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每天坐在三樓的桌前，只要一扭頭，就能從窗下看到一位遠房的伯父的大門，他的老伴永遠坐在門邊的椅子上，呆呆地看著門外，而他自己就陪在旁邊，一會服侍她，一會走出門外伸腰嘆口氣。
他老伴已經好幾年不能動了，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以固定的姿態和固定的表情坐著，沒有醫生，沒有藥品。她就像一片飄落的樹葉，正在等著漸漸枯萎、腐爛——但對他來說，這個腐爛的過程似乎太長了，讓他難以忍受。有時候，隔著玻璃窗，也能傳聽到他高聲的抱怨：「到底怎麼了?怎麼又哼起來了!」
他的父親曾是鄉下的私塾先生，在村裡擁有最多的房產和土地，不過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地主，土地充公，房子被分，還多次被人吊到樹上。
這位伯父是民國21年出生的(這是他的說法，因為他不記得公曆)，從小入私塾讀書，寫得一手好字，到他十五六歲的時候，還沒出學堂，命運就改變了——曾經最富的人，變成了最窮的人。而且，一窮就是幾十年，按照村裡其它老人的評價就是「至今也沒有翻身。」
他養育了九個子女，但個個都在遭受貧窮的折磨，所以，他只能獨自一人伺候老伴。
像他這樣每天在生活中掙扎的人，村裡到處都是。只要我一走下樓去，就能看到一張張枯萎的老臉——年輕人都進城賣苦力了，只有老弱留守在村裡。
可是，我又能做什麼呢?
置身於中國最貧窮的人群中，置身於被文明和科技隔絕的農村，我常常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鄉親從來沒有像人一樣體面地活著?為什麼他們一代一代地為這個強大的國家奉獻著自己的勞力和生命，卻一直被藐視和欺騙?為什麼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那麼多明顯的謊言能夠盛行一時?甚至要盛行幾十年?
如今，隨著網路媒體的發展，中國人已經在漸漸打破新聞封鎖的鐵幕，獲取了越來越多的真相，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反思，在覺悟。
在跟長輩們聊天的時候，經常聽到的感嘆就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為什麼我們會那麼愚昧!
然而，愚昧的根源並沒有鏟除，悲劇仍在上演。
曾經實施了幾十年的愚民政策，如今依然像個老朽的機器一樣在慣性運轉著，誰都知道它應該被廢棄，可是，誰也不肯去觸碰那個停運按鈕。
而當一批批黑幕被披露出來時，我們不僅聽到特權階級惱羞成怒的吼叫，也聽到一些底層的民眾的絕望的抗議——那些跟我們一樣的受害者，他們曾經擁有世界上最純潔的理想，擁有最強烈的自豪感，今天，希望破滅了，信仰崩潰了，而僅存的一點自尊心卻促使他們選擇了把自己的頭埋進沙堆，而不願正視人性的醜惡。
善之土上開出惡之花
我現在要揭示的，就是那種一直把我們深埋在朦昧的谷底的力量——中國的愚民邏輯。
所謂愚民，就是改變整個國人的思想，矇蔽他們的心智，讓他們變成龐大而擁擠的羊群中的一員，讓他們的眼睛只能盯著前面的羊屁股。而統治者則站在高處，對民眾「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孫子》)
例如：「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我們現在的人，當然一看就覺得這話十分可笑，但這卻曾經是全國人一起喊的口號，早上喊，晚上喊，吃飯睡覺都喊，還把它當歌來唱。
為什麼當時的人就不覺得愚昧呢?
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首先看看，最初的老百姓是相信什麼的。
也就是在沒有外力的影響下，在沒有政治因素強姦民意的前提下，處於原始狀態的老百姓的內心相信的東西，這些就是中國人的傳統思想。
在老百姓的思想中，顯然有一部分是傳統的，是不變的，而另外一部分，則是外來的，是強行塞進他們腦中的。
我們先要找出不變的東西，然後再看看他們是怎樣在不變的思想上，又如何催生出新的東西來的。
而要達到愚民目的，就要在老百姓原有的不變的傳統思想上，強加一些新的愚昧的東西。
關於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很多學者花一輩子的時間去研究，據說是十分神秘，十分龐雜。它們這樣研究的結果就是，我們經常聽不同的聲音，一直在不停地爭吵，多數學者都自豪地說中國人的傳統思想都是精華，但也有說中國人的傳統思想都是糟粕。
洪秀全認為所有的古書都是「妖書」，不許兒子讀任何古書，並企圖滅絕所有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更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當成是毒草，想革文化的命，其決心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更大。
那麼，傳統思想究竟是精華還是糟粕?
