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年的不少同窗都考取了國家公務員，成為了當今中國社會主流的「成功者」。相比之下，我們這些混體制外的自然被其視為不太有出息的一類人。但這些人模狗樣的「成功者」偶爾在聊天時會向我這種他們原本瞧不上的屁民發一些平時沒處發的牢騷。大部分牢騷是抱怨升遷機會渺茫，然後就是他們領導很難伺候，且在伺候領導這一問題上，有太多虎視眈眈的競爭者，稍不留神，機會就會被人搶走……
我沒在公家部門工作過，對其情況更多的是通過閱讀和聽聞傳言來瞭解。在伺候領導的事情上，原本我只是當做得意之人茶餘飯後的牢騷語，但後來漸漸發現，這並非閑談，也不是個案，在衙門裡謀差事的人差不多都有類似的煩惱，並且還把工作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伺候自己的領導上——他們當中混得好的，格外重視這一點。
前幾天有媒體報導了內蒙古某副縣長曾為接待上級，一天內陪洗了8次溫泉，整個人都虛脫了的新聞。看著新聞的我馬上想到了那些在衙門裡摸爬滾打的同窗舊友們，混體制內真的不容易，不僅要有過人的膽色，還得練就一個好身體。否則，即便在衙門內混跡一生，終究還是屌絲一枚。
與此同時，我還聯想到一本書，詹姆斯.威爾遜的《官僚機構：政府機構的作為及其原因》。這是一本研究公共政策的經典作品，作者在書裡剖析了美國的主要公共機構運作的情況。雖然筆下儘是美國政府的事，但也有不少對中國的借鑒意義，因為無論美國政府還是中國政府，民選政府還是非民選政府，有一些基本的屬性還是相通的。至少，這本書讓我明白了中國官員主要工作是陪領導洗澡的系統性原因。
眾所周知，即使在民主國家，依靠投票選舉而產生的政府官員在整個官僚機構中的數量其實是非常少的（中國則是根本沒有），大部分官員的任免和升遷，都是來自官僚機構內部的決定。威爾遜認為，這種由官僚機構的「內部文化」所決定的升遷標準會造成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那就是，政府部門的官員僅僅會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有利於他升遷的因素上來，而忽視他其他的職責。這些升遷因素取決於政府部門自己制定的足以決定官員升遷的量化成果。於是，政府部門中就存在著一種格雷欣法則（Gresham’sLaw），也就是說，可以產生測量成果的工作趨向於擠掉產生不可測量成果的工作。
在中國，官僚系統評估體系的一個重要量化標準是GDP，而中國的GDP偏偏又主要是靠政府投資拉動的。地方經濟的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向政府上級部門爭取政策、項目和資金，涉及到重大經濟項目的資金的調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由上級部門的領導拍板決定的，因此，下級官員與領導個人關係的親疏就顯得非常重要，它直接能決定項目的可行與否，而項目本身則又影響著低級別官員的升遷。
在一種從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上到下層層管制，由下到上層層負責的體制內，GDP增長與伺候領導的天然聯繫使得洗腳城和夜總會成為了獲得領導歡心、讓GDP顯著增長的重要資源。請問在這樣一種制度下，中國官員的主要工作除了爭先恐後地陪領導洗澡之外還能有別的什麼？
當然，光陪洗澡還解決不了全部問題，頂多是被領導誇獎接待工作搞得好而已。問題的核心在於：洗澡洗得好與否，直接會決定將來官員可測量的評估指數是否會有顯著提高。「搞定」領導後，必須得立馬跟進，籠資源、立項目、拉動投資。如此，數據才會好看，將來的升遷也就有了硬實力。
或許有人會稱讚這樣的制度：你看，只需搞定領導，多進幾次洗腳城，項目就能批下來，經濟就會搞上去，如此高效的制度，為世界所僅有，難道不值得讚揚嗎？對這種毫無節操的稱讚，可以如此反駁：
中國現行的官僚體制屬於上下級負責制，各級官員無需對選民負責，只需對上級負責，做出令領導滿意的「政績」和統計數據。這的確很高效，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效果也很明顯。但請不要忘了，政府的性質不同於商業機構，它的責任不是賺錢，而是最大限度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
在政府應該提供的這些公共產品中，拉動經濟發展甚至不應該屬於其中的一項，因為經濟的發展根本上來說是依靠民營資本的發展，政府能從中少盤剝一點就難能可貴了。而一個政府應該為人民提供的公共產品應該包括良好的社會福利、健康的環境、廉潔度、選民的信心等等。在這些方面，中國政府的效率約等於零。
恰如詹姆斯.威爾遜所說，一個政府即使在投資項目時行動較緩慢，但「它誠實、行動負責而且對可敬的選民適當地回應，這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政府。」這句話在官員需要一天陪領導洗8次溫泉的國家，僅是一個遙遠的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