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來的時候，我們迅速趕到紅場，卻什麼也沒發生，一切都是那麼正常，可真實情況是一個國家消失了。雖然我們早已料到，但蘇聯民眾的若無其事還是讓我們很驚訝。
新華社原駐莫斯科記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現場
1978年8月30日，我開始擔任新華社駐莫斯科分社記者，見證了上世紀80年代蘇聯僵化的政治空氣逐漸解凍的過程。在莫斯科，無論是黨務會議或是政府會議，普通民眾只要掏半個盧布，就可以進會場旁聽。1987年以來，被逐漸解禁的言論像是一顆顆炸彈，越來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種官方會議上「爆炸」，而「點燃」導火索的通常是旁聽會議的民眾。
記得有一次，我去由蘇聯知識協會組織召開的一場報告會採訪。會議過程中，一位工人模樣的聽眾突然站起來，大罵蘇聯共產黨搞社會主義搞了這麼多年，成天「萬歲萬歲」喊著，居然還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會後，我還以為克格勃會找這個人的「事」，結果他大搖大擺走出會場，沒有人攔住他。
白宮民警打瞌睡，陸軍司令部、國防部很平靜
1990年，蘇聯開始實行總統制，並伴隨著大量民選官員上臺，我當時對蘇聯的未來保持著樂觀態度，覺得這個國家終於打破了沉悶的政治體制，至少在表面看來，並未嗅到體制內將會有什麼異常的動作。
1991年8月19日清晨，分社社長唐修哲急忙把睡夢中的我們喊起來開「飛行會議」，說北京來長途電話告知，戈爾巴喬夫「靠邊站」了，「緊急狀態委員會」開始行使權力。我們在震驚之餘迅速分配了採訪任務。5分鐘後，竺承軍和我各駕駛一輛車，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開。
還沒等我的車開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輛裝甲車和滿載士兵的軍用卡車，我下車問坐在車裡的軍官：「為何要來莫斯科？」「執行任務。」這位軍官只說了這麼一句，之後就轉過頭去，沒再理會我。
當我的車繼續往市中心方向行駛的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一路不僅沒有見到任何軍車，而且行人也很少見。等到達紅場時，氣氛像往常一樣平靜，彷彿已經和時局脫離了關係。我隨意問了幾個遊人，都是外地來旅遊的，說沒聽到消息，也不知道「緊急狀態」為何物。
幾分鐘後，我們趕到最高蘇維埃所在地白宮，比政變軍隊先到。我去詢問白宮守門的民警，他們居然還在那裡打瞌睡，說什麼也不知道。而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部這兩個關鍵地點也是出奇的平靜。
當我們趕到克里姆林宮時，看到有十幾輛裝甲輸送車已經到了，印在每輛裝甲車身上的軍車號碼全部用藍色的複寫紙蓋住。老百姓就把一輛輛軍車團團圍住，不斷地向軍車上的士兵叫罵，一張張蓋住車號的複寫紙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滿地都是，場面非常混亂。
政變部隊的軍車行動受阻，而此時一列小轎車卻「悠然自得」地駛進了白宮，後來才知道這竟是葉利欽的車隊。當時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變，早該把葉利欽這幫人先抓起來，怎麼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走進白宮，然後組織對自己的反擊呢？之後我就聽到紅場上的揚聲器裡傳出了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副總統魯茨科伊、議長哈斯布拉托夫和總理西拉耶夫名義發出的聯合聲明：號召人民「反對軍事政變，保衛民主政權」。
部隊倒戈，效忠葉利欽
8月20日清晨，庫圖佐夫大街盡頭，也就是白宮與我們大使館之間，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輛快速反應部隊塔曼摩步師的T-72坦克。通往紅場克里姆林宮和練馬廳廣場的路口都已被軍隊封鎖，紅場南出口被鐵欄杆和警車擋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橋頭，停著7輛T-80坦克，還有彈藥車和油罐車各一輛。
但我感覺苗頭已經不太對了，這看起來不像是政變，卻像在保衛葉利欽。坦克炮口不是指向葉利欽辦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紅白藍三色旗，而不是鐮刀錘子紅旗，我問在坦克上的士兵怎麼回事？他告訴我，在昨天晚上，列別德少將就已經率領我們「改旗易幟」了，現在我們只效忠葉利欽。
一名中年女教師從坦克上跳下來告訴我：「昨晚10點，阿加耶夫少校率5輛坦克投到葉利欽這邊。今天早上6點，塔曼師又有50輛戰車倒戈。」接著我又問了幾名坦克兵，他們都證實了上述情況。
在白宮四周，停著數輛坦克、幾十輛步兵戰車、裝甲車和軍用卡車。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們在坦克上並排坐著，有說有笑，姑娘們穿著士兵的軍大衣，把鮮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斷有市民和外國記者給軍人送香菸、冰激淋和罐裝外國啤酒，而那個時候能喝上罐裝外國啤酒已是難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夥子看我是外國記者，就帶著我爬上靠近白宮圍牆的壁壘上，我看白宮裡面都很正常，院子裡的麵包堆得像小山一樣，這些麵包都是由眾多擔心白宮裡斷糧的市民，隔著圍牆往裡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見一斑。
在高爾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樓前，牆面和電線桿上到處都貼著號召「無限期罷工罷市直到軍政府垮臺」的傳單和標語，內容也大多是散佈部隊倒戈、外國譴責緊急狀態委員會等傳聞。普希金廣場上，只有一家麥當勞快餐店仍在營業，顧客排了二三百米長的隊，其他食品店裡顧客也比平時多，對未來充滿惶恐的人們大量地搶購麵粉和雞蛋。
晚上21時的電視新聞中，蘇軍政治部副主任為部隊倒戈闢謠。但形勢急轉直下，政變部隊撤回駐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認為這一情況同國內的預測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國內發稿。我決定先發回國內，因為這是記者現場觀察到的真實情況，就應如實報回，至於如何發稿，應由總社決定。
