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謝家集區應檯子村分前檯子、後檯子。後檯子坐落在淮河邊上，附近有個碼頭，以轉運煤炭為主，過去有人叫它「碼頭村」，也有人叫它「下炭場」。
我的父親1950年來到這裡，自建了兩排草房開飯店，前排三間為門面房，供客人吃飯，後排三間分別為廚房、居室、庫房。1952年早春的時候我在這裡出生。是時父親已經四十四歲，他曾經有過一個兒子，在12歲的時候於1947年內戰激烈時散失。後來家裡只添女孩不見丁壯，父親幾乎喪失了傳宗接代的希望，此番中年再度得子，當然驚喜異常。
我的父親軍人出身，為人豪爽耿直，易於與人交往，因此朋友很多。朋友們都來湊熱鬧，前後有八位非要做「老干爺」不可。這是當時淮南當地的風俗：誰家生了男孩，親朋好友來認乾兒子，認的越多越好。這說明你家人緣好、人氣旺，也表示吉利；孩子干老子多，陽間、陰間都能看到勢力，少生災、少害病，長命百歲。
第一個「老干爺」是個地道的「地頭蛇」，應檯子人，名叫應治平，糧行老闆。為人豪放大度、仗義疏財，很有名氣。後來在文革時期當過西部地區「貧下中農造反司令部」總頭頭，勢力很大，真個是一跺腳整個謝家集區都能聽到動靜。他抽煙、喝酒、下飯店，40歲掉光了牙齒，60歲得了肺癌，死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
其他「老干爺」這裡無須一一詳述，只揀特別的說說。
第八個「老干爺」是個外鄉人，自言是東北人，從來不報姓名和詳細家庭住址。他比我父親大七、八歲，做銀匠手藝。初來時，他挑著一個銀匠挑子，每天四鄉遊走攬活，給人打銀鎖、項圈、手鐲、簪子。聽說這家飯店老闆四十四歲得了兒子，他也趕來賀喜。他為我打製了一整套銀鎖、項圈、手鐲，當天晚上就求宿在我家店裡。
我父親弄了酒菜招待他。他說：「我看得出來，兄弟是個見過世面的人，不是尋常之輩。別看我現在挑個銀匠挑子，其實我的真實身份比得上你，我們交個朋友吧。你要是放心，我以後夜晚就住在你這門面房裡，我幫你看門，你也別收我住店的錢。」
我父親當即應允。東北人高興起來，慷慨地表示：「銀鎖、項圈、手鐲的費用都不要了，所用的銀料（五塊銀元）也不要了，我也做你家小少爺的‘老干爺’吧，這樣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就這樣，東北人成了我的第八個「老干爺」，也成了我父親的好朋友。春去夏來，夏逝秋至，我已經長到半歲多。當時正在如火如荼地大搞「鎮壓×××運動」，「碼頭村」的人多半是在「舊社會」裡有些來歷的，因此被翦除了不少，都是在河壩子那邊執行槍斃的。大家都說，這都是劉子亭出賣的。此人總是到處聽人交談、打探別人的底細，然後到派出所告密，由此把人送上刑場。
那時候決定殺掉某一個人，可以不經審判、不上報申批，鄉公所一級就可以隨時決定。殺掉以後，把數字報上去就可以了。
臨近「十一」的一天晚上，東北人從外面回到我家飯店。我父親燙了一壺白酒，弄了幾個小菜與之小酌。一壺酒喝盡，交談歡洽，欲待收場之際，劉子亭卻突然鑽了進來。劉子亭熱烈地嚷嚷著，就像見了親兄弟似的，一個勁兒非要陪兩個老哥喝幾杯。我父親耐不過，只好又燙了一壺白酒，又添了菜。
第二壺酒將盡的時候，東北人已經醉了。他把褲腳擼到膝蓋上，捏著腫脹的小腿掉下眼淚，情不自禁地傾吐起心中的苦楚：「唉，我今年五十二歲，已經是個老人家了，我父親像我這麼大，早就把家業傳給我，自己當老太爺、享清福了。你們看看，就這麼一天跑下來，腿疼得都發木了，還不是是為了活下去、混口飯吃。這樣的日子，熬到什麼時候才算是個頭呢？」
我父親心裏一驚，趕忙支吾道：「大哥您喝醉了，瞎吹呢，來來來，別說了，吃點菜、吃點菜！」
