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1年9月11日
地點：紐約市貝瑞吉區
採訪人：依娃
受訪人：張方晦
一生坎坷 身份多種多樣
依：方晦先生，請你先告訴我一個大概的個人簡歷。
張：好，我1942年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早先為上海新中國法商學院、復旦大學教授，1949年後因「政治歷史問題」被調到中學任教。母親是律師，1949年後任中學教師。兄弟姊妹六人。
在父親的教導下，我從五歲開始念詩習字，酷愛文學藝術。1953年師從錢方軾先生學習國畫，1955年師從陳巨來先生學習金石篆刻，1957年師從徐志摩夫人陸小曼女士學畫。1960年，因為父母的歷史問題，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肅省阿克塞縣。1962年被遣散返回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務農。 1964年，因常與幾位同學在一起聚談、同時開始文學寫作（其中包括短篇小說《在曠野裡有人聲喊著》，描寫三年飢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團罪」逮捕入獄，在看守所關押長達八年多後，於1972年在上海以「現行反革命集團罪」公判為無期徒刑。經過多次申訴，1980年由上海市高級法院宣布無罪釋放。這就是我的書齋名字「二無堂」的來歷。
我出獄後曾任上海《萌芽》文學月刊、《現代人報》、《海派文學》月刊等報刊編輯。1987年由河南黃河文藝出版社出版長篇徐志摩傳記小說《飛去的詩人》，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1989年來美，就讀於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1997年由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美國 ，爸媽不知道的故事》。2006年由紐約柯捷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這五十年》三部曲。
我這一生，在1949年後的四十年間，家庭災難無數，個人經歷坎坷。我畢業於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在阿克塞時任小學教師；當過農民，做過工人，在勞改工廠當過描圖員和化驗員。在中、美兩地當過報刊編輯、主編。因文學創作而成為作家。但是我的一生中最長時間的身份，為「現行反革命」和「勞改犯」，長達十六零三個月年。險境無數，九死一生，能活到今天，已屬萬幸。
厄運天降 一家六口「移民」阿克塞
依：我採訪的目的，主要是想請你談一談你和你的家庭在六零年大飢荒中的經歷。作為下一代人，想多瞭解當時的真實情況，為被人為地掩蓋的遠去模糊歷史留下一些文字見證。
張：1949 年以後，我的家庭先後遭受過三次大難。到了1960年，就巢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從原來的教育單位被「清理」出去，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來源。偌大的上海，已經沒有了我們一家人的立錐之地。「移民」大西北，是軟硬兼施的「動員」結果。實際上，我們是被欺騙到大西北去的。因為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成立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勞民傷財的大折騰，使得上海市的糧食供應非常緊張，糧食定額已被配以麵粉和紅薯等物，肉蛋糖果都成了珍品。當時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向中央提出把城市裡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都統統清理到邊遠地區去，節省城市糧食。但他卻們冠冕堂皇、甜言蜜語地說：「大西北建設需要人才，你們去那裡就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當時我們的家庭別無選擇。也有同被「動員」的人說：你們千萬不能去，你們一家人，怎麼能在天寒地凍的大西北生存呢。哪怕在上海做點小生意，賣廢紙賣茶葉蛋、撿垃圾都能勉強活命。但是我的父親是一個體瘦多病、弱不禁風的知識份子，一天到晚在書房筆墨紙硯中讀書寫字的人，怎麼可能去擺小攤賣茶葉蛋？我的母親因為「歷史問題」，曾經被捕判刑三年，當時年僅四十餘歲，卻已中風過一次，走路已顯瘸拐。我是家中長子，當時臨近高中畢業，雖然只有十八歲，但家庭困難如此，下面還有四個弟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五歲。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麼能不和他們一起去大西北以承擔起長子兼長兄的責任？