經過這一事件之後，我從另一個側面瞭解到了蘇聯，也切身體會到蘇共已經喪失了執政能力了。發動政變搞了個緊急狀態委員會，最高層的人物都在裡面，最終行動卻以失敗而告終，說白了就是到最後連保衛政權都不知怎麼保衛，現在想想也是感慨萬千。
新華社原駐莫斯科分社社長萬成才回憶
目睹蘇聯國旗降落
80年代蘇聯物品緊缺，看見就買。
1982年，我被派去蘇聯擔任新華社莫斯科分社記者，但卻是以駐蘇使館外交官的身份出現，因為中蘇兩國遵循對等原則只互派2名記者，而分社採編工作又比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駐外交官的名義加派記者。
從1982年到1985年，我感覺蘇聯社會氛圍發生了很大變化。三位總書記相繼去世，整個國家的政治空氣變得異常沉悶。蘇聯經濟結構長期畸形，一直是重工業發達，輕工業薄弱。我還記得那個時候走在大街上，經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著購物袋，隨時準備購物，衛生紙、肥皂、黃油、麵包，看見了就馬上買，能買多少買多少。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就不知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再見」。
戈爾巴喬夫上臺，民眾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50多歲的他帶來了與眾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蘇聯人的審美需求，又善於演講，大家覺得蘇聯終於可以擺脫老人政治，所以民眾對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領導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還記得有次分社的設備壞了，請蘇聯的工程師過來修，我特意為蘇聯的三次國喪向他表示慰問，而他聽了卻沒有回應，但要是談到戈爾巴喬夫，他就馬上變得健談起來，從他的眼神裡可以看出對戈爾巴喬夫的喜愛。
1987年，戈爾巴喬夫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當時的蘇聯媒體都言論自由了，一時間各個報紙對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鋪天蓋地，幾乎到了全盤否定蘇聯歷史的地步，但對赫魯曉夫的批判卻相對較少。報紙上同樣也出現了傳統派攻擊戈爾巴喬夫的文章，呼籲把他趕下臺。
1989年蘇聯施行民主選舉，民主派全面掌權，加上1990年修憲，這時蘇聯人的思維與價值已變得更加多元。處處是辯論與探討，在議會大廈裡，是人民代表之間的辯論。在議會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眾三五成群的小辯論，「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計畫經濟？」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離不開國家該往何處去的主題。
1991年，我那時已在北京專門負責編輯蘇東方面的新聞。8月19日那天，我們接到了蘇聯方面來傳來的消息，說莫斯科發生了政變。而此時分社同志還在睡覺，我們馬上從北京打電話到分社，讓記者們趕緊到新聞現場，但由於當時的局勢非常複雜，所以我們寫內參寫得比較多，而關於「八一九事件」的公開報導相對較少。
通貨膨脹率達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為莫斯科分社社長。重回蘇聯，感受到了啟動政改以來，蘇聯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沒有改觀，而且情況變得更糟糕。
在農貿市場裡，只有西紅柿、黃瓜、土豆幾樣品種，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憐。通貨膨脹率居然達到了2000%以上，商品價格每天都要漲90%。我有一位蘇聯朋友在《真理報》評論部工作，他曾經有幾萬盧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間這幾萬塊錢就沒有了任何價值。
我們經常去戈爾巴喬夫主持的國務委員會採訪，但感覺他已經被葉利欽架空了，就連我們中國大使想要向戈爾巴喬夫遞交國書，他都沒時間接。國家早已分崩離析，血肉已經沒了，卻只剩下了蘇聯的「白骨架」。而此時的蘇聯民眾已經對戈爾巴喬夫極度失望了。
12月25日，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的那一刻，沒有人感到詫異，也沒有人為此哀傷，大家都很平靜。蘇聯解體的稿子是我寫完後發到國內的，但提前幾個小時就已經寫好了，因為我們通過各種渠道證實，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體的消息。當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來的時候，我們迅速趕到紅場，卻什麼也沒發生，一切都是那麼正常，可真實情況是一個國家消失了。雖然我們早已料到，但蘇聯民眾的若無其事還是讓我們很驚訝。
2007年葉利欽去世，我在莫斯科見到了戈爾巴喬夫，那是在他基金會的辦公樓裡，他的辦公室滿牆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們當時聊了很多，但他顯得比過去老多了。因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們聊天的時候盡量避開敏感話題。他還是很健談，說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臺之後，只有一個人給自己打了電話，那些曾經的親密戰友與革命同志紛紛離他遠去。在他80歲生日的時候，莫斯科甚至沒有多少人想起。臨走之前，戈爾巴喬夫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理解改革》。他真誠地希望人民能夠理解他的改革，他並不是想把國家推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