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瀋陽商鋪為避免工商部門以查假貨為名重罰而集體歇業的消息席捲了中國網路，推根溯源，都是中國經濟下行、各地「稅收增速回落」、財政告急惹的禍。
話說這稅收增速回落，並非稅收總額下降，只是增長速度沒達到政府要求的標準。用老百姓都懂的大白話來說，就是今年政府預定要吃的蛋糕尺寸減少，部分預算中想用的錢沒了著落。這事如果擱在民主國家政府的頭上，通行的辦法大概就是節支，實在熬不過就裁員減薪，砸掉部分公務員的「鐵飯碗」。因為在民主國家，政府不能任意加稅，得通過議會討論再三並批准方可。即使是富甲天下的美國，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不少州政府面臨財政困難，也得節支、裁員減薪，聯邦政府甚至因財政問題面臨險些被「關門」之災。
但中國政府卻不同，莫說要政府裁員減薪，就是減少「三公消費」這種政府自個多次承諾要削減的奢侈性消費，那也是困難重重。原因無他，因為不僅中央政府可以隨意加稅，地方政府亂收費更是花樣翻新。採取「殺雞取卵」辦法以增加稅收的不止瀋陽一地。早在7月份，中國各地政府因財政告急，各出奇招突擊增收。被媒體報導的就有如下數地政府：
6月6日至28日，甘肅省永登縣地稅局突擊收稅，20餘天增加稅收6448萬元。該縣上半年的各項稅收收入20203萬元，短短20天，征了上半年32%的稅。永登縣地稅局因此「一舉成名」。
有的地方稅收不足，則以亂收費補。例如，雲南省彌勒縣公安局13個派出所今年成立了交警中隊，對無牌無證和亂停亂放車輛加大處罰力度。一些市縣面對「稅收增速回落」，則開挖「天然蓄水池」——即企業往年的欠稅和一些政府認為原本可收可不收的「彈性空間」都「開發」出來。比如重慶市大渡口區地稅局就很善於清理欠稅，據該局文件稱，在欠稅追繳工作中，通過欠稅公告、約談、採取強制措施等方式，累計追繳以前年度欠稅3744萬元。
還有一種最具爭議性的做法，就是「預繳」。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湖南某地就到企業查賬，讓企業把未來的所得稅「預繳」上來，而實際上一些企業近幾年都沒有盈利，根據法律它們並不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不過，這種預征並非湖南首創。2011年1月6日《羊城晚報》曾報導過一條消息：山東德州市臨邑縣南鑫世紀城的業主們接到開發商的通知，稱如果要領鑰匙，需要一次性交齊30年的衛生費，每戶每月5元，共計1800元。該縣政府2009年6月11日下發的「紅頭文件」規定，預收30年的一次性終身城市垃圾處理費，即將衛生費收到2039年6月11日。政府每五年換屆，臨邑縣本屆政府等於替今後6屆政府代勞徵收並代用了此項衛生費。
一向被視為低收入階層的農民工那乾癟的錢包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盯上。安徽合肥市地稅局規定，從10月1日開始，該市包括建築、安裝、修繕、裝飾及其他工程作業在內的建築安裝業的農民工也需要繳納個稅。
從以上措施來看，中國稅務人員羅掘稅收的智慧不拿個世界第一，還真是屈才了。經過今年這一輪努力，中國衝上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第一名應該大有希望，福布斯雜誌曾推出《2009年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排名全球第二。那一年，排名第一的是法國，但說起來法國人不算冤，因為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法國雖然沒實現空想共產主義法國始祖聖西門憧憬的「共產主義」，但人人得享高福利，高稅收就算是為全民福利買單。但中國人呢，稅負痛苦指數高居世界第二，但除了黨政事業機關與大國有企業工作人員之外，人民基本無福利。沒有福利還要繳納如此高的稅收，就實在有點冤枉。
但還是那句話，世上沒有免費午餐。中國政府在享受高稅收支撐的「政府繁榮」之時，得考慮一下稅負高低與國家興亡的關係。經濟學家熊彼特說過，財政稅負的歷史，不但使人們能夠洞察社會存在和社會變化的規律，還能洞察國家命運的推動力量。他認為：「在社會的轉折時期，現存的形式相繼殞滅，轉變為新的形式。社會的轉折總是包含著原有財政政策的危機。」
重稅往往是亂世之兆。中國歷史上王朝興衰更替，幾乎都循著以下規律：立國之初，謹記前朝教訓，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人民安居樂業，朝廷府庫充盈，乃有盛世，如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盛世過後，統治者淡忘前朝覆亡教訓，奢靡之風日盛，官府消耗猛增，加重稅收，人民開始不堪重負，社會動亂日起。統治階級窮奢極欲難扼，橫徵暴斂繼續，民不聊生起而反抗，「維穩開支」日益龐大，最後稅收枯竭，直至滅亡。至於預徵稅收，則是內亂蜂起、外敵入侵之時，比如明末崇禎年間為了籌軍餉而明末加派除遼餉——遼東軍事是對付關外崛起的滿清，相當於今天中國政府的軍費；剿餉、練餉——這兩者是用於對付本國起義的農民軍，相當於今天的「維穩費用」。人們總結明亡之教訓，其稅收過重導致壓榨過度是主要原因。
可以說，稅負之鬆緊，不但預示著王朝興衰，還標識著人民的苦樂。今天中國財富分配本就嚴重失衡，高房價與醫療、教育費用過高，本就迫使大部分人民不得不壓縮正常消費，導致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如果再加重稅負，只能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如此下去，前景不問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