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洪濤在2009年9月份的時候來我家，跟我說了要寫一本書，討論中國改革中勞動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對，因為初聽上去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義方面的書。但是，聽他認真解釋之後，我就釋懷了。他的基本觀點我是認同的。中國經濟的成功有許多因素，大家都談過了。但是中國人的勤勞卻很少有人提到過。其實這一點極其關鍵。如果我們比較中國人和外國人，或者比較有儒家傳統的人和其他的人，這個特點就很明顯。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高，聽話，能吃苦耐勞。這些特點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中國人對很薄的利潤也會不辭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溫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國各地彈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龍江，到處都有浙江人的蹤跡。彈棉花賺不了多少錢，但是他們遠去萬里之外，追求一點點利潤。改革後，溫州人跑遍世界各國，在十分困難而且危險的環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慶的棒棒隊，一個瘦小個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讓人感動。這種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這種傳統可能和生活環境的艱難有關。這兩個省都是人口眾多，土地資源稀缺的省。總起來看，和別的國家比，中國就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地方。這培養了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這種精神一旦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就能發揮出巨大的力量。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城市裡蓋起了無數的高樓大廈，全國修了五萬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幾千公里的地下鐵，挖了約三百億噸煤（為此死了十幾萬礦工），還在出口加工業的流水線上為中國掙得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樣的成績是靠什麼人做成的？當然，首先就是兩億多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他們拿著非常微薄的工資，經常加班加點，工作環境惡劣，安全沒有保障。他們的權益還常常被侵犯，但是他們很少發出抱怨。只有工資被拖欠時才會向社會控訴，而且只能用自殺來獲取社會的同情。他們願意忍受這樣苛刻的待遇，是因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飽飯，不許自由進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進。不但吃飽了肚皮還有一點工資可掙，所以並不覺得太苦，甚至還覺得生活大有改進。這是中國改革的特殊情況，是別的國家學不了的。
但是現在情況已經起了變化。現在進城打工的農民不再是吃不飽肚皮的農民，越來越多的是八零後出生的人，他們沒有挨餓的經驗，絕大多數是起碼有初中文化的學生，他們見過世面，有豐富的信息來源，懂得自己的權益所在。再用過去的手段對付他們是非常脫離現實的。可是不管是企業，是政府還是用老辦法應付，矛盾會越來越大。
巨大的貢獻，微薄的報酬，顯然是極不公平的。我們能不能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呢？從市場的角度看，這是很難的。因為工資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場決定的。個別企業家發善心，給員工加工資，別的企業的職工都會被吸引過來，遠遠超過本企業的容納能力。特別是職工在改革初期，農村有幾乎無限的剩餘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水平，在供過於求的條件下漲工資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資是沒有辦法的事，誰也改變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財富創造分給了企業家，農民工和消費者（國內的和國外的）。分配的規則是由市場決定。但是這種分配能說是公平的嗎？如果說不公平，那又如何改變它呢？回到計畫經濟顯然不是辦法，計畫經濟下的分配的確比較公平，但是生產效率極低，結果是全國都受窮，對誰也沒好處。市場經濟雖然有很高的生產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麼不公平。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有辦法緩解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業家的所得稅，用於公共福利，如上學，看病。農民應該和城裡人一樣享受社會福利保障。更應該秉公執法，保護進城打工者的權益，比如拖欠工資要懲治，加班加點必須按加班標準付酬，工作場地要安全衛生等等。但事實上我們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農民工的立場上為他們維權，而往往是欺侮弱者。這些弱勢群體被欺侮，不得不上訪求上級政府來主持正義。可是政府對待上訪者又恰恰是驅趕，遣返，甚至拘捕，毆打。政府這樣對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實在太沒有道理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中，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應該立刻給予解決的。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資本家剝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麼低。從表面上看的確是這樣。但是資本家發善心是沒用的。問題在制度上。馬克思也看到這一點，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沒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戰以後全世界有幾十個國家嘗試了這種制度，基本上都失敗了。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堅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夠了貧困的痛苦，現在開始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雖然有很大的缺點，公有制的計畫經濟更不如它。人類社會不存在沒有缺點的經濟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壞的制度。比較起來還是私有制的市場制度較好，因為它能做大蛋糕，擴大分配的基礎，然後才談得上分配的公平性。這也是全世界各個國家發展的經驗所證明了的。所以我們應對現在這種分配不公的對策不是回覆到計畫經濟去，而是限制市場經濟的這種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嚴格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
最近一兩年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悄悄地起了變化，許多地方發生了用工荒的現象，市場上普通工人的工資開始上漲。這也是市場的力量在起作用，誰也改變不了。而且這一趨勢將會越來越明顯，漲工資的幅度會越來越大。這是我國的人口構成所決定的。中國在很快進入老齡化時代，老年人在人口中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勞動力佔的比例越來越低，工資自然要上漲。這對企業也是一個壓力，要求他們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產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術，不再拼資源，拼低勞動力成本。同時也要求工人們提高自己的技術文化水平，能勝任更複雜的工藝要求。也正是我國改變經濟發展模式所要求，也是中國變成發達國家的必要徑路。
蘇洪濤的書，題目是了不起的中國人。他不但提到了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也提到了中國的企業家。相比之下，中國的企業家也是了不起的。與別的國家相比，他們的經營環境充滿著風險和政策不確定性，人身和財產沒有嚴格保護，但是他們成功地為社會和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工人提供勞動。但是勞動用於什麼地方，生產什麼產品，銷往何處，定什麼價格，都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企業家組合勞動，資本，市場，技術，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出優質的產品。這部分工作不是工人做的，是企業家做的。改革前，工人同樣勞動，但是財富的生產非常有限。原因就是沒有企業家在組合要素中的作用。在中國的轉型期中多數企業家獲得了他們的報酬。不像工人因為勞動力供過於求，不得不忍受很低的工資報酬。相對而言，中國的企業家是稀缺的，他們能夠得到因稀缺而造成的額外收入。現在連外國的企業家都趕來中國賺錢。因為中國的市場中企業家供不應求。
蘇洪濤並沒有用偏見的態度看事物。他提到中國人的許多毛病，如出口劣質產品到俄羅斯，非洲，甚至東南亞和歐洲。中國人不遵守公共秩序，不懂得尊重別人，只顧自己。做生意時行賄；同行中彼此使壞，惡性競爭；做事缺乏原則，只管賺錢。如果這些毛病不改，中國經濟的一時輝煌，最後將會拖累自己，這樣幹下去是走不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