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美關係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諸多美國跨國公司巨頭相繼從中國市場撤出。中國方面只承認美資有撤出的，但不承認撤資「成潮」。美國波士頓企管顧問公司（BCG）發布的研究報告《美國製造歸來》（Made in the USA, Again）指出，中美生產成本差距縮小，美資企業已從大陸撤離回流到美國，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已變身成為美國製造（Made In America）。
中國市場已成美資眼中「雞肋」
這裡需要先對中國商務部公布的外商投資增加的數據作一解析。北京一直宣稱外資還在持續增加，2011年1-9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0407家，同比增長6.24%；合同外資金額1778.6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66.79億美元，同比增長16.6%。如果僅看這些數據定會產生誤解，即中國還被世界跨國公司視為投資寶域。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上述數據包括來自維爾京、開曼群島、薩摩亞、毛里求斯和巴貝多等自由港的對華投資。維爾京、開曼群島、薩摩亞等地正好是中國資本外逃的中轉站和洗錢天堂。來自這些地方的所謂「新增對華投資」，其實只不過是中國人和中國公司在這些洗錢天堂漂白的資本回流。
早在四、五年前，美歐眾多跨國公司就已經公開表露對中國投資環境惡化的嚴重不滿。中國美國商會與中國歐盟商會連續三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都表示歐美商界對中國的保護性政策越發感到擔心，認為它們在華工作的環境在未來幾年將會更加惡化。外資的不滿集中在三點：一是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新規定迫使外資企業將業務和技術訣竅轉讓給中資公司，以換取市場准入。二是政府採購規定有失公平，在華經營的外資公司「期望在公開招標中獲得平等對待」。三是中國對外資企業併購採取的限制。要成立合資企業，外資方面必須尋找中國公司作為合作夥伴，雙方的股權分配只能是一半對一半。在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嚴重不足，這給外資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美國政府與歐盟領導層與中國就投資環境進行多輪磋商，但未能有所改變。加之中國大陸近兩年面臨員工薪資上漲，土地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幣不斷升值等因素，造成整體生產成本大增。美資企業盤算成本之後，認為大陸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已不復存在，於是將企業回遷美國。BCG在《美國製造歸來》中預測，到2020年將有15%針對北美市場的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到美國。前不久，福特汽車公司宣布把1.2萬個工作機會遷回美國，並將在美國投資160億美元，包括62億美元用於購買和升級在美工廠的配備。BGG高級合夥人希爾金（Harold L. Sirkin）指出，未來五年在美國一些地區製造的商品，生產成本將只比大陸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縮小的同時，美國的生產效率更超過大陸。
高盛從急欲聯姻到絕袂離婚
撤資的不止產業界，還有金融業。最近幾個月，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和高盛先後結束與中資銀行的聯姻。在它們採取行動之前，美銀（Bank of America）和美林（Merrill Lynch）將其擁有的中國建設銀行的10%的股份出售了大約一半。在所有美資的撤資當中，高盛的退出具有標誌性意義。就我所知，高盛曾絞盡腦汁希望在中國扎根，為此充當了中國金融業最踴躍的戰略投資者。為了獲得北京青睞，高盛曾投入巨額公關費用進行巧妙的公關。這些公關手段當中包括採用北京最喜歡的手段：即幫助中國在國際社會宣傳。那本罔顧事實、竭盡吹捧之能事的《北京共識》（2005年），就是美國高盛公司的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執筆寫成。這個報告不僅將中國這種罔顧社會公正與人權、嚴重透支生態環境的經濟模式，說成「以平等與高質量的發展為其特點」，是「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的發展模式；還說「北京共識」包含的許多「非經濟理念」（即「專制極權政治＋市場經濟」的政治理念與價值觀）不僅值得發展中國家仿效，還將在全球範圍內取代「華盛頓共識」。這種有點無恥但很有效的「公關」方式其它外資銀行亦曾廣泛採用，2004年在英文世界裡發行並獲得關注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者就是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的花旗（銀行）集團的執行董事庫恩。這位既非傳記作家，也非記者，更不是中國問題專家的金融界從業者，親自捉筆寫就這本傳記，其公關意義自不待言。
花費如此投入公關而進入的市場居然被舍棄，只有傻瓜才會將這一信息解讀成是出自於自身的困難。只能說，這些銀行已經看到一點：中國市場的前景晦暗，該是全身而退之時了。
跨國公司：北京遊說美國的重要盟友
這些對美國政界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跨國公司退出中國，意味著聯繫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紐帶已經鬆動。以往的歲月裡，由於在華投資的廣泛利益，這些跨國公司一直力主中美友好，是美國政商兩界「擁抱熊貓派」的主要社會基礎。
多年來，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和保障在華投資利潤，對國會進行了大量遊說。它們在華盛頓有專門的遊說人員，還結成了同盟。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他們熱衷於呼籲美國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面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與專制政治，他們遊說國會的主要理由是，「中國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等。這些遊說活動中有幾項讓中國政府受益匪淺。例如，2000 年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表決之前，波音等美國數百家跨國公司結成團體，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遊說行動。參與人員包括各公司的政府關係專家、行業聯合會的遊說機構以及共同雇佣的專門遊說公司。在近一年時間裏，他們舉辦大量講座和會談，向國會灌輸開放對華貿易將會給美國企業帶來的巨大商機的理念，最終獲得成功。這次集體遊說總共花費1.12億美元－－此前，美國商界集體行動的最高記錄是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遊說，總額也不過3,000萬美元。2007年美國出臺《對華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增加了47項出口管制產品，但最後促使美國減少管制產品的不是中國政府的抗議，而是美國的跨國公司波音、聯合技術等企業的遊說。
美國跨國公司對中美友好所做的貢獻，中國政府基本不會公開承認。但北京心知肚明，儘管北京曾聘請20多家專業公關公司為其在美國遊說，其效果卻遠不如這些在美國本土政界擁有盤根錯節關係網路的跨國公司。當美國金融產業界與中國的緊密聯繫鬆動之後，中國與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矛盾、以及中國與國際體系、中共價值觀與普世價值的內在衝突等各種因經貿利益而被強行壓制下去的摩擦性因素就會日益突顯。
無疑，中美關係面臨新變局。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美國對此似乎已有心理準備，中國方面明顯準備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