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夢之難。
當下，從廟堂至江湖，皆言中國夢。習近平在參觀國家博物館時，稱大國復興，乃是中國夢，相對政治家，升斗小民，亦存在種種夢想。南方一大報的「中國夢」新年獻詞，雖最終流產，亦反應了社會上的普遍情緒。
「美國夢」的存在。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為此造就了一個開放博大而又雄渾的國家。從洛克菲勒到蓋茨，商業精英都靠自己的努力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在政治領域，出身貧困的林肯，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少數裔的歐巴馬、駱家輝亦登上了政治舞臺。
「美國夢」的最大魅力，不僅是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精英，更在於使民眾相信成功和財富，來自勤奮和努力，鼓勵他們保持對未來的希望。縱使今日是屌絲，未來亦值得憧憬。正如華裔NBA運動員林書豪，昨天在球隊做替補都岌岌可危，睡在隊友家的沙發上彷徨傷感，明日就可能爆發，成為「林瘋狂」，創造屬於自己的傳奇。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曾經激發出巨大的活力與生機。無論是在火車站密密麻麻的民工，還是通過上大學改變自己命運的新興知識精英，皆相信通過公平與努力，可以獲得更為美好的未來。中國夢被寄託了無限了希望，承載了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
然而，事情正在起變化。
在中國，極少數家庭佔有絕大多數的國民財富。財富集中度超過了而美國、日本。財富的過度集中，使一般民眾在財富上的成功希望變得日益渺茫。
更為嚴重的是，在財富嚴重分化的同時，社會的公平性日益被懷疑。在中國3000多個財富超過1億的家庭中，竟然有2900多戶有各種背景。比例之高，觸目驚心。當財富的來源不再取決於自身努力，而是取決於出身、特權等因素時，民眾仇富的本質，乃是對於社會不公、機會不均的絕望乃至仇恨。
特權階層與豪強勢力的崛起，對於中國社會造成了擠壓，而且在社會管理，人才成長領域，對於中國造成了嚴重阻礙。
由此，首先在經濟領域，豪強勢力惡化了中國的經濟危機。
本次經濟困局，某種意義上乃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這種不合理，有兩個方面。一是，主體的的經濟力量，集中在鐵工基、地產等領域，而大眾製造缺血。這些領域往往是官辦企業，可謂權力的嫡親，地產企業眾所周知，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乃是權力的表親。
壟斷產業和地產行業的膨脹，嚴重擠壓了實業的生存空間，造成了經濟結構的畸形。
其二是，官辦企業與民辦企業，存在著身份的嚴重不平等。
眾多周知。近幾年一些官辦企業強勢收購效益非常好的民營企業，迫使民營企業在鋼鐵，航空等領域退出。 其實，這種因為官辦企業的擠壓而倒閉的情況，在更多領域均已出現。
朱鎔基主導的國有企業改革，其中一個核心，就是國有企業在非戰略性領域退出，特別是在競爭性產業領域。但是，最近幾年的情況卻相反，很多本來已經退出的領域，國有企業重新進入，很多本來對民營企業開放的領域，重新封閉，如航空和鋼鐵，煤炭，民營企業接近全軍覆沒，很多不該進入的領域，卻瘋狂進入，如地產，眾多央企都成為各地的地王，不務正業，與民爭利。
官辦企業的生存空間急劇擴張，使很多民營企業失去生路，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最近中國民營企業的倒閉潮，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為空間不夠，很多產業不能碰，需要的資金沒有來源，創業環境惡化等。溫州之亂，就是投入1000個億也沒有用，唯有開放金融才有效。
在社會領域，權貴與豪強亦擠佔了大眾的生存空間
與經濟領域對於民營企業的擠壓相關的，是在社會領域，豪強勢力對於大眾生存空間的擠壓。造成了階層的固化。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間層只佔人口的23%，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
最危險的是，正如經濟學家王小魯所說，中國形成了一種「新底層階層」，所謂「新底層社會」，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還有因為高房價墜落的「城市中產」、體制外知識份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組成龐大而複雜的底層社會。
