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前妻仝玲洗臉，是李建強每天必做的功課
每天清晨6點，當第一縷陽光照進病房時，李建強就得起床給前妻仝玲擦洗身體、梳頭……仝玲患腦幹出血壓迫神經，手腳根本不受大腦支配，做40分鐘四肢按摩，是每天早、晚必不可少的功課。然後，李建強要將前妻弄髒了的床單拿去清洗，再為前妻準備早飯。忙完這一切後，他就將前妻交給病友和醫護人員照顧，出去打零工掙錢交藥費。這種日子，李建強已經走過11個年頭了。
妻子病重時，智商回到兒時，管丈夫叫「爸爸」；清醒時，她苦苦哀求丈夫離婚，尋找自己的幸福。
1994年，進入而立之年的李建強，在單位同事的介紹下，認識了在安陽市東方紅電影院負責檢票工作的仝玲。第一次見到仝玲，李建強就被她的外表所吸引，年輕靚麗，又穿著時尚。那個年代，在電影院工作很吃香，在糧食局工作的李建強覺得自己身世一般、長相平凡，工資也不高，配不上仝玲。但就在雙方認識的第7天，仝玲送給李建強一件親手織的毛衣。心靈手巧的她，深深地打動了李建強。看電影、逛街，兩人經過幾個月的戀愛，終於手牽手進入婚姻的殿堂。
1997年，下崗的浪潮波及這對夫妻。為了生存，李建強帶著仝玲千里迢迢去廣西南寧打工，靠幾千元的積蓄，他們購買了一支洗車用的高壓水槍，租賃了一個門面，做起了洗車的行當，日子逐漸有了好轉。
好景不長，厄運再次降臨到這對夫妻的身上。有段時間，仝玲總覺得自己腰疼、乏力，還有了腿腫的症狀。2000年5月，經安陽市多家醫院會診，仝玲被確診為尿毒症。隨後，李建強開始帶著妻子到全國各地求醫，北京、上海、鶴壁，他們見了無數位醫生，仝玲吃了不少偏方，但病情始終沒有好轉的跡象。 「有錢就幫她換腎，沒錢只能透析。」診斷後，醫生說。
透析每星期需要2-3次，每次700∼800元，再加上昂貴的藥物，沈重的經濟負擔壓得這個家庭喘不過氣來。禍不單行的是，仝玲在做透析的過程中，又突發腦幹出血，一度成為植物人。經過搶救和李建強7個多月的悉心照料，仝玲終於有了些許的意識，但智商卻退化到了兒時，竟然管李建強叫「爸爸」。只要李建強離開一會兒，仝玲就會哭著喊著：「爸爸你別不要我，你別離開我。」
在醫院，大夫還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仝玲在患腦幹出血前，曾吃過一頓餛飩，此後腦海中就形成了對餛飩的印象，只要不是吃餛飩，她的意識中都不認為是吃飯。為哄她高興，李建強不得不每天買餛飩來餵她吃。
仝玲的意識完全清醒時，她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盡到一個妻子的責任。她為此痛苦而糾結。每天，她看著丈夫百般呵護自己，為掙藥費苦苦地掙扎，心中十分不忍。她不想再拖累丈夫。可她身體完全癱瘓，連自殺和絕食的能力都沒有，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離婚，想讓李建強甩掉她這個沈重的負擔，重新找一個女人。
對妻子的這個要求，李建強說什麼也不答應。仝玲9歲喪母，16歲喪父，既無兄弟，也無姊妹，李建強知道，離開了他，妻子無依無靠，只有等死的份兒。
仝玲主意已定，為離婚苦苦相求。實在拗不過仝玲，2001年，李建強與她辦理了離婚手續。但李建強的條件是：離婚不離家。他依舊日夜守候在仝玲的病床前，一日三餐，餵水餵藥。
積蓄花完後，李建強賣掉父親留下的房產。他四處打工掙錢交藥費，醫院賬單顯示，11年間他為前妻治病共花費37萬元
仝玲患病前，夫妻倆靠多年積蓄，存下10多萬元。這筆錢花到2003年全部告罄。
「不管怎麼樣，她都給咱家做過媳婦，咱都得管她。」李建強的母親經常把退休金送到醫院。但這只是杯水車薪，沒有辦法，李建強10萬元賣掉了父親留給自己的房產。
「這個病是個無底洞，你能填得滿嗎？」親友們看李建強日子過得苦，常勸他既然離婚了，就早些離開仝玲吧。
「沒了房子，你以後住哪裡？為了我這個活死人，你值得嗎？」自從癱瘓後，仝玲經常用「活死人」來嘲諷自己。
「沒了住處更好，我可以天天守在你的病床前。」李建強找來一個躺椅，從此，醫院成了他的家。