我們就先看看傳統思想中包含哪些成分。
其實，中國老百姓的思想大都很單純，他們的頭腦中只有一些經過千百年的積累而形成的簡單的、固化的概念，這些也就是被視為傳統的觀念，
比如：「是好人就該擁護，是壞人就該殺。」
再如：「幫助我的就是好人，不幫我的就是壞人。」
「世上再好的人也好不過自己的親人。」
「對我有好處的我就做，沒好處的就不做。」
「主人意味著榮耀，奴才意味著恥辱。」
「皇帝是欺壓百姓的，偉人是關愛百姓的。」
「愛國就是英雄，不愛國就是漢奸。」
當然，如果我們願意花多一些時間的話，這裡可以列出更多的條目，但再怎麼列，也不會像那些窮經皓首的學者們所爭論的那樣複雜。
顯然，從這些列舉的例子看，它們本身算不上什麼糟粕，甚至可以說這些正是中國人善良本性的集中體現。
這些老百姓頭腦中固有的東西，多數是幾百年前就有的，少數是辛亥革命之後才產生的，也有一些是他們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從生活經驗中總結出來的，也就是從他們的本性中自發而來的。這些都是不需要用媒體的、政治的力量去宣傳，老百姓自己就知道的東西，也就是老百姓原本就相信的東西。
正因為老百姓有了這些原本相信的東西，所以就有人乘機誤導他們相信另外的東西。結果，老百姓本來信的是善，卻被誤導而信了惡。
老百姓頭腦裡原本只有傳統的善的觀念，卻被人強行在這塊善土裡種上了真正的毒草，開出了邪惡的花。
那麼，他們究竟是通過什麼手段實現這一點的?這就需要用到愚民的邏輯了。
愚民的邏輯
在我們國家實施的初級教育裡面，已經包含了一種最基本的邏輯方法——邏輯的三段論：
(1)大前提
(2)小前提
(3)結論
如果你受過基礎教育，無疑你就知道這些理論。
但對那些沒有多數受過教育的老百姓來說，他們是不是就不懂得思考呢?
顯然不是。
因為這並不是太高深的東西，即使沒有經過理論的訓練，按照他們的頭腦裡自生的思維模式，也是懂得並且認同這種推理方法的。
我們就先來看一個最簡單的推理過程：
「地主欺壓百姓，所以該殺」。
這是在建國前後開始的土改運動中建立起來的思維觀念，幾十年來一直深入人心的，已經成了中國人的固化思維，直到現在，也幾乎沒人敢提出質疑。
但我不禁住要問一下：你們究竟是怎樣相信這句話的呢?
我們把這個邏輯的推理過程分解如下：
(1)大前提：欺壓百姓的人就該殺
(2)小前提：地主都是欺壓百姓的
(3)結論：地主該殺
顯然，老百姓只相信一條真理：「是壞人就該殺。」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他們腦子裡面本來就有的。欺壓百姓的人自然是壞人，所以，「欺壓百姓的人就該殺」，這個大前提是沒有問題的。
但小前提是有問題的。「地主欺壓百姓」，在最初並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認同。
怎樣才能讓大家相信「地主是欺壓百姓的」?要實現這一點，只能靠宣傳。
現在越來越多的歷史資料(這裡採信的資料不需要傳言，也不需要當年親歷那個階段的老人的親自口述，更不需要所謂的國外敵對勢力提供的數據，只需要花點時間搜索一下我們的執政黨內部的研究資料，就可以發現他們無意中透露出不少當時的真相)表明，當初的土改運動，並不是老百姓自發形成的，地主和佃農之間並沒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只是當時的政策強推土改，搞成了大規模的鬥地主運動，刻意挑起地主和非地主之間的矛盾，才讓地主做了替死鬼。
如果讓最初的老百姓現身說法，那一定是「地主並不壞」——各地都一樣。
那麼，怎樣才能讓大家相信「地主是欺壓百姓的」?
這就只有控制媒體了，讓全國人只聽到一個聲音：「地主欺壓百姓。」當時典型的宣傳口號是「是窮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
至於地主是否真的有罪?