我們家庭，一落千丈到這樣的地步，出發離滬的時候，還有二十多大件行李。但是到了目的地時我們所領到的，只剩五、六件了。負責幹部對我們說：運輸途中翻車了，部分行李丟失了。其實誰都明白，我們的行李去到了哪裡。那時，上海人家家境再差，家庭用品衣服鞋帽在大西北人的眼裡，都是豐富的洋氣的摩登的從來沒有見過的，那些手操我們生殺大權的人，對此怎不垂涎三尺？
我們從上海同去的有大約五百多口人，一百多個家庭。魚龍混雜，有右派份子、歷史反革命，也有小偷流氓無賴等，都是因各種原因失去了工作的「社會閑散人員」。最後的目的地是甘肅省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安南壩農場」。那地方是一片荒漠，見不到村莊和人煙，只有望不到邊的石礫和芨芨草、駱駝刺，幾乎是與世隔絕。「春風不度玉門關」，那個地方是比玉門關更遙遠數百裡地的荒野。
我們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窩子。甘肅移民局已經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灘上挖個深坑，上面蓋上紅柳條和蘆葦席當「屋頂」，有台階一階一階下去。如果用手輕輕摸牆，沙石就嘩嘩地往下流。這種洞穴一般是放駱駝的牧人的臨時歇息之地，以躲避風沙和炎熱，卻成了我們這些流放者的長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應五百多人的大伙房開飯了，白面饅頭，二兩一個，沒有定量隨便吃，還有燉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噴噴的。大家彼此看看，覺得至少肚子可以吃飽，還不至於活不下去。
僅僅兩天以後，伙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幹部和管理人員的尅扣就開始了。一頓饃饃，一頓玉米麵糊糊。饃饃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剛開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糧，漸漸減到一天幾兩糧，吃飯就像吃人參。當時廣大農村都有一個口號叫做，「低標準，瓜菜代。」，可是戈壁灘上連草都不長，哪來的瓜菜？因為那些幹部、食堂管理人員首先要自己吃飽喝足，還要讓他們的老婆孩子甚至親戚吃飽，不從我們這些上海移民嘴裡扣從哪裡扣？糧食不分配到每個家庭，不允許自己開夥，他們就有機可乘可刮可扣。
每天每個人能分到一點點羊肉，羊肉湯，戈壁灘上沒有其他任何蔬菜。但是每個家庭每天必須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領得到飯。我和弟弟妹妹天天去戈壁灘挖柴禾，我母親也去。因為挖柴的人多，近處的很快就挖完了。所以每天出去越走越遠，越來越難。我們常常翻山越嶺走出好幾里路裡，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駱駝刺的根背回來，就是為了換到不足以果腹的袖珍饃饃和能照見人影子的玉米麵糊糊。
那裡交通閉塞，火車站在幾百裡地之外的柳園，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沒有出路的，因為當時搭乘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必須出示「單位證明」，此外就是必須要有糧票，否則就是寸步難行。伙房，是我們唯一能得到食物的地方，哪怕清湯寡水哪怕半飢不飽。
飢寒交迫 每天都有七、八人「走進」戈壁
依：當時死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飢餓嗎？死了人有人埋嗎？有棺材嗎？
