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與劉少奇，鄧小平的矛盾
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定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開。「解放」後，這是第一次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就是「八大」。「八大」會中將選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並為新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定下指導綱領。毛原本希望「八大」將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決議，並確立其為中國獨一無二的領導人。他便將細節交給劉少奇和鄧小平去處理。劉鄧兩人誤以為毛真的要交出權力。
劉少奇負責講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最重要的政治報告。這報告的起草討論須經毛先行過目和修改。後來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告訴我多次--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事先沒有送交毛過目。那時即將擔任新職(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要毛休息，不參加會議。
毛說：「我提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可是我仍然是黨的主席啊。召開八大為什麼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說是來不及了。我又沒有離開中國，有什麼道理說來不及，不讓我看一看呢?」
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國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並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毛認為他的意志凌駕於一切之上，並憎惡任何反對聲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臺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
劉、鄧兩人跟隨赫魯曉夫起舞，頌揚「集體領導制」的基調，特別令毛不安。如果中國共產黨員真的實施集體領導制，那表示領導人之間地位平等，所有重大決策將經集體裁決。毛的重要性便會銳減。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個人崇拜。
毛說他想要退居二線時，他仍想由他決定所有重大事件。但問題就在劉、鄧兩人覺得重要的，毛覺得不重要，沒送來的文件，毛又覺得很要緊。這也就是毛後來所說的「大事不報告，小事天天報」。
我在「八大」會議中首次發現，毛和他的制定接班人劉少奇之間，存在著如此重大的歧異。「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毛覺得中央領導人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
但是毛平息怒氣的策略，是先針對敵手的下屬迂迴攻擊，而不是直接鏟除真正的目標。因此這次毛龍顏大怒，遭到池魚之殃的反而是羅瑞卿和汪東興。毛的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戲劇性的改變。
一九五六年，八大閉幕，國慶日後不久，毛便爆發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員紛紛去懷仁堂看京劇表演。毛沒有去，我正在衛士值班室看值班記錄。李銀橋突然跑進來，打電話到懷仁堂，叫還在看京劇的羅瑞卿、汪東興立刻來。
過幾分鐘羅、汪趕來了。他們問什麼事，李銀橋只說：「主席請你們去。」他們匆匆走進毛的臥室。去了大約有一個多小時才下來。毛大罵羅、汪時，李銀橋和衛士在臥室門口，他們聽得很清楚。
羅、汪進到毛的臥室後，毛就破口大罵，說他們不接受批評，依仗中央壓他，毛罵道：「宰相出朝，地動山搖。警衛學蘇聯，搞什麼公安軍和警衛部隊。到處興師動眾，完全脫離群眾。」毛不能明說他真正生氣的原因--羅、汪兩人過於服從黨組織，凡是都要向劉少奇報告。他們也並不是為了討好劉少奇而膽敢跟毛對立。他們總認為從安全出發，做好保衛是天職。毛又時常一意孤行，在戒懼恐懼之下，他們轉而向劉少奇尋求支持，以防萬一出事，可有人分擔責任。
八大後，羅、汪仍照舊前去向黨中央報告毛的起居一切，這使毛大為惱火。他們不知，如此警衛森嚴，甚至使毛覺得一舉一動都在警衛人員的監視之下。毛自然不願受到這種約束，尤其這影響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時仍對彭德懷批評他「後宮三千」之語耿耿於懷，羅派的警衛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傳到中央去。
毛對羅、汪兩人大吼說：「我就不信，‘死了張屠戶，就吃混毛豬’，你們滾蛋。」毛說，要羅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長。要汪去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然後下放江西。
兩人從毛臥室出來，顏色蒼白。羅說話時口舌抖動，向汪說：「這是這麼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開會。」羅要向黨中央說明情況。汪說：「羅部長先別急，明天再開吧。我先瞭解一下，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汪勸羅，如果這樣做，等於同毛攤牌，毫無轉圜餘地，會徹底垮臺。羅於是改向毛寫了檢討報告。然後召開公安部組會，在會上做了自我檢查。毛的氣出來了，慢慢平靜下來，羅仍任公安部長，沒有下放，汪也寫了檢討報告，但沒有復職，到黨校去學習了。
我是汪推薦來的，遇到了困難，都找汪商量。現在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今後的工作和人事關係，更不好辦了。我冷眼旁觀，汪走後，無論葉子龍或李銀橋都似乎去了一塊「心病」，對我自然更加肆無忌憚。我前思後想，我在一組工作，脫離了醫院臨床，一天到晚處於勾心鬥角的「內戰」中，對我來說，犧牲太大，何況我在這場「戰爭」中，肯定是「戰敗」者。我便開始尋找機會脫離一組。
暑期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葛峰給江青做了子宮頸細胞塗片。由她們分別帶到北京和天津做細胞染色檢查，她們都認為有癌變。江青回到北京以後，她們再次取了子宮頸細胞標本。由廣東中山醫學院病理科粱伯強教授和北京協和醫學院病理科胡正詳教授，共同看片，最後診斷仍是癌變。但癌細胞沒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療。
另由俞葛峰大夫帶一份片子到蘇聯去會診，意見也一致。傅連璋寫報告給毛。江青這次真的生病了。
毛在頤年堂內同醫生們討論。林巧稚大夫說，按照目前情況，用鈷六十放射治療，效果最好。當時中國醫學院還沒有鈷六十的設備，蘇聯醫生又一再主張鈷六十效果最好。林這樣建議一來可保護自己和其他醫生同僚，二來萬一診斷錯誤，也沒有人需要負起責任。
毛說：「方法的選擇，由你們決定。生了病只能聽醫生的，沒有別的法子啊。」當時定下來，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蘇聯進行鈷六十放射治療。毛會後請大家在頤年堂吃了一次飯。
醫生跟江青說明病情後，江差點崩潰。經由醫生們一再保證原位癌可以完全治癒，她才平靜了下來。幾天後，江便乘飛機往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