而既得利益階層一直非常模糊，其實，細究起來，也就三大勢力，其一是政府官員，其二就是傳統的「企事業單位」人員，也就是壟管官辦企業，以及事業單位從業人員，其三就是與權力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產業，如地產行業，煤炭等資源性行業，其創辦人必須有極廣的政府人脈。此外，就是有一定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後，被逐步吸納到「體制內」的勢力，如各地的政協委員，往往多是知名企業家，他們相當於被招安。
其實，階層的分野，各個國家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各個階層，應該能夠自由流動，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階層逐步固化，縱向流動日益困難。
在社會管理方面，「新底層階層」被排斥在社會管理事務之外，不要說決定社會事務，就是想投票決定自己喜歡的歌手，也被禁止——湖南衛視等眾多選秀節目，因為仿效普選模式而被叫停，豪強階層，不希望底層階層分享和參與社會事務的治理，壟斷了中國的國家治權。使「民治」落空。
在就業方面，「拼爹」替代了拼能力。中國各級政府和國有壟斷企業在選拔官員和聘用僱員時，這種現象尤其明顯。官員後代更容易成為官員，窮人的後代繼續做窮人，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電力」並非戲言。
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數固定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倍多。
而據調查，二代農民工，其父母幾乎都是農民或農民工，只有極個別曾是鄉鎮幹部或鄉村教師醫生等公職人員。
伴隨官二代出現的，就是窮二代，大都市不僅是豪強的樂園，亦是造就蟻族的土壤。代際遺傳逐步加強，曾經被橫掃的「血統論」沉渣泛起。
在知識文化方面，資源亦開始傾斜。
目前，各個大學，來自農村的生源日益減少，北大和清華，來自農村的生源之佔15%，城市生源高達85%，而事實上，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基本對等。同時，很多官員子女，通過各種特權，獲得加分或者特招機會。在知識經濟時代，擁有知識被賦予了改變命運的使命，但是，在起點上，公平已經嚴重失衡。
最關鍵的是，知識改變命運這一信念本身已經坍塌。
以前，一個貧困的家庭，可能因為一個人考上大學，就實現了鯉魚跳龍門，而現在，大學生就業渠道不暢。，下層階層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成本越來越高，動力越來越小。畢業於武漢大學的的楊元元自殺，畢業於北京大學的陸步軒賣肉，就是對「知識就是力量」最後的絕望。
豪強勢力對於中國最嚴重的危害，還是破壞了中國夢，造成了全民的理想與信心的喪失。
中國目前存在洶湧的移民潮，很大程度上根源於此。
富人動向，可以成為觀察中國社會動態的風向標。富人和名人移民的出現，值得深思。 某種意義上說，富有階層是中國的夾生飯，既有成為豪強的基礎，但是由於制度的缺失，又時刻有被權力巨獸所傷的危險。一度貴為中國首富的宗慶後，擁有美國綠卡，曾經收到過鄧小平親筆信的天皇巨星李連杰，也是在移民新加坡才得安心。
如非缺少安全感，他們何以移民，離開造就他們成功的故國?根本原因，還是夢想破滅。
中層和部分上層人士可以通過移民，來實現安全著陸。但是，底層民眾卻不行。在中國夢的破滅之後，底層民眾，不少也陷入瘋狂之中，傳銷的邪火難以止息，根源就在於此。
絕望情緒蔓延整個社會之時，必然影響到年輕一代的未來選擇。部分底層年輕精英投身傳銷，「中國夢」的危機，使他們不再相信勤勞和奮鬥可以創造未來，而是寄希望於一夜暴富，於是投機、貪婪由然而生。大學生富有現代知識，容易很快成為領袖與骨幹。而非法傳銷在中國流行了十幾年，也被批判了十幾年，作為大學生，理應洞察其危害。明知邪路，卻偏要賭，這種微妙的心態，極為值得關注。
當天使不再拯救大眾的時候，那些具有野心和才幹的人，往往便將命運抵押給魔鬼。歷朝歷代埋葬王朝的領頭人，往往不是報國無門的落魄才子，就是被裁撤後無路可走的退伍軍人，黃巢闖王，皆為同類。此中真意，值得深思。
沒有安全感的不僅僅是中產和底層民眾，當中國夢的破滅，整個社會將處於不安全感中，豪強階層亦將因為對於未來的恐懼，更為拒絕改革。階層固化更為嚴重，進一步惡化社會環境，造成惡性循環。全體國民如坐火山，不知何時爆發。長久以來，將戕害全社會的信心。
欲復興大國，必先再造中國夢。為長久之計，則中國急需抑制權貴，伸張民權，造就普遍之平等，鑄就普遍之希望。在政治領域，削弱官權，還權於民，在經濟領域，抑制壟斷，扶助民營，在社會文化領域，開放管制，成就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