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日前的一篇文章指出，通過對近期中國國家統計局、央行、海關總署等部門發布的貿易數據和外匯儲備數據等進行分析，他們發現，截至今年9月，在過去一年中，約有2250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中國，相當於去年全國GDP總值的3%左右。
事實上，中國資本外逃的現象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就存在。國內有學者經過測算後得出結論，在1982年至1999年期間，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外逃額累計約2329億美元，即中國每年資本外逃的規模大約有130億美元。1997年和1998年，中國的資本外逃額達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最高峰，分別為364.74億美元和386.37億美元。2000年又高達480億美元左右，比當年外商對華實際投資的407億美元還要多。但近些年來，資本外逃的現象日趨嚴重，規模越來越大，已成為影響中國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導致資本外逃的原因有很多。上世紀3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金德伯格提出過一個資本外流的「動機理論」。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資本外逃是居民為逃避風險、逃避監管或投機獲利而導致的資本異常流出。他將資本外逃定義為：資產所有者因恐懼和疑慮所導致的資本異常流出。另一位經濟學家多利則認為：資本外逃是居民為獲得不受本國政府當局控制的金融資產收益，而主動推動資本的流出。
長期以來，中國都是國際資本淨流入的大國。但不可否認的是，近些年來投資環境出現逐漸惡化趨勢，對國內外資本的投入產生了不少負面作用。
一方面，對外資而言，雖然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外企對中國投資的能力有所下降，但國內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複雜的稅制、高昂的物流成本等，都導致中國對外資吸引力減弱。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1月至今年7月，除5月份外，我國FDI（對外直接投資）連續8個月出現負增長，其中7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75.8億美元，同比下降8.7％。不僅如此，近段時期一些外企紛紛撤離中國的消息，也為中國的投資環境敲響了警鐘。
另一方面，國內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生存環境艱難，也促使一部分資本外逃。儘管中國近些年連續出臺了多項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但在實踐中，民間資本遭遇政策的「玻璃門」和「彈簧門」現象屢見不鮮，嚴重打擊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此外，產權保障制度缺陷，使不少民間資本心懷疑慮。而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的各種權力尋租現象，更是讓他們不勝其煩。招商銀行和貝恩顧問公司不久前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披露，在目前中國50萬名千萬富豪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選擇了移民。
面對資本大量外逃的現實，我們必須加快改革的步伐，盡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機制，健全法律法規制度，保障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同時在減輕稅負、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下功夫。唯有努力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資本大量外逃的現象才能得到真正的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