如果你現在仍然相信地主有罪，那就首先思考一下究竟是誰告訴你的?你是如何相信的，地主到底做了哪些壞事?
製造愚昧的機器：虛假宣傳
直到現在，多數人都相信：「地主是欺壓百姓的」。所以，當初的鬥地主是沒有錯的。
事實究竟是什麼?地主究竟是怎樣欺壓百姓的?究竟有多大罪?
我們只所以堅信地主有罪，是因為我們相信了他們的宣傳。
那麼宣傳是事實到底有多大差距呢?
這裡有幾個典型代表。
劉文彩，這個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所有的剝削、壓迫、舊社會、水牢、收租院等等都落在他頭上——這是當時宣傳出來的。
但現在披露的事實是劉文彩是一個樂善好施、造福一方的鄉紳，其弟劉文輝解放前率部起義，其侄劉湘是抗日名將。所謂的「水牢」、「地牢」、「行刑室」都是虛構出來的。
另一個跟劉文採齊名的地主就是黃世仁，但真像是他在當地名聲也相當好，他跟楊白勞自小是結拜兄弟，楊白勞出身本來很富足，可懶惰機上賭癮毒癮，才使得家業衰敗，老百姓都看不起他。之後，楊白勞欠下巨額賭債無力償，黃世仁借給他大洋，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兒。無臉見人的楊白勞外出躲債，最終誤喝滷水不治身亡，黃世仁又厚葬了他並收養了喜兒。
其他如《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也都受到刻意的歪曲，跟現實相差甚遠。
你如果有正當理由，坐下來講道理，為了提高生產，發展經濟，富人窮人一起分享土地，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採用這種拙劣的手段，以犧牲自己的同胞為代價，來奪取土地，奪取財富，建立自己的權威，未免太下作了。
即使這樣幫助了我們貧下中農，作為一個表面的受益者——我今天依然感到寒心。
如果這些還不夠說服力的話。那麼，只有從身邊說起了。
我的這位鄰居的父親就是個地主，在村裡學問最高，也是最節儉的人，比當時的貧農還節儉。村裡的老人(貧下中農工)都笑話他：他在路上撒潑尿也要把尿濕的土塊撿起來扔到自己的田裡。
被鬥了一輩子之後，臨終前，他曾經對當時的娃娃們說：「我的家產都是牙縫裡省下來的啊，全沒了!」
可就是這樣一個文雅而又節儉的地主，從土改到文革一次次被人吊在樹上打，因為他說錯了一句話：「生懶好吃，落個好階級;勤勞苦做，被你抓去鬥。」(我們的土話裡，「吃」「級」同韻，「做」「斗」同韻)
我們再聽一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貧下中農的說法吧。我每次問他們，答覆基本是一樣的：
「地主壞嗎?」「壞什麼壞，一點也不壞。」
「鬥地主該不該?」「那是政策要鬥，我們才鬥。」
「政策到底對不對?」「現在看，的確是不對。」
也許是時間太過久遠了，也許是他們現在老了，變得善良了，但的確，我在農村，沒有聽過一個老人說：「地主就該鬥，就該殺!」
地主中當然也有惡棍，就跟窮人中也有惡棍一樣，但即使有欺壓百姓的地主存在，也並非因為他們是地主的原因。而當時的宣傳，讓所有地主一起揹黑鍋，不是愚民又是什麼!
這裡引用1949年上書毛澤東，反對土改的農業專家董時進的所列數據來說明。
「他(董時進)還以實例說明，地主、富農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而來，土豪惡霸究是少數。由此得出結論，地主、富農以其較高的生產效率而成為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必須愛護而非打倒，他們應受到尊重而非羞辱、殘酷鬥爭。中共宣傳，佔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霸佔耕地70%到80%，他對此虛言憤憤不已。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63縣、175萬農戶所作調查證明，擁有耕地5畝以下的農戶佔35.6%，5至10畝者佔24%，11至15畝者佔13%，千畝以上大地主只佔0.02%。由此可見，70%以上的農戶是小農，他們代表的生產力經不住風吹雨打，時刻有破產之虞。中共的土改無非是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地主、富農土地細化為若干生產力落後的小農所有，是從先進走入落後，是歷史的大倒退。」
後來的歷史證明，土改的確就是一次大倒退，直接導致後來的大躍進期間餓死幾千萬人，一直拖了四十年後才不得不認錯糾偏，把土地承包給農戶。
真話中的欺騙
前面說的愚民邏輯是編造謊言的虛假宣傳。但有些宣傳，並沒有說謊，同樣構成欺騙。
選擇性說真話，讓老百姓永遠只獲取片面的信息，是另外一個愚民手段。
本人曾在武漢跟一個大老闆兼體制內的高員一起喝酒，他很自豪地說：「我不說假話，從來不說，不過真話，也要選擇著說。」
這裡究竟有什麼貓膩呢?
