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魏紫丹教授是一個「右派」，而我是一個「右派之子」。
我們曾經「同是天涯淪落人」，今日又「同為海外流亡者」。雖同屬「自我流放」，蓋因我們都是「不要共產黨的人」，而不是「共產黨不要的人」，所以，我們「同氣相求」，自然是「相逢何必曾相識」。當然，「要共產黨的人」和「不要共產黨的人」；或者是「共產黨雖不要你，而你卻要共產黨」，這裡面的區別和講究就大了。因為它決定了我們在海外的感情趨向，基本立場，行為方式。這對於在海外為人與交往，固然是一種界限；而對於一對志在「還原歷史」者，其中的關係便尤其要緊。雖然我要辨識「誰是新中國」，他要「還原一九五七」，但我們注定是要「順途同歸」的。
不過，促使著我們相識的，連接著我們的志向的，加深了我們友情的，還是海外的一家完全獨立的民間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我是這個雜誌的編輯義工，魏老則是這個雜誌的主要作者。我從來稿中，發現了一個情致超然、文筆生動、思想深邃的「老右派」，他則在與我聯繫稿件的交往中，發現了我這個壓根兒就「不承認共產中國是新中國」的右派兒子。我們欣然相識，不僅在對一九五七那個「悲慘世界」的回首中，有著共同的語言；而且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辨識上，一起指斥那個「顛覆了共和、復辟了專制」的馬列中國，絕不是「新中國」。於是，「還原一九五七」這個題目，就首次出現在黃花崗雜誌上，我當時為它寫下的按語便是：「右派份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艱難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淨和高遠的歷史境界……」（《黃花崗雜誌》2005年第1期》……」
我與魏老終於成了忘年交。這些年來，我總是認真閱讀他的大作，幾乎每一次都伴隨著我由衷的讚賞和嘆息。他則因為對我那本歷史書的滿懷贊成，總是在想著和寫著與之相關的文章。後來，他那晚來的文學興趣，竟促使著他開始閱讀和研究起我早年的小說來了，甚至和另一位因寫文章公開批評我，卻與我成了朋友的大陸教授一起，接二連三、頗費周章地為我三十年前的小說，寫了好幾篇文學評論，可謂字字在理，句句真情。我將它們壓了很久，才負疚似地將它們發表出來。因為我一生從未請人為我寫過一篇「吹捧」的文章，在國內共產黨的那個文壇上，自己向來不屑於此，別人也根本不敢碰我。猶如當年一位時髦的評論家所言：「給他寫評論，就是給自己找麻煩。」是魏紫丹教授才為評論我的小說開了這樣一個頭。而他倆都因沉浸在對時代和生活的反思之中，又置身於自由的海外，所以寫得都相當地透徹與深沉。這對遠離故國，早已背離昔日文壇的我，雖是一種慰藉，還是給了我晚年回歸文學之後，能夠繼續「上下而求索」的信心。
我與魏老的友情，雖然「隔代」，而且「忘年」，卻是日見其深。他對我的關切，甚至是對我的偏愛，總是讓他對我時刻充滿著憂心，時時在我的心中激起重重的溫情。前一向，我因病而未與他聯繫，他因擔心我而寢不能安，信中的憂心悲切之詞，令我心酸。而我，卻因為研究、寫作、講演和編雜誌，四處奔波，太忙也太累。這些年，我一直都沒有為他做過什麼，內心裏雖然對他充滿尊敬與愛戴，卻時時感到自己對他的欠缺。所以，當他要我為他的「還原一九五七」這部巨著寫序時，我雖然覺得難負重任，但是，我與他十年的友情，我與他共同的使命，還有我與他「右派與右派之子的緣份」，都使我不能推卻、也不敢推卸。
魏老從發表志在「還原一九五七」的某些篇章算起，於今已經整整八年了。八年來，他經過不懈的努力，用「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精神，特別是懷著對歷史忠貞不二的意志，懷著對在「一九五七」年所有遇難者的痛苦深情，懷著他對我們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期望，終於就要出版他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了。
對魏紫丹教授的這部巨著，我將有一篇實實在在的專論會發表出來。在這篇短序中，我只想簡略地說，這部巨著的不凡之處，就是它確實達到了那種「純淨和高遠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的三個明顯特徵，就是——「還原的學術性、還原的真實性和還原的真理性」。
