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紙張發明之前，中國古代是用毛筆在竹簡上寫字，寫錯了就用刀削去，所以文人隨身多帶著刀與筆。此後多將文職官員，尤其是與刑名相關的專業司法人士稱作「刀筆吏」。此輩深諳法律，剖析深刻，用筆如刀，在重視法治的社會往往起到片言折獄的作用，故大清有「與胥吏共天下」之說。
正因「刀筆吏」用筆如刀，一出一入，所關非細，甚至生死攸關，所以文人手中之筆，其重要成度絲毫不亞於醫生手中的手術刀。醫家有「妙手仁心」之說，即便有回春妙手，若無濟世救人之心，反成其害，比如中共黑幕後那些活摘人體器官牟利的醫生。如此說來，文人也應該是妙筆仁心者。若無仁者之心，即使有生花妙筆，反而容易傷人惹禍。若文筆犀利而心腸果決如晁錯、郅都、寧成者，足以為酷吏，所以這樣的人是絕不能掌握筆桿子的。
明清之季多用紹興人為幕僚，掌刑名、錢谷、文書，有「無紹不成衙」之稱。有一次康熙皇帝親臨紹興大禹陵祭禹，文武官員在禹廟台階上按官職列隊行九叩大禮，浙江藩臺不慎將朝冠掉落，被本省將軍瞥見，將軍與藩臺素來不和，事後便向朝廷參奏。按清朝律法，朝冠落地乃對聖上的大不敬，罪責嚴重。吏部下令要浙江巡撫查復，浙江巡撫有心保這位掌全省財政大權的同僚，但又不敢得罪滿籍的八旗將軍，感到非常棘手，於是執筆的紹興師爺在回奏中寫道：「臣列位在前，禮無後顧。」實話實說，既對將軍全無得罪之處，又推卸了自己的責任。且言外之意，若將軍看到在後面的藩臺掉冠，則必後顧，於禮乃屬不敬。由此一場宦海風波終得以不了了之。
過去老人常說「公門之中好修行」，就是因為官吏手中的刀筆，能殺人，也能救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反比寺院、道觀中那些和尚、道士更容易於公事中修心養性，積功累德。作為中國傳統社會司法專業人士的刑名師爺們歷代相傳有一個心法，叫做「救生不救死」。
古人都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是凡刑事案件中罪行不是深重到按律必死，根本就無法救下來的，只要罪犯家裡肯花錢，那些現實在某種成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刀筆吏」們還是樂得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在法律框架內大事化小，使當事者罪不致死，逃過這一劫的。因為無論法律制定得再細，作為司法者來說，「刀筆吏」們還是有一定的靈活掌握的餘地的。從寬還是從嚴，在「刀筆吏」而言往往只是一念之間，一筆之間的事，可是對當事人來說卻很可能是生與死的差別。所以寬大為懷的聖主臨朝，絕不會讓性格嚴峻，果於殺伐的酷吏掌握筆桿子。否則這樣的人一筆下去，可能會死很多人的。
至於那些罪行深重，按律絕無活路的，在公門中看來已經是個死人了，就等著秋後斬決呢。沒人會救，也沒人敢救，否則就把自己搭進去了，所以叫「救生不救死」。比如一個犯罪集團裡面，有的人已經十惡不赦了，而有的人還有那麼一線生機，那麼按照公門「救生不救死」的心法，有些妙筆仁心的「刀筆吏」在判案時往往會儘可能把集團犯罪的罪行往那些已經十惡不赦的罪犯身上歸，而盡力為那些還有一線生機的人開脫，為的就是給他們留一條生路。
整體這個犯罪集團的罪孽在那裡，那是不變的，也不能動。具體來說哪些罪行由誰來承擔，這就有很大的伸縮餘地了。於是難免有些慈悲心腸，過於熱心的師爺，在旁人冷眼看來操作痕跡未免過於明顯，用現代從西方傳來的法律體系來衡量就不怎麼容易讓人理解了。
其實對這些師爺來說也無可厚非，無非是秉承上天好生之德，傳承中國傳統社會「救生不救死」的刑名心法，在公門中修行而已。在不瞭解的旁人看來，一定是受了當事者天大的好處，實際上連半分錢的影子都沒見著，有的還倒貼國際長途電話費。遇到不明事理的，非但不感謝你從無生之門中救他，還斥責你「太囂張」。換了過去的我，直接把他說的這句話記在案卷裡，輕輕一筆在生冊上勾掉他的名，哪裡還和他們有那麼多話可說？
現在的我越來越能夠理解什麼叫做「公門之中好修行」了，也越來越佩服那些妙筆仁心的君子，他們的仁德與寬容，如春天一般溫暖了這個冰冷的世界，感召著中華之春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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