張：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是唐朝詩人岑參的兩句詩，用來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當不過了。到了八九月，白天還好，穿件夾衣，到了晚上地窩子裡就凍得人發抖，加上長期的飢餓以及高原反應，生病拉痢疾，上海來的人開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亡。戈壁灘上有一種植物，大家叫它沙蔥，吃起來很辣，有蔥味，有人挖來充飢，一吃就嘔吐腹瀉，進而喪命。我們家把它挖來都是反覆煮好幾遍，過濾掉水，還算吃了沒事。
我們剛去的時候，農場動員大家種植胡蘿蔔，但是那裡都是沙石地，根本沒有土壤，不等胡蘿蔔長到小孩指頭粗，就被飢餓的人拔出來連蘿蔔帶葉子塞進肚子裡去了。農場還安排種植青稞，大家積極性很高，因為種了糧食就能吃飽了。但是，種是種下了，苦苦等到秋天結果是顆粒無收。因為那種地方根本就不是能種出糧食的地方，只是逼迫我們「勞動改造，重新做人」。因為播了種需要灌溉，農場組織大家上山挖水渠，沒有任何設備任何機器，全靠鐵锨羊鎬和岩石山巒對抗，不到十天半月，這些本來細皮嫩肉的上海人個個面容黑紅粗糙得和當地牧民一樣，每個人都十指磨爛流血，手面腫得比饅頭大。但是這一切勞動都是在瞎指揮加上強迫命令下進行，沒有任何人敢於說一個「不」字。
冬天來臨了，伙房的飯越來越「水」了，吃不飽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每天都有人被埋葬。誰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別人的人很可能就是過兩天被別人抬出去的人。
最早死亡的是一對母子，女人三十多歲，兒子大概四五歲，很可愛的一個孩子，成天在住宿區跑來跑去玩耍。一天，他們居住的地窩子突然陷塌，一根樑木剛好打在那女人的頭部，她當場死亡，那男娃子被沙石埋住了，被刨出來的時候已經嚥了氣了。一個農場，男女老少，五百多人放聲大哭，哭得驚天動地，可謂兔死狐悲。誰知道自己的地窩子何時陷塌？
最初死去的幾個人算是比較幸運的，農場當局做做樣子，用卡車拉來還幾副薄皮棺材，挖個坑把人埋掉。到後來，每天都有人死，死的人越來越多，就沒有什麼棺材了；那裡沒有任何物資來源，連草蓆、被單都沒有，把死人隨便抬出去，淺淺挖一個坑，就埋掉了。
幼童最容易死亡，因為他們的身體還沒有長到能夠抵禦飢餓寒冷和惡劣生存環境的程度，一些小孩一發燒一拉肚子很快就會死掉，因為飢餓使得他們異常脆弱。此外，單身的男人特別容易死亡。上海移民中間有些是家庭分裂的男人、被老婆劃清界限的男人、被女朋友甩掉的男人，失業失戀的精神打擊，勞動飢餓的肉體折磨，很快能把一個男人徹徹底底擊垮。到了這樣的一個生命臨界點，那種孤苦伶仃、無女性照顧、無女性寬慰的男人太容易死了。女人相對堅韌一點。
因飢餓而死亡的人，你們這一代人肯定是沒有見到過的。人浮腫到什麼程度？就像將要筑繭的蠶，體內蓄滿了漿，準備源源不斷地吐出絲來。水分從人的血管裡肌肉組織裡分離出來，整個人是透明的發亮的。走路有氣無力低眉垂眼，見了人也不打招呼。如果你看到一個浮腫的人突然落瘦，那麼這個人就差不多了。農場裡七八歲的小孩都會指著一個又乾又瘦的人說：「這個伯伯只有兩天了。」「這個叔叔就一天了。」他們看得太多了，經驗非常豐富，天數一到，那人肯定倒下再起不來。
快餓死的人看起來非常恐怖，浮腫後又乾瘦，整個腦袋只有拳頭大，鼻子都沒有了，陷下去了，只見兩個黑鼻孔。兩片嘴唇就像兩片曬乾的橘子皮，皺皺的干干的，牙床骨暴凸出來，胳膊腿就是皮包骨頭，麻桿子一樣。一個大男人死的時候體重有沒有五六十斤都是問題。 死了就死了，沒有墳墓沒有墓碑沒有名字，時間久了，誰也不記得露出地面的一堆白骨是哪個人的，可能是一位教授的，也可能是一位專家的。無人記得。
短短半年時間，到六一年春天，我們去時的五百多人，只剩下三百多人，死亡了百分之四十。
飢餓 使人變成怪物動物 偷盜賣身只為苟且存活
依：請你詳細講一下在那種飢餓的情況下，你的家庭和農場其他人的情況，因為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下，人會出現特殊的狀態、思想、表現。人在餓到活不下去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因為飢餓，人的心理人的精神會扭曲變態到極點。在每一個家庭看到的令人驚訝的心酸的難以置信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有一個教書的女同事，二十多歲。我去她家親眼看見，他們從大食堂裡打回來一鍋麵片湯，分給一家三個人吃之前，要先攪拌差不多三十下，然後以最快速度給三個搪瓷缸子裡舀三杓，因為不快一點，面片就會沉澱，所分就會不均。然後再攪三十下，再分。一家人你的我的，分得清清楚楚，一口都捨不得讓，捨不得少吃。
現在想起來常常讓我後悔不迭的是，當時我的父母親我的弟妹們說，大哥承擔了全家的最苦勞務，我們幾個人都少吃一口，讓大哥多吃一杓。我當時也是坦然受之，狼吞虎嚥下去，年輕的飢餓腸胃讓我顧不上多想顧不上謙讓。現在想起來非常愧疚，我怎麼可以接受他們的口中之糧？怎麼可以搞特權呢？