其學術性的表現，便是明晰的哲學高度。而構成這一哲學高度的，就是他為「還原一九五七」，所付以的「高屋建瓴的哲學思考」，所獨自建構的「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還有他那種「貫徹始終的歷史感」。正是上述三個特徵，才體現了這部巨著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悠遠的歷史性。而思想性才是學術性的靈魂所在，歷史性是才學術價值之真正體現。
其真實性的表現，一是「主見在胸，著眼於史」，以親身的經歷，真摯的感情，誠實的反思，來「還原一九五七」。二是以「轉益多師是汝師」的精神，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三界之內，又能跳出三界之外」，從而使這部著述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了「同一」的境界。為「還原一九五七」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實並豐的里程碑。
其真理性的卓然表現，則是集中在他對共產黨及其政治制度的徹底認識和全面批判上。這個認識和批判的原則，就是還原一九五七年「真右派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熱情呼喊，對於崇拜馬列教條、毀我民族國家的痛苦指斥，對於一黨專政和「黨天下」的猛烈抨擊……將至今五十年來不復再現的知識份子群體性「覺醒」和「絕響」，重新予以論證和褒揚，以激勵今日的國人，能夠以「前已有古人，今當有來者」的精神，激勵和鞭策自己……
魏紫丹教授多年來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沉潛於「還原一九五七」，皓首窮經於「還原一九五七」，實非為一己之痛和一己之冤，他如赫爾岑一樣，「向後看，是為了向前進」，是為了我們民族的出路和前程。誠如他在「還原」一書中談及中國前途的慷慨陳詞，就是：「在宏觀上，革命之外無出路！」
魏紫丹教授之所以對現存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秩序，有著如此的決絕之心，是因為，在中國三十餘年來的「雙重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他一直行走在「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縱然風雨如晦，他也絕然地不屑於另一條要「助共改良」的所謂思想解放路線；同時，還因為他將「還原一九五七」納為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一個環節，既要從「一九五七」出發來還原歷史，又要和人民一起，在對百年中國艱難歷史的反思中，重新認識腥風血雨的「一九五七」之所由來。這就不僅將他錘煉成了一個卓犖不群的「摘帽右派」，又將它磨礪成為一位堅如磐石的「自由鬥士」，正在「九死而不悔」地為他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未來艱苦奮求著。
一九五七，是我們民族的一場巨大悲劇。真正地還原這場悲劇用血腥所包裹著的真實性和真理性，才可能使我們的民族擁有未來。所有在「誠意正心」地還原著一九五七者，都將功不可沒。而魏紫丹教授卻以其卓犖不群和堅如磐石的還原精神，以其還原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實為今人和後人留下了一位「卓越右派」的楷模，一部浸透著還原意志的巨著。誠如我在為他「還原一九五七」的文章所寫的按語所說：「魏紫丹先生……確實將中共發動的那一場’意在進一步整殺全中國知識份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絕對思想統治」的政治運動，講清楚了。他指出，中國從此徹底地喪失了思想，中國的知識界從此成了共產黨統治思想機器的一個部分，它的罪惡源遠流長，甚至直到今天還在控制著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的靈魂，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思想統治下既自號為「自由派」、又自稱是「精英」的知識份子們……。」（黃花崗雜誌2007年第一期）
然而，只因為魏紫丹們還在，何況「前已有古人，後更有來者」，可以相信，中國知識份子們「魂兮歸來」的日子，中華民族「魂兮歸來」的時代，畢竟已經不會太遠了。
此序為魏紫丹教授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而寫，亦為祝賀魏紫丹教授的八十壽辰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