能賣的賣完了，但病還得治呀！打零工成了李建強掙錢的唯一途徑：粉牆、卸車、幫人搬家、刷碗、通下水道……他什麼活兒都干。「有一次幫人扛水泥，從1樓扛到5樓，一袋水泥1塊錢，我扛了30袋，工頭說我出力大，最後多給了我10塊。還有一回幫一戶人家疏通下水道，花了兩個小時也沒弄通，我就沒跟人家要錢。」李建強笑著說。
做工到中午時分，李建強還要趕回去給仝玲準備午飯。下午，如果仝玲需要做透析，李建強就不能去打工了，因為透析隨時有生命危險。就這樣，他在一天中，照顧仝玲與打工相交替，一熬就是11年。
在這11年中，醫院的費用清單顯示，李建強為前妻支付醫藥費高達37萬元。
他餵妻子吃飯如同灌藥；根據治療需要，他學給前妻自製病服。11年間，他將前妻從幾百張病危通知書中拉回人間。
在醫院，說起李建強護理仝玲的故事，不少人豎起大拇指。
仝玲腦幹出血壓迫神經，基本的坐立都不會，全身癱軟。為了讓仝玲出門散心，李建強只好把她全身綁在輪椅上，推著她出門晒太陽。
仝玲嘴部神經失控，吃飯、喝水都成了大難題。「我把輸液管剪短，先把水喝到我嘴裡，再順著輸液管給她送到口中。吃飯就更難了，她不能坐立，頭部也直不起來，還不會咀嚼，我只能把她抱到懷裡，扶著頭，用裹了布的杓子把她的嘴巴撬開，再把包子餡、粥之類的食物送到她嘴裡，再用輸液管送水，給她灌服下去，這情形就像喝藥一樣。」李建強說。
採訪中記者留意到：仝玲的衣服和平常的衣服不一樣。據李建強介紹，這些衣服都經過了特殊「改裝」。比如，在毛衣整個袖子側面添加了一條長長的拉鏈，這是為方便給仝玲量血壓、透析；仝玲的保暖棉褲也很特別，從胯的位置分成兩截，中間縫上了尼龍粘鉤，這是為了讓她方便時更容易脫下。「很多癱瘓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瘡，正是有了建強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從來沒得過褥瘡。」仝玲說。
「曾經和仝玲一起住院的尿毒症病友，上至60歲的老人，下至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全部都故去了。11年了，仝玲成了安陽尿毒症的‘元老’。11年間，醫院下的病危通知書多達幾百張，仝玲也多次要求醫生停藥，不想再拖累李建強。」安陽市永明路辦事處主任楊彭波說，正是李建強的執著和呵護，前妻一次次被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患上這個病的家庭，男方得了，女的跑；女方得了，男的跑。既然我們都沒有跑，就做個伴兒吧。」就這樣，他們「裸婚」了。他的前妻和現妻不像「情敵」，更像姐妹。
李建強為前妻如此付出，他的現任妻子又是什麼態度呢？
2002年，李建強在醫院結識了住在前妻病房隔壁房間、正在伺候患尿毒症女兒的現妻——素英。
素英十幾歲的女兒也是尿毒症患者。「患上這個病的家庭，男方得了，女的跑；女方得了，男的跑。既然我們都沒有跑，就做個伴兒吧。」在安陽市六院主任醫師袁保榮的撮合下，在沒有彩禮、沒有嫁妝，連頓婚宴也沒有的情況下，「同病相憐」的素英和李建強走到了一起。
「這才是正兒八經的‘裸婚’。」李建強笑著說，婚前他就告訴素英，自己要一輩子照顧前妻，素英對此也很理解。從此，兩個人就互相幫扶著，照顧兩個病人。
素英因女兒換腎欠下債務，為還債她在新鄉兼了3份會計工作。閑暇的時候，她經常和仝玲通電話，詢問病情。只要回到安陽，她就給仝玲洗澡、做飯、洗衣服。「她是病人，她受的罪大，我們受的罪小，寧願咱吃得差點，也要讓她吃得好點。」素英說。
記者覺得，素英和仝玲不像「情敵」，倒更像是一對好姐妹。
「因為我有病，親生父親才拋下我和媽媽，而他(李建強)明知我的病情還願意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他比我的親生父親好千萬倍。」素英的女兒這樣評價繼父李建強。
「父母除了生命，什麼都沒有給我。7年的婚姻生活，卻換來前夫11年對我無怨無悔的照顧。」躺在病床上，仝玲清醒的時候，常問李建強，「你陪我這樣一個‘活死人’苦熬日子，值嗎？」
「常言說，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使你只做過我一天的妻子，我也要一輩子照顧你，不管你變成什麼樣子。」李建強總是這樣對仝玲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