農場供應的玉米，都是整粒的，根本找不到磨子來磨碎磨細，就煮熟了來吃。大人還好，但有些小孩消化不良，吃下去是玉米粒，拉出來還是玉米粒。我親眼看見一個小孩蹲著拉大便的時候，另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爬過去，在大便裡摳出玉米粒就往嘴裡送。
伙房倉庫裡有胡蘿蔔土豆玉米等，晚上就有人掘牆鑿洞，鑽進去偷吃。我看見這種情況當然不會舉報，但總有「積極份子」會舉報求賞。這些人就被繩捆索綁交送到阿克塞公安局，不幾天就有消息傳回，被抓的人已死。還有一些膽子大的人破口大罵：「政府是大騙子，欺騙我們來到這個鬼地方，就是要餓死我們，凍死我們，讓我們自生自滅，是殺人不用刀不見血。」這些人也被抓起來，不久就都死了。把五百多人流放到荒漠戈壁上了，還要繼續政治迫害，不能講任何一句不滿的話。給農場職工的口糧都被幹部管理人員私吞掉了，他們個個體壯如牛，尚存的人們個個面黃肌瘦骨幹如柴。
如果在那時你看到一個從上海來的女人，一點都不瘦，一點都不憔悴，那麼她一定是和哪個幹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綠帽子，不會打罵不會阻攔。因為這個女人總能帶回來一些饅頭一些吃的，能讓丈夫和孩子吃飽一頓。其中有一個女人，三十幾歲，頗有姿色，再說上海來的女人本來就有大都市女人的模樣，讓當地的土包子幹部看得垂涎欲滴。她有三個孩子，她都得養活呀。在人人頓頓都吃不飽的時候，這個女人能吃飽，吃得好一點，就看上去特別漂亮，光鮮奪目。農場的幹部駐軍的幹部，無論白天晚上隨時傳喚，這個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強迫，後來她自己也樂得去，因為撕去了道德、羞恥、尊嚴的面皮後，她能換得吃飽肚子，養活丈夫孩子，還有性的享受，因為那些光顧她的幹部肯定比她老公強壯得多。她就成了一個妓女，用身體換取食物。有人罵她「破鞋、不要臉、婊子，」她就馬上報告，農場書記便找來罵人的人狠狠臭罵威脅一頓。
有一個上海交大的右派份子女學生，才貌出眾，可謂沉魚落雁，父親過去是一個銀行家，嬌生慣養長大，到那裡後變成了一個公共情婦，什麼教育局長交通局長都能找她睡覺，而她也僅僅是為了溫飽為了生存而已。
這時移民中就會有「霸頭」出現。其中有一個患過小兒麻痺症的拐子，很厲害，誰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誘上了一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上海女孩，就因為他能夠給女孩家一點他從伙房裡搞交換勾當弄來的糧食，對女孩家人來說算是救命恩人了。後來他又生妙計，將這個女孩嫁給一個從甘肅武威縣「移民」來的老鄉青年，換得一隻整羊，還有兩百多斤麵粉。以這個女孩「乾爹」的身份做成一筆大買賣。一九六二年，農場解散，我們這批沒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歸，這個人又唆使那女孩從丈夫身邊逃出來跟著自己一起到回了上海。
管仲有一句話：「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稟實而後知禮儀。」在那種飢餓、時時刻刻面臨死亡的時期，偷盜搶劫受辱賣身似乎都算不了什麼，人變成了動物，只想吃，只為吃，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經不是人了，只剩最卑微最低賤的求生本能。
傾家蕩產交換食物 一家老幼苟延殘喘
阿克塞氣候惡劣，春秋飛沙走石，高原紫外線強烈。來自上海的女性們，剛來時臉蛋還白嫩水靈，不出半年，先是紅，後是黑，然後皮膚發硬，結成一層厚厚的痂，像殼子一樣。我兩個弟弟的臉蛋就像哈蜜瓜，粗糙的一折一折的。摸著劃手。
食堂吃不飽，肚子整天飢腸轆轆。我和十三歲的弟弟，用家裡的被子、單子、毛毯、鋼筆、衣服、小鏡子等等，凡是能拿的都拿出去，跑到比較遠的牧區和當地哈薩克人換羊肉換青稞粉。其中還有野羊肉、大頭羊肉，一床被子能換來十幾斤肉，夠一家老小好好吃幾頓。就是金屬匙羹，不鏽鋼廚用小刀，小碟小盆，哈薩克人見了也很稀罕，樣樣都要。換來的肉有新鮮的也有肉乾，有時還有整塊的羊油。羊油特別堅硬，吃麵片湯吃青稞糊的時候，切下來一些，拌在碗裡，以增加營養和熱量，讓一家人苟延殘喘維持生命。
有一次我很幸運地換到一個 旱獺，背回來特別興奮，剝皮開膛，什麼都捨不得扔掉，腸子肚子都清洗得干乾淨淨，煮了一大鍋，全家人美餐一頓，其肉其湯都鮮美無比今生難忘。那時候，我最幸福的事情是弄回來些吃的，是看著家裡人吃飯，而自己的肚子也不太餓的時候。
