煉鋼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敞開肚皮吃飯」的好景也不長，1959年的飢荒襲來，公共食堂吃得都是「超級稀飯」。吃飯時，「每人一杓稀飯，和炊事員關係好的，一杓幹些的稀飯，不好的，水就多些。吃野菜，只要豬能吃的人也吃。」
讀小學的何光宇也被要求每天挖6斤葛根，上交食堂。這個東西深埋在地底，要動用鋼釺、錘子，費好大勁才能挖出來。何光宇的一位同齡同學何光森，因患有癲癇病，身體差，完不成任務，就被生產隊的幹部毆打。「用濕樹條打他。他回家後沒吃的，過兩三天就死了。」
伏家壩生產隊一共餓死了4個人，其他三個是飯量大的精壯勞力。死人相對較少，因為附近的樹皮草根比較多，可以充飢。食堂附近的原村民比外遷過來的佔有優勢，晚上生產隊長會偷偷與大傢俬分些食物。
巴中縣玉山區官公鄉英雄大隊就沒有那麼好運。雖然英雄大隊地理條件非常優越，土地平曠，水利好，有河水自流灌溉，產糧也多。但正因其產量多，在極左幹部的強迫下，徵購糧也格外多。「結果大隊1100多人，死了約200人。這是巴中縣死人最多的地方。我們就批，死這麼多人，哪裡是英雄，是狗熊！」周永開說，他去這個村視察，村民反映上面應該給村民撥糧，大家的意見主要集中在鄉、村幹部浮誇和工作作風粗暴上，對縣級幹部都不予批評。
大家普遍患有水腫病，女人則閉經和子宮脫落。「那兩年，我們村一個娃都沒生。」何光宇說，他的哥哥在不遠的洪口鄉教書，那裡死人相對更多，常常有人走路時倒下，再也沒能起來。而在沙溪公社文勝鄉，還曾發生轟動一時的食人案。
「執行的背時，不執行的也背時」
飢餓的年代，階級鬥爭的弦常常繃得更緊。在達縣公安局檔案目錄上，南都記者看到不少這一時期的「反革命」等案件。另外，也有很多以「刀兒教」等名義的小范圍預謀暴動，很快即被鎮壓。
對「三面紅旗」心懷異議，在當時是件很危險的事。
伏家壩大隊有個叫王成木的社員，因為對統購統銷徵糧過多有意見，在1958年時就被生產隊長打成「壞分子、右派」。何光宇記得，有一天晚上，生產隊在學校會議室裡開會，書桌都被移到一邊，屋裡燃起一堆火，他聽見生產隊長一聲吆喝，「把反對統購統銷的壞分子王成木抓上來」，立刻就有幾個積極份子從人群中把王成木押上臺，按在地上拿棒子打。
那次對王成木的批鬥持續約半個小時，給年幼的何光宇留下很深印象。「那時動不動就打人。後來給王成木平反時，發現檔案裡沒有壞分子和右派帽子，一直是生產隊長自己說他壞分子、右派。」
在達縣金椏公社，有個地主成分的楊光金，因為向《四川日報》寫信，對糧食政策有意見。1960年被「抓獲」，罪名是反對統購統銷與大躍進。
「三面紅旗，只能說好，不能批評，否則，想鬥你就鬥你。」朱全森說，面對自中央傳達下來的指示，基層幹部也常常不知所措，「執行的背時（倒霉），不執行的也背時。」
不執行中央決策者，完不成徵購糧食任務，要受到處分；嚴格執行者，少不了手上添很多血債。1961年，政策開始有所轉向，體現在達縣專區基層的，是「反軍閥作風」運動。部分幹部因推行強迫命令逼死人而受到批鬥。朱全森說，達縣安雲公社雙河口村支書鄭道福，因工作積極，嚴格執行上級命令而升遷為公社副書記，但在反軍閥作風運動時禍臨己身。「他人比較耿直，想不開，就在達縣縣委賓館廁所裡上吊死了。」
在達縣專區，反軍閥作風的對象，主要集中在鄉村幹部，連縣級官員都很少觸及。朱全森特別提及，餓死人最多的宣漢縣，縣委書記在群眾中印象很差，最後只是調到專區某部任副部長而已。
餓死人的現像在1962年開始緩解。這得益於年初「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周永開參加了這次大會，他最終聽到了四川省委書記在餓死人事件上的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