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解放」那年（1949年），我在重慶清華中學讀書。「解放」後我參了軍，空軍地勤，駐紮在中朝邊境，也曾踏上過朝鮮的土地。幾十年後我瞭解到，志願軍當了俘虜回國的，被整得很慘。有個女兵，被發配到一個非常偏遠的山區，遭強姦18次。我出了一身冷汗，謝天謝地，幸虧我沒當「俘虜」，而當了右派，我情願當右派。
1955年，我從華北軍區空軍政治部轉業到了重慶市文化局。我雖然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但心裏總渴望追求真理，認為一個社會應當公平、自由、民主。1949年我對「新社會」是由衷熱愛擁護的，年輕人嘛，面對一個新時代，高興。
在部隊時，我開始感到有些不對勁，好多首長一腳把原配夫人蹬了，從大學生裡（包括清華大學）招來一些漂亮、有文化的女孩子，說是參軍，實際上給他們當老婆。有個部長，一個怪難看的糟老頭，娶了一個馬來西亞回來的女學生。那女學生真是個美人兒，年齡還很小，說「娶」是文明語言，實際上是強迫。記得剛「解放」不久，見到一幅蘇聯的畫，叫《春寒》，上面畫著一個富有的糟老頭娶一個很年輕很漂亮的女娃，畫諷刺舊俄時代不相稱的婚姻。這種婚姻讓我心理上很反感，但我想那畢竟是一幅畫。後來睜眼一看，咦，這種事身邊到處都有！下到地方，見得更多，我於是想，這些都是老首長、老革命，打江山辛苦，辛苦了就要享受。
當時，我只是對這種事產生一種本能的反感，絕沒有想到這同我一生的命運有什麼關聯。我到文化局後，由於能說會寫，還能在外國人面前說點洋文，因此很受重用。我當了團支部書記，還被認為是「接班人」。那個時候，有外賓來，我都要接待，每天還要把外賓的活動情況寫成文字，發電到北京。所以，每晚發完電報，我一天的工作才算結束。
一個晚上，我寫完電文，匆匆闖入主任的辦公室。一進門，我呆了，主任正在和一個年輕女人親熱！我面紅耳赤，手足無措，趕緊退了出來，但是晚了。
主任是個從延安來的老革命，我的頂頭上司。老革命搞年輕女人我已經見得多，但是當場撞見，而且是頂頭上司，事情就不妙了。主任擔心我說出去——其實我沒吭一聲，我不敢，我曉得這事的厲害。幾個月後，鳴放開始了，我經常在外陪外賓，根本沒鳴放，什麼意見也沒提。不過，要整我，並不在於提沒提意見。
他們找了兩句話給我定了罪:一、蔣維亮說，他要用藝術這個鞭子來抽打共產黨員的靈魂。二、蔣維亮說，鳴放時共青團員可以不講立場。其實這兩句話都不是我說的。第一句話來自一個搞創作的人員，原話是「用藝術的鞭子抽打醜惡的靈魂」，我覺得這句話不錯，記在了本子上，本子被人發現、匯報、加工，成了我當右派的罪行。第二句話是別人問我的話，當時我根本沒有回答，後來批鬥我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強往我身上加。
主任資歷老，權力大，他不放心我，給我頂「帽子」打發我走人。不過，17年後，1974年，把我從長壽湖解救回來的也是他。
文革期間，這位主任在日記本上寫了一些罵江青的話，他當演員的老婆發現後揭發他，他因此挨斗挨整。這一傢伙把他整清醒了：挨整的滋味，難受呀！1974年，我同他在大溪溝偶然相遇，他十分親熱地叫我：「蔣維亮同志，蔣維亮同志！」我很冷淡，不想理他。他很真誠地對我說，1957年的事過頭了，一定要設法把我調回來。我沒當真，但是當年我就從長壽湖調回了城。他幫的忙，想來他良心還在，那個年代，不容易了。