就拿這個領導來說吧，晚上外出未歸，老婆打電話過來查夜，他匯報說在喝酒，這是真話。但跟誰喝酒呢?身邊其實是小姐相陪，這個是不能說的。
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普遍性的現象，現實中被曝光的很多貪官，都是曾經的英雄、勞模、黨的優秀幹部，他們在工作中是如此的努力，生活是如此之勤儉，對百姓是如此之友善，讓每個跟他接觸的人都深受感動。
我們的媒體在這方面實在太專業了，總是從個人魅力方面把領導一個個裝扮得跟天神一樣完美。他們所說的這些，可能都是事實，而且這些事實，最怕我們看不到，所以，我們的電視報紙上每天都是「人民公僕」的「光輝的形象」，但另外一個事實卻是我們看不到的，也是不能讓大家看到的，那就是，他們一直在盜竊公共財產，在揮霍公眾的勞力和財富!
再比如說，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直到現在還有人大力鼓吹他是如何的慈善。
最近有報導是說毛澤東有三怕，一怕淚、二怕血、三怕喊饒命，甚至傳言說一隻滴血的麻雀也把他嚇壞了。
所有這些實例都描寫得繪聲繪色，所有這些描述我完全相信，但是，毛澤東心狠手毒，殺人無數的事實，卻沒有一個人說出來，也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為了封殺輿論，剿滅文人，其卑劣不亞於秦始皇；他為了排除異己，獨攬大權，一路屠殺身邊的功臣戰友，其殘暴不亞於劉邦;他餓死的百姓的總人數，不亞於成吉思汗；而在那種艱苦的歲月，他總不忘尋花問柳，玩弄女性，其淫亂不亞於商紂漢靈。但所有這些，都是被嚴密封鎖的消息，而我們至今所知道的，只是他有「三怕」。
愚民的另類邏輯：單向比較
前面說了虛假宣傳、片面宣傳等愚民策略。
另外一個策略，就是單向比較，有意把民眾的思維導入一個錯誤的方向。
這裡有什麼技巧呢?
比如說，老百姓不是感覺自己生活很困苦嗎?那就拿現在的生活水平跟解放前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讓你感覺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於是，心裏熱呼呼的，還對這個政府感恩不盡。
再比如，老百姓感覺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跟西方的差距大。他們就拿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的GDP的增長速度跟西方發達社會的GDP相比，讓你感覺，我們的發展速度比別人快很多，至於現狀，那是因為基礎太差的緣故，於是大家心滿意足，充滿希望和自豪。
可事實是否真的值得我們自豪呢?
我們只要看看以下數據就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1955年，中國人均收入是韓國的3.2倍，日本1.1倍。經過50多年「天翻地覆慨而慷」，如今，中國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韓國7%。
為了讓老百姓有愛國思想，有更多的自豪感，我們的媒體特彆強盜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達到世界排名地二的水平。
可是，你卻不知道1903年中國GDP排名已經是世界第二了。
所以，只有橫向比較，你才知道中國人究竟取得多大成就。而這些橫向比較的數據，是你在公眾媒體中大家從來看不到的。
你所感受到的，是以前吃不飽肚子，現在吃剩的肉都不願意動筷，所以，很滿足。可是，你卻永遠也不知道那些權勢階層的奢靡的生活，永遠不知道中國人要是把自己的潛力都發揮出來，會創造多大的財富。
至於GDP每年增長10%，那我可以告訴你，即使是文革期間，GDP的增長也在4%左右。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只看前面的數據，就讓你熱血澎湃，可看了後面的數據，卻驚訝不已?
這些，就是單項比較的原因，宣傳的機器永遠只是提醒你只跟自己的過去比較，也就是單向比較，讓我們感覺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
當然，很多人還是想不明白，我們的經濟的確進步了，生活條件的確改善了，到底是誰的功勞，應該感謝誰?
這個答案暫時留到後面解答。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