雖然我才十八九歲，卻是一家六口的精神之柱，父親來阿克塞時就是被人用擔架抬著下卡車的，母親病倒在床上，弟弟妹妹成天都是望眼欲穿等我回來，最關心的是我手裡肩膀上有沒有什麼吃的。有時我一個人東奔西跑，就像一隻戈壁灘上尋找食物的狼。食堂裡的飯沒有一天能讓人吃飽，偶然不餓的時候，是我從哈薩克人那裡換回來一條羊腿，一鍋煮熟，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飽餐一頓再說。人餓到極限的時候，無論吃什麼都是香的，沒有什麼不可入口的東西。
1961年，當局將我們轉移到甘肅安西縣踏實農場，那是個老農場，已經有兩百多上海移民在那裡生產生活。我們最初去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葉子，就是用來做棉白糖的甜菜的葉子。甜菜根放在炭火裡燒熟，剝去焦殼，味道還不錯，但是胃不好的人還是不能多吃，因為糖分太大，產生酸液讓胃受不了。
我父親的狀況好轉一些了，能下床，能扶著牆慢慢走路。我母親也得勞動換取食物。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編筐子，先把芨芨草泡濕，用木鎯頭砸扁，然後編織。我大弟弟也跟著我母親一起編筐。雖然是一個孩子，但他已經成為「農場職工」，必須「上班」。
「踏實農場」一百來個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讀書，雖然名義上有個「職工子弟小學」，但管理學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學校而無學生。他們成天提著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當時也能賣一點錢補貼家用。小女孩，十五六歲就急著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飯吃了，是條出路。當時最搶手最吃香的是司機，因為司機奔馳東南西北，總能拿回來點吃的用的。一個女孩能嫁給一個司機，全家人都能跟著沾光吃飽。
長期的飢餓，讓許多人身體出現了問題，營養不良、貧血、肝腫大、胃病，浮腫、黃瘦等。女性們幾乎全部停經，當時叫做「干血癆」。根本沒有女人生孩子。全農場只有一個新生兒，是從上海來時就已在母腹中的，那個小姑娘長到兩歲，雙腿還是軟軟的，絕對無法站立；瘦瘦的臉上只有兩隻黑眼睛忽閃忽閃地看人，不愛說話不愛笑。
我們到達「安南壩農場」後不久，我看到一份過期舊報，上面報導1960年全國大學將招生不足，《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各地「千方百計發掘考生來源」。我就試試到場部找書記請他允許我報考大學。書記一聽哈哈大笑，以為我在痴人說夢。「你這個張老師，我實話跟你說，你來這裡了，一輩子哪裡都不要想去了，就在這裡了。」我這才恍然大悟，當局移民我們到這裡來，就是要讓我們死在這裡。我們這種五類分子以及子女，就是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棄人廢物，隨時當亡該滅。
眾人皆瘋我獨醒 文字牢獄十六年
依：我知道，你在年僅二十一歲的時候，寫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揭露了三年大飢餓的真實原因，而成為重要「罪行」之一，以致坐牢十六年多；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從青年到中年被無端剝奪。我非常好奇，你在那個時候那個年齡，那種環境那種教育制度背景下，怎麼會一針見血的準確尖銳的指出飢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張：我寫這篇小說是一九六三年。農場解散後，我們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報入戶口的，戶口就在自己口袋裡，叫「袋袋戶口」，最後勉強落戶在我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當農民種地為生。父親因為不堪精神打擊不堪飢餓疾病，六一年底獲准赴滬看病，五十七歲逝於上海，我趕回去的時候只見到一盒骨灰。