批鬥我時，我還在想，辯論嘛是人民的權利，因此我不停地為自己辯解。哪知越辯解越遭整。你越說自己根本沒想到要反黨，你越被整得慘。一盆一盆的污水鋪天蓋地往你身上潑，潑得你昏頭轉向，到後來你自己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個罪人。
我們文化局有個搞川劇改編的文人叫王相成，他「解放」前曾與老舍一起工作過，寫過不少書。1957年他根本沒有鳴放。那天開會，有人叫他站起來交代問題，他馬上站起來，站得規規矩矩，低著頭說：「我從舊社會來，有罪，有罪。我向黨低頭認罪。」鬥他的人說他老姦巨滑，他連連承認：「是，是。」他一心想求平安，但是，仍然被劃為右派。
不過，由於他一點不辯解，批鬥會上他少吃了很多苦頭。我這才明白，受了冤是絕對不能喊冤的，否則整得更慘。劃我右派的材料報上去審批時，宣傳部管文教的幹部認為我不應劃右派，把材料退了回來。哪知道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到了重慶，他到團市委去問：你們打了多少右派？團市委的說打了多少多少。毛澤東嫌少，說：「一個單位要打個百分之一、二、三呀。」這件事發生在1958年3月，團委的報紙上刊登了的。
這一下又掀起了抓右派的熱潮，以前不打算劃為右派的，一個接一個地補劃。右派實在補不上了，就劃為「壞分子」。例如，與我同在文藝科的劉犁和陳應善就被強劃為「壞分子」。劉犁的罪名是「經常在文化宮逛，想耍女朋友。」陳應善也是我們科的，愛唱歌，他娶了比自己小得多的年輕妻子，被定罪為勾引誘惑女青年。他和他父親（即重慶著名的山水畫家陳漫漫）對此表示強烈不滿，結果陳應善被抓捕入獄，新婚的妻子也同他離婚了。「壞分子」完全是強加的。最有趣的是市話劇團的萬聲，他們劇團的肖培禧等人被劃為右派打下去了，在一次座談會上主持人要大家發言，點名要萬聲發表對肖右派的看法。萬聲說：「我看到肖培禧呀，這些人——」說到這兒他就打住了。主持人問：「有啥？」萬聲說：「沒有了。」那些人於是認為，「沒有了」裡面更有問題，萬聲沒有說出來的話是最惡毒的。他們話劇團的幾個人，包括萬聲，都是後來被補劃為「壞分子」再打下去勞改的。
抓了「壞分子」又抓「歷史反革命分子」，總之抓的「敵人」越多，成績就越大。毛澤東來重慶點了把火，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又在已經很高的抓人指標上再加一個百分點，這百分之一專門加在知識份子多的地方。
我當右派後，工資從每月60多元降到每月3.5元，轉到長壽湖後加到7.5元。經濟上我一貧如洗。那些年，我見到死人最多的不是長壽湖，而是南桐農村。1958年冬，教育局和文化局的右派集中在南桐礦區兩河鄉修簡易公路。這時糧食已經很緊張了，每人每月只有17斤毛糧，右派們餓得不行，什麼野草野菜都找來吃。毛糧連同穀殼一起磨成粉，包谷連同芯芯一起磨來吃，還有南瓜葉等等。吃不飽，但勞動強度很大，右派們挺不住了。
文化、教育系統的右派們，都是些知識份子，一些人年齡大了，經不起折磨，成批地死。我當時搞點測量的技術活，四處走。每天走到教育局那個隊門前時，都會看到幾具屍體，前一天的埋了，第二天又擺出新的。有一天，我看見屍體中有我在樹人中學的英語老師馮素光。
我們文化系統有一個叫曹綏志的人，他是四川人民藝術劇院創作室的創作員。他死後我們把他埋在坡上，由於大家都很餓，沒力氣挖坑，便找了個凹下去的地方把他放進去，然後撿點泥巴和石塊把他草草蓋上。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從四川大學趕到南桐來，非要去看他的墳。實際上哪有什麼墳嘛。我們帶她到埋曹綏志的地方，她一看見那個到處是洞的「墳」，一下子就痛哭起來。我們趕緊又去找些石塊泥巴把洞封上。
