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矛盾正在積累，但是否嚴重到足以引發全局性動亂？在昨天論壇上，有學者看法保留，也有專家強調：不論樂觀或悲觀判斷都沒有根據，不可預測性才是中國當前的現實。
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傅華伶指出，對於群體性事件的發展態勢「應該著急，但也不用太著急」。
他提出，中國的群體性事件數量在增多、規模在擴大，組織化程度提高，政府也往往以群眾對立面的形象出現。此外，近期的群體性事件還呈現民眾要求組織化權力，暴力越來越普遍的新特徵。
他舉例，像大連反PX廠「集體散步」，群眾不僅僅要求取消項目，還要求知情權及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利。這種情況並不限於城市中產階級，廣東烏坎村民上訪，除了討回土地，也要求選舉權；廣東工人爭工資與福利，最近更強烈提出要求集體談判的權利。這都意味著基層民眾要求自行組織的權利，已提上議事日程。
群體性事件中打砸搶的現象增多，也說明社會不滿已累積到非常極端程度，可以很快演變成暴力衝突。不過傅華伶也認為，中國政府的管理措施依然很有效用，所以也「不用太著急」。倒是由政法委、維穩辦等黨直接控制的機構來維穩，法律陷入被邊緣化的危機。
一直堅持社會穩定前景不能預測的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則提出，由於信息傳媒發達，群體性事件比過去更容易為人所知，但真實情況未必那麼嚴重。1949年以來，中國也發生過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三年飢荒期間有上萬人圍攻縣城，只不過過去官方捂得嚴嚴實實的，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直言，由於社會進步，中國人對惡劣現象的容忍度已較原來下降。一些原來並不被民眾當回事的問題如孕婦遭強制引產，今天引起軒然大波，說明中國人越來越感到這些惡劣現象不能被接受。
然而，僅僅由於社會下層不滿累積，還不至引發嚴重動盪。秦暉指出：「現代政府鎮壓手段比過去大得多，現在再也不是農民起義時代。中國不管怎麼說都比伊拉克、朝鮮好得多，而朝鮮就很穩定。」
他進一步指出：「社會因素和整個社會動盪之間，如果要產生因果關係，一定是有上層政治的因素。而這是真正不可預測的。」
他還看到，不同政府部門的政策公然衝突；山東地方政府胡作非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遭遇成為國際醜聞，中央政府幾年來不處理又不解釋，任人唾面自乾，這些都是過去不曾出現的「怪現象」。
而這種上層政治的不穩定一旦與社會不滿情緒結合，其結果就完全不可預測。不可預測性，也正是專制政體的特點。
秦暉對外界喜歡分析中國「宮廷政治」很不以為然，他認為，薄熙來與王立軍尚且可以說翻臉就翻臉，可見宮廷政治完全不可預測，宮廷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結合起來發生意外的可能，就不能排除。
南開大學副教授熊培雲則看到社會存在很多戾氣，人們愛反抗，但不愛自由；在純粹為反對而反對時，大家都表現得很有正義感，但涉及到他人權益時，正義感又表現不出來。他分析，中國正處在政府與人民相互塑造影響的階段，在「從朝鮮走向美國的半路上」，他希望官民的互動向好的方面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