東北人激憤地把我父親的胳膊扒拉開，嚷嚷道：「王八犢子才瞎吹呢！不瞞二位兄弟說，我在家裡，鄉下有幾千畝土地，城裡開著馬車店，光是雙套轅的大車就有20多架！他媽拉個×的，打日本鬼子的時候，我給共產黨捐了十二匹騾馬做戰馬，十萬斤棒子做軍糧。這回他們坐天下，搞土改，一點兒人情也不講，說我是‘惡霸地主’，要殺我……」
我父親猛地站起來，制止道：「不要瞎吹了，我不聽了！」
然而，一切都為時已晚。劉子亭呵呵笑著退出門去，一個小時後，派出所的警察們踹開了我家的店門，綁走了東北人。幸虧，我的父親與夏樑柱非常熟識，並且甚有交情，在他的保護下才沒有受到任何牽連。（夏樑柱也是我的「八大老干爺」之一，當時是當地戶籍警察，八、九十年代當過一任公安局長，淮南名人。）
當是，抓到「特務」、「土匪」是要嚴格審訊的，以期有所蔓連牽扯，可以從中抓到更多的同夥或是可殺的人。抓到「逃亡地主」卻不要費這些事情，因為他們與社會沒有什麼牽連，他們的死罪只是因為曾經富有。一般都是即抓即殺，誰殺的算誰的指標（那時候，這種「工作」是有特定「指標」的、要名額的）。因此，東北人很快就被確定下來就地槍決。
「十一」前一天的上午，有關部門決定於中午12點的時候槍斃幾個人，刑場依然是淮河大壩，東北人也在其中。我的父親是義重如山的人，哪怕擔當再重的干係，也一定要為朋友送行。所謂「送行」，在我們淮南這裡，就是與將死的人見最後一面，同時帶去一些酒菜，俗稱「倒頭飯」，讓面臨死亡的人吃一點、喝一點、聽聽親人、朋友最後的語言寬慰，說說想說的肺腑之言。
東北人吃了我父親的酒菜，憤慨地說：「我家祖祖輩輩都是種田的人，誰當皇上誰做官，我們都是一樣種地納稅完糧。我為抗日出過牲口、口糧，按照民國的章程，我也算抗日的功臣。改朝換代了，不知道為什麼非要殺我們這樣的人？我有什麼罪？我沒有殺過人、放過火，沒有坑過誰、蒙過誰，就因為是地主，就得挨殺麼？」
當然，我的父親一個字都不敢應承，只能陪著嘆氣。
東北人最後說：「誰都逃不了這一死，想開了，也就瞑目了，死就死吧。好兄弟，看在我們半年多的乾親家的分上，等我被槍斃了以後，請您花一塊大洋，找個人把你這個可憐的哥哥埋了，千萬別讓我被野狗、野狼吃掉。」
東北人終於被「執行死刑」了，我的父親在刑場十餘丈之外親自掩埋了他。未隔半個月，劉子亭也被抓了起來，罪名是：「特務分子」。他是一個孬種，未等處決就自殺在監獄裡。他的老婆立馬改嫁，丟下一個孤兒叫「劉士孝」。
劉士孝比我大四歲，他父親死後以乞討活命，因為鼻孔下常常掛著黃鼻涕，又被人們叫作「膿鼻桶」。1970年底，我「上山下鄉」被招回到淮南鋼鐵廠上班，劉士孝與我同在一個工段。他表示認得我，並稱我做兄弟。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說：「不要理他！老貓屋上睡，上輩傳下輩，小心他也像他老子那樣害人！」
在我的記憶裡，劉士孝並沒有害過誰。他不多說話，總是以笑臉待人。他喜歡鍛練，單槓、雙槓功夫特別好，至今老鋼廠六十歲上下的工友都記得他是一個運動強項的人。劉士孝的老婆是個「名人」，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鳳臺縣一個「縣革委」副主任為其自殺的這個女人。1980年，劉士孝因違章操作失足掉進1800度的鐵水裡，當時大火衝天，頃刻間被當眾活活燒死，只留下不到三尺長的殘骸。
我不想說什麼叫「報應」，但是過了50歲以後，我開始相信這個世間真的存在報應。這「報應」，有深有淺，有早有遲！只要你作了孽，不報當世，至少也不會放過你的兒女。只要你在今生歉下了誰的債，你必須償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