還有一個叫唐成淼的人，在市話劇團創作室被打成「壞分子」。他被開除公職，下放南桐農村。一天，他聽說場上一家食店要賣紅燒肉。一大早，店沒開門他就去等。好容易開門了，肉還沒買回來，又等。肉買回來，洗、切、煮，再等。鍋裡冒出陣陣肉香，唐成淼使勁聞，虛汗直流。突然，他面色慘白，渾身發抖，身子一歪滑到地上。肉煮熟了，唐成淼也斷氣了。
1960年2月我們轉到了長壽湖，仍然不斷有人餓死。我當時在採石場，餓得昏昏糊糊，每天看天都像是黃昏，不時把水當成天，天當成水。後來，我們這些身體垮了的人集中在一個寢室，我睡上鋪，下鋪給年齡大一點的人。沒多久，下鋪的人死了，抬出去，我移到下鋪睡，再來人，我又搬到上鋪。我記得上上下下搬了三次，每一次都是下鋪死了人。可惜我想不起他們的名字了，只記得有一個人是郵電系統的。不久我被轉到獅子灘醫務室，那個「死亡寢室」後來的情況我就不瞭解了。
記得最清楚的是劉犁之死。劉犁同我一個科——文化局文藝科。那天，我聽見有人喊：「這是哪個睡在溝溝裡？」我跑去看，在獅子灘機械廠旁的一個溝裡，面朝下伏著一個人。我把他翻過來一看，是他，劉犁！他滿口是泥巴，嘴角流出一串口水，面青面黑，眼睛還睜著，但已經斷了氣。
他到獅子灘來找吃的，轉了半天，沒找著，支持不住倒下去了。他1930年生，死時剛剛30歲，還沒有結婚。他為啥被打成「壞分子」，因為他愛在文化宮找女娃兒耍。一個單身漢想耍女朋友，正常得很嘛。毛澤東來了重慶，要多抓階級敵人，他因此就被打成了「壞分子」。
那個年代，越老實，越按要求認認真真改造，越吃虧，越容易死。採石場有一個西師地理系來的右派，非常年輕，只有20多歲，不知是學生還是老師。這個人身強力壯，正處在生命最飽滿的時候。那時，越是體力好的，越要派去幹重活、累活。於是，許多重活都讓他去幹，還把他派到勞動強度大的水稻組。但吃的定量都一樣，你想，這怎麼受得了。
水稻組派了個農民師傅來管右派，這個人很「左」，把很多雜活重活都派給他去幹，其中一項就是讓他去挑飯。挑飯至少要走半個小時。一次，在挑飯中，他餓慌了，就把別人罐子裡的飯翻過來，從底下挖了半個湯圓那麼大一塊來吃，然後又把飯翻回去。
吃飯時，那個農民師傅首先發現飯缺了一小塊，接著其他人也發現了。這不得了，馬上把他拖出來鬥。不僅鬥，而且從第二天起就扣他的飯，把他的飯扣下來分給水稻組的人吃。既不准他吃飯，又要他繼續勞動，你說他活得出來？那天，白天強迫他干了活，晚上又派他到湖邊去守麥子。麥子一包一包包裹好了用油布蓋上。他就坐在那個土地廟守夜。第二天夜裡，他死在那兒了。
他們去驗屍，以為他是偷吃了麥子脹死的。他嘴裡的確有麥粒，但是檢查麥包，發現每個麥包都完好無損。麥粒哪兒來的呢？又查看，發現他是把掉在地壩石縫裡的麥粒掏出來吃，因為他嘴裡有泥沙和草根，而那泥沙和草根同石縫裡的泥沙完全一樣。檢查時還發現他嘴裡咬死了一條四腳蛇（壁虎），但他已經沒有力氣把它吞下去了。這個人叫張澤光還是叫張澤雲我記不准了，希望你去調查落實一下。
1960年在採石場還抓了兩個人，一個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壞分子」，而是長航下放下來的年輕人。長航有三個年輕的報務員下放到採石場勞動，這三個小夥子個個都長得很帥，其中尤其是叫劉明登（音）的小夥特別引人注目。他愛戴一頂草帽，走在路上非常瀟灑。這三個漂亮小夥子常在一起，人們把他們叫做「三個火槍手」。
