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調整使傳統的「通才教育」為新的急功近利的專業教育所替代；學問被急用現學所替代；科學家被專家所替代；抽象而廣博，被具體和單一所取代；教書育人的學校成為製造實用工具的工廠---中國的高等教育傳統從此斷裂。
2012年，中國有數十所大學迎來了他們的60年校慶。這一切，都源於1952年中國高校的院系大調整。從此，成批的舊大學和它們的故事，成為諱莫如深的歷史記憶，成批的新大學和新興工學院成為新時代的驕子——它們都是人民的大學。
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認為，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在這次會議上，中國高等教育確立了「以蘇為師」的方向：高等學校不應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要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如：工程師、醫師、教師、農業專家、統計專家等。
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份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中國此時也面臨的任務，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高等教育為經濟建設服務
事實上，阿爾辛傑夫所倡議的「蘇聯模式」，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蘇聯高等教育體制。相反，戰後、特別是60年代之後蘇聯高等教育的特徵對中國的影響有限。這種體制並非完全產生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還包含了19世紀法國和俄國沙皇時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點。通過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權的後發國家，急於躋身現代化國家，多採取19世紀初期法國拿破崙時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國家所有的資源,有計畫、有針對性地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以實現經濟迅速增長、鞏固國家政權。
中國成為最輕視綜合性大學和文科的國家
通過模仿蘇聯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學術體制建立了。從1952年到1953年，綜合性大學從55所減少至14所，工學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師範院校從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國高等學校共設置專業323種，其中工科就有183種，學生數也由1947年的17.8%上升到1957年的37%；而文科、政法、財經各專業比重急劇下降，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學生佔大學生總數中的47.6%，1952年則降到22.5%，1957年又降為9.6%。中國成為世界上綜合性大學和文科在校學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國家。
「破舊」--國立中央大學：一分為八
1948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央大學已超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居亞洲第一。然而，當國民黨在內戰中節節潰敗之時，這所由蔣介石任終身名譽校長的學府也將面臨新的轉折。數年之後，新的南京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肢解，「五癆七傷，斷腿殘足，人走樓空。」
據茅家琦回憶，其實自1949年起，對南大的控制已經開始。1952年的暑假之後，南京大學被一分為八，分配方案令師生們瞠目結舌。用茅家琦的話說，「院系調整也作為運動來搞，」讓南大「傷了元氣」。塵埃落定之後，原有37個系的南京大學，僅餘13個系。這所曾經居亞洲之首的大學被徹底打碎了。
一代法學精英蕩然無存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建校以來，它培育了大批優秀律師、教授、立法委員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從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國國際法官。1946年東京審判中的中國法官，幾乎全是東吳師生。但到了1952年這個時候，東吳法學院乃至中國所有高校法學院系的命運，都在一場摧毀整個舊司法體系的行動中變得晦暗不清。
1952年10月，東吳大學法學院終於得到了自己的結局：撤銷。與此同時，中國所有高校的法學院系，幾乎都在這輪合併、撤銷狂潮後消失。到1953年，中國只剩下6所高校還有法律系。全體在職教員，除了小部分黨員外，大多被迫改業、或被發配遠地。中國法律精英們「或者成為英語教師，或者成為勞改犯」。
最後的燕大
在工作組的帶領下，激進的學生們查抄了校長辦公室，檔案被搬到圖書館，亂七八糟堆在桌子上，聽任積極份子搜尋「文化侵略」、甚至「特務活動」的「罪證」。燕京的教師們，在各種會議上檢討交代，從靈魂深處剖析自己，上至校長、下至講師，人人概莫能外。一向受燕京師生愛戴的校長陸志韋，成為最大的活靶子。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發出文件，包括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首批11所教會大學改為公辦。燕京師生表示熱烈擁護。毛澤東專門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新校名。1952年秋新學期開始時，燕京大學文、理、法各系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新聞系及一些社會學科最終並入中國人民大學。燕京大學校名撤銷，改組後的北京大學遷入燕園。[詳細]
「立新」--「人民的大學」
第一所「屬於中國人民」的大學
劉少奇開宗明義地說，中國人民大學「是我們新中國辦起來的第一個新型大學，中國將來的許多大學都要學習中國人民大學的經驗，按照中國人民大學的樣子來辦。」當時流行的一首歌中唱道：「上大學就要上人大」。
政治局作出《關於在北京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決定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併由朝陽大學改組的中國政治大學，從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抽調部分幹部，創立中國人民大學。這是一所以莫斯科大學為樣板組建而成的新型大學。教育方針應是「教學與實際聯繫，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
學什麼將來就要做什麼
劉少奇曾在一次講話中批評了舊大學通才教育中學非所用的現象。成仿吾記得劉少奇特地舉了他和魯迅的例子，成仿吾曾在日本是學兵工，魯迅是學醫，結果都成了文學家。劉少奇說，人民大學就要克服這些缺點，我們學什麼將來就要做什麼。
這一時期，得到加強的不僅有人民的大學，還有人民的中學。1953年8月，為與社會快速的發展相適應，華北工農速成中學，合併到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10月，一串在響徹全國的名字，陸續在這個學校註冊，他們中間，有創造「郝建秀工作法」的紡紗女工郝建秀、戰鬥英雄周天才、戰士作家高玉寶、勞動模範杭佩蘭。
結語：
院系調整使傳統的「通才教育」為新的急功近利的專業教育所替代；學問被急用現學所替代；科學家被專家所替代；抽象而廣博，被具體和單一所取代；教書育人的學校成為製造實用工具的工廠---中國的高等教育傳統從此斷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