我是受迫害漩渦最中間的人，幾乎被吞噬掉的人，經歷的看到的思考的肯定和同齡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農場的時候，我曾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和一個中年男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棉襖上的棉花都翻出來，大冷天腳上的鞋子幾個腳指頭都是伸出來的，蹲在牆角，又餓又乏。據別人說，這對父女是河西走廊張掖專區某縣的農民，因對政府的橫徵暴斂搜刮徵糧奮起反抗，最後只能離鄉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設兵團」而免於餓死在家鄉故地，他們在戈壁灘上與其他家人走散了……我老大不忍，給女孩找來一雙弟弟的舊鞋，場部給他們十來個饃就打發了……這個畫面讓我耿耿於懷難以忘記，回到海門稍微安定後就以這對父女的故事為題材創作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
(依：你當時意識到危險性嗎？知道如果暴露會給自己帶來天大的災難嗎？)
我當然知道。我對母親說，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進爐膛，一把火燒掉。我那時年輕耿直血氣方剛，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寫出了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這個社會這個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間秘密傳閱。後來因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們交往做朋友，我們一共七人於六四年九月被統統逮捕。小說手稿曾在設於上海師範學院的「鎮壓反革命展覽會」上當作「罪證」陳列展示，當時轟動上海，全市大、中學校師生一概被當局安排集體前往參觀。有位著名詩人王辛笛也被動員去看過展覽會，他後來對一位朋友說：「真奇怪啊。這個主犯據介紹是一個二十來歲的農民，竟然能寫小說？還用《聖經》裡的句子做標題？手稿上的字又寫得那麼好？」
1964年到1972年八年餘間我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2年，12月12日在上海長寧區體育館召開萬人審判大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同案七人。 1980年12月12日由上海高級法院宣告撤銷原判、無罪釋放。高院給了我四百元人民幣，說道，「這些錢，既不能解決你的問題，也不能滿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這些年，我時時刻刻都在絕望之中，時時刻刻都感到會被處死逼死。因為長期飢餓，營養嚴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經長出過很多淋巴結核的腫瘤，也曾大量便血，人乾瘦得皮包骨頭，幾度掙紮在死亡線上。但是我不後悔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情，哪怕就像一隻螞蟻去和大象相撞那麼力不從心，那麼不自量力。我年輕時長期想不通的是：全國那麼多大科學家大作家大學者大教授，從1949年開始，都一直歌功頌德、緊跟當局，違心地指鹿為馬，怎麼會看不出我一個十八歲高中生憑直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當年，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上到省上到中央到《人民日報》，吹牛吹到畝產十三萬斤，小孩坐在上面掉不下來，為什麼那麼多農業科學家中沒有一個人指出這是虛假是欺騙？浮誇到最後直至全國三千六百萬農民餓死，殍魂遍野。真是令人扼腕浩嘆啊。
五十年過去了，半個世紀過去了，直至今日，我還時常會在睡夢中忽然驚醒，突然看到一個餓死的人的臉，那種心驚肉跳那種神魂不寧的痛苦對誰去說？中國歷史幾千年，有哪一個暴君哪一個昏君曾經草菅人命到這種地步？喪失人性到這種程度？
我小時候，父親曾給我讀過一本書，是蘇聯馬戲訓獸專家杜羅夫寫的《我的會演戲的鳥獸》，說他訓練動物的一個訣竅就是不給它們吃飽，那樣它們就會百依百順地聽從指揮；在它們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動作後，才給一點食物，但仍不讓它們吃飽，它們才會永遠俯首貼耳順從如奴。毛時代的農民，還不如訓獸師籠子裡的鳥獸。
那段歷史不能忘記，值得留下真實的文字，讓我們的子孫後人牢牢記住，以史為鑒。
(根據錄音整理，特感謝張方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