一天，他們在路上遇見了管這個地區的支部書記蘇新，蘇新看了他們一眼就走了。劉明登將手做成手槍狀，衝著蘇新的後背「啪」、「啪」、「啪」開了三槍。這一下他倒霉了，給他定個罪名，說他要謀殺共產黨的支部書記。他被抓捕進了監獄，後來下落不明。
另一個叫沙居城，是重慶市工業局的。這個人有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可這個能力在那個年代只能是災禍。據說他寫了些材料，申訴他的冤情。他的申訴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活動，他因此被抓捕入獄了。
我在採石場還看見一個人被抓，這個人叫鄧祜曾，以前是華西大學學化學的學生，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還是個混血兒，母親是比利時人。我同他在南桐時就認識。那天他被抓來丟在採石場那個谷草堆裡，我看見他，問：「老鄧，你怎麼在這兒？」他轉過身，讓我看他銬在身後的手銬。我一看，知道他要被抓走，便趕緊去買了兩個饅頭塞在他身上。他不要，生怕連累我，叫我趕快走。他很快就被押走了，判了刑。據說罪名是「企圖投敵叛國」。
多年後他出獄，去了比利時。不過後來他又回到中國，在成都還寫了一本書，探討馬列主義在歐洲和中國的不同情況。前不久我打電話去，他已經去世了。
有一個右派的死我一直感到很內疚。這個人叫陳遙之，是重慶市勞動局的右派。那天我在廚房遇見他，他臉色很不好，端著一盆正要洗的衣服。他先開口對我說：「老蔣，我恐怕是活不下去了。」我那些日子自己也焦頭爛額，天天要我交待問題，精神壓力大，但是我沒想到要自殺，因此也沒去想他會自殺，所以我沒同他多說話。不一會，傳來消息，陳遙之投湖自殺！我這才知道他端那盆衣服是掩蓋他要去投湖的行動。我好內疚！如果我當時想到這一點我一定要全力勸解他，一定要阻止他。他的屍體被打撈上來埋在馬鞍山的一個竹林下。
長壽湖有一個可怕之處就是挑動人與人鬥。有一個右派叫李XX，他為了表現他勞動改造積極，挑一擔泥巴還要在背上背一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作秀。他摘帽後當了組長，「左」得出奇，一心想監督管理好其他右派。他搞了個「發明」——在宿舍裡挂一個本子，每人每天必須在上面寫一條揭發他人言行的話，不寫的人自己當晚就要挨鬥。用他的話說叫「互相監督，促進改造」。這一招搞得人人自危，大家在一起你防我，我防你，不敢隨便說一句話。
不說話也得「揭發」。於是，本子上出現這樣的揭發：「某某某平日撒尿只要兩分鐘，今天撒了整整三分——蓄意偷懶。」還有「某某某今天拉屎沒拉在集體的糞坑裡。」人與人之間沒有了正常的交流，人人噤若寒蟬。我說，我們那些日子裡放的屁都比說的話多。
管教幹部孫X認為這項發明好得很，準備在全範圍推廣。正在這個時候，同心島上發生一次嚴重的蘑菇中毒事件，右派們一個個中毒倒地，上吐下瀉。有些人中毒重，生命垂危，島上慌成一團，揭發登記被迫終止。我也中毒，拉肚子，但那些天我精神還輕鬆些——情願拉肚子，不搞「階級鬥爭」。
蘑菇事件後，遇上造反派進島。當時，造反的兩派鬥得很厲害，他們互相攻擊對方，有一條是「包庇長壽湖的右派份子」。其中一派為了證明自己「清白」，證明自己「革命堅定」，打算對我們大開殺戒。全體右派突然被集中起來，關進一個磚窯裡。我們人心惶惶，聽說造反派在山頭上架了機槍，要把我們一群「壞人」全體剿殺。但是，沒有響起槍聲，這事被阻止了，我們半夜時分才從磚窯裡出來。
蘑菇事件和造反派進島打斷了李氏「發明」的推廣，是大幸。管教幹部批鬥右派更是不擇手段。孫X故意整女右派羅成溶，整整斗了她幾十天，鬥得羅成溶後來一點脾氣都沒有了，說她什麼她都承認，說她是妓女她都認可。在長年累月無休止的批鬥「改造」下，有的人變了，變成了奴性十足的狗。
有一件事印象很深。一天，紅衛兵把我們抓來跪成一排，有個紅衛兵搜到一本莎士比亞的原著，他左翻右翻，不知是本啥子書，跪在地上的文人右派XXX主動去討好，他不敢站起來，跪著用膝蓋在地上挪，一點一點挪到造反派面前，先用英文讀書名，然後媚聲給造反派解說。我們目睹這一幕，心裏很不是個滋味，知識份子，寧可死，也不要到這個地步。也是他，文革中兒子死了，讓他回去，他不走，說要以學習、改造為重。那個年代，很多人都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包括我，但主動「改造」到那個程度，也少見。
那個所謂的「改造」，除了把人改造得奴性十足，還把人改造得十分凶殘。有的人變得善於查看主人的臉色和眼神，當他揣摸到主人想咬誰時，便搶先跳出來撲上去。在那個環境中，人被一步步改造成野獸，像狗一樣相互咬。我們一方面要學會麻木，這樣才能忍受，另一方面又要高度敏感，像野獸那麼敏感，提防別人咬你。那時有種感覺，彷彿自己生活在一群狼中，我若不變成狼就活不出來。所以我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咬人。」當時就像中了邪教，教主鼓動我們互相鬥，現在回想起來，又是氣憤又是慚愧。
捕魚隊就要好些，譚顯殷他們認識得快，不相互鬥。我們那兒，尤其是開初，彼此斗咬得昏天黑地。後來慢慢清醒了：相互整幹什麼呀？槽內無食豬拱豬！右派梅吾說：「什麼階級鬥爭？提起千斤重，放下二兩輕，別把他們那一套看得那麼不得了。」
可我們最初沒看清楚，忠心耿耿跟著共產黨走，老老實實按共產黨的指示辦。糟就糟在這兒！後來我總結出一句話：對共產黨宣傳的那一套，信一分糟一分，信兩分糟兩分，信三分糟三分，信得越多死得越快！
我當了右派後一直不認為自己是右派，我甚至認為，革命就是這樣，就像描寫蘇聯革命的那本書《震撼十日》裡寫的那樣，孫子可以把爺爺押去槍斃，這是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列車輾來，犧牲自己的同志，甚至把自己的戰友打死了都有的。也就像《苦難的歷程》裡說的：三次血水洗過，三次鹼水裡泡過，三次冷水裡浸過，我們純淨更純淨。我當時這樣認為，打我右派是革命的需要把我犧牲了，算了，一切從新來過。
後來，越改造我越覺得自己是右派了。為什麼呢？看到大躍進、三面紅旗亂整；看到把農民的壇壇罐罐全部收繳了；看到一個老農民，死在去公社食堂打飯的路上；看到那些慘無人道，我開始懷疑：這就是要「奔向共產主義」呀？還有，看到彭老總——我們在部隊就這樣叫他——說真話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我更加反感——這就是「革命」呀？
於是，我真正開始右傾——變成右派份子了。嘿，正在我對共產黨懷疑得最厲害時，正在我認為我真正成了「右派份子」時，上面宣布摘掉我「右派份子」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