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人航海來到中國之前，中國已有過一個大航海的時代。
據近人徐繼畬《瀛寰志略》講，中國人，因通西域始於漢而稱漢人，以下南洋起於唐而稱唐人。不過，唐以前的海外貿易，基本為求奇異之貨，誇上國之儀，還是朝貢關係，唐以後，轉向市場經濟，重在貿易關稅。
有宋一代，因遼、金壓迫北疆，而西夏又阻斷西域，貿易掉頭轉向海外。於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開，塞翁失馬竟然開啟了大航海時代。
因此，有日本學者內籐湖南很敏銳，他說，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是近代化開端。西方學者也指出，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一個新社會誕生了，其基本特徵已然近代化端倪了。
南渡後，宋高宗從海路逃到溫州，在江心嶼上望海潮，望了數月，猛然開竅，發現「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動以百萬計」，更何況，天子府庫取之於民終究有限，不如向外商取用，也許無窮盡。一到臨安，他便號召對外開放，且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資為基本國策，更以開拓海疆為發展戰略。
從那時起，中國人就與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權，宋高宗鼓勵海商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到海外貿易，還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個燈塔導航系統，引導航行的海船，並請商人協助，組成了一支艦隊，這支艦隊，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長期掌握的制海權。
但南宋航海，多為商船，其目的在於經商，所以「以鉅賈為綱首、副綱首」，與後來的鄭和下西洋以官船而非商船以官員而非商人不一樣。海舶多大船，可載數百人，因海外多盜，船大人多勢眾才敢航海；另外，當時南洋島國雖無商稅，但賄求繁多，名目為「獻送」，不論貨物多寡，一律都得「獻送」，所以跑一趟小船不利。
船大不畏風浪，就怕擱淺，所以常用「鬼奴」，指黑人，他們善游，入水可不瞑目，一旦船漏，即命「鬼奴」手持刀絮，泅水補之。還有一種「舟師」引航，只要取海底泥聞一聞，他便知船泊何處，至於夜觀星，晝觀日，陰雨的日子看指南針，已是常規。尤其用針路辟航道，替星象之後，航海之人便把星空留給了信仰，因而重番僧，遇難則禱。
這是北宋宣和年間，朱彧在《萍洲可談》裡向我們介紹的情況。
他還說，船載貨物，多為瓷器。這從唐中期就已開始，1998年，在印尼勿裡洞島海域，打撈起一艘唐代沉船，船載貨物67000多件，98%為瓷器。因為沉船附近有一黑色大礁岩為標記，遂以「黑石」命名，為「BatuHitam」。
唐外銷瓷，以越窯青瓷為主，看來外商的品味與陸羽相似，也認為青瓷略勝一籌，所以，越州成了陶瓷之路的起點，出口在相鄰的明州（今寧波），從明州出海，走東洋，下南洋，還要下西洋，中間在廣州轉口，因為廣州是陶瓷之路外商的入口，外商都在這裡聚集，他們在這裡稱瓷器為「支那」——china，就像當年希臘、羅馬稱絲綢為「塞利斯」。不過，有人說，「支那」和「塞利斯」出於相同的詞根。
印歐語系稱我國為「支那」由來已久，那詞根，還在三千年前的古梵文裡就出現了，三代時稱殷人，戰國時稱秦人，漢、唐以來，因東西方貿易和佛教傳播，古老的詞根又開花結果，以陶瓷之路為紐帶，將東洋和西洋連起來，而印度就在連接點上，這一連，就激活「支那」於印歐語系。
流沙河《與瓷器無關》一文，提到唐朝義淨法師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說過「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這位義淨法師，當年曾航海去印度求佛法，他說的，當然最靠譜了。不過，「支那」從一個寂寞的詞根，變成流行詞語，還是因為瓷器，是瓷器，特別是青瓷的流行，喚醒了遠古梵文裡的「支那」意識。先是「越青」代表了「支那」，因為唐朝外銷瓷，以越州窯的青瓷為主；後來，龍泉窯興起，龍泉青瓷替代之，代表了「支那」意識；接著，就是景德鎮窯的興起，隨著青白瓷和青花瓷流行，「支那」一詞也傳遍世界各地，由於流行時間長，從宋、元開始，歷經明、清以至於今，人們仍以「支那」為景德鎮瓷器，而誤將其一隅之地的「昌南」，作為了「china」來歷的詞源。
景德鎮瓷器，雖說宋、元時就已開始流行，但宋代最為流行的還不是景瓷，而是龍泉瓷，宋朝五大名窯，其中哥窯就是龍泉瓷的代表，其餘四窯，都屬於宮廷品味，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銷瓷的範疇，惟有龍泉瓷，對內能滿足精益求精的宮廷品味，對外能行銷世界。那時，景瓷初興，青白瓷跟著龍泉青瓷的身後走向世界。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點轉到了甌江上游的龍泉窯，出口就在溫州。從溫州出發，走東洋，或經由明州轉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廣州、泉州轉口。
龍泉窯所在地，有一部分，東晉時就屬於永嘉郡，從人文地理上來說，整個甌江流域應該是一個整體，最好不要用後來的行政劃分將其割裂了，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龍泉瓷可以看作是甌瓷在宋代的發展，不光是甌瓷產業從楠溪江轉向甌江流域，一條條龍窯沿著甌江往山上走，走到甌江上游，更因為瓷的品質與格調，同「縹瓷」那樣惟妙惟肖，由於汝窯南遷，兩個美麗的倩影再度重合。
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書中說的，「具體地說，一進入這個時期，生產青瓷的中心就轉到浙江省的龍泉，這種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猶如秋高氣爽的天空，也如寧靜的深海，這就是聞名世界的龍泉窯青瓷」。從南朝的「縹瓷」到唐朝的「越青」，再到汝窯的「天青」，三上先生以其深邃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中國青瓷發展一脈相承的主格調——龍泉瓷的「天青海綠」正是從「縹瓷」的淡青泛綠髮展而來，甌在山海間，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這樣的格調。
南宋時期，朝廷全力經營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範圍比「絲綢之路」不知要大多少倍，貿易順差也不斷擴大。《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提到「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而那時浙、閩、廣三市舶司收入已達兩百萬貫，佔了五分之一。南渡之初，高宗捉襟見肘，可不久，經濟就恢復了，國土雖然丟了一多半，但財政收入卻接近北宋最好的時候，到了孝宗朝，就已經全面超越北宋了。
很顯然，這是海外貿易帶來的成就，國土上的損失，通過貿易順差得到彌補了。
看一下《清明上河圖》，就知那汴州繁華，是漕運帶來的。可細一想，那運河的源頭不就在杭州？「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運河的一項主要職能，為汴州提供取之不盡的財源。
杭州的繁華，除了漕運帶來，還有海運。那時，浙東沿海一線，是王朝的生命線，這一線的港口，也就成了王權的命門了，最重要的命門有兩個，一在明州今寧波，另一在溫州。
明州經金兵焚城之劫，已然廢墟。溫州似有天祐，金兵至臺州，已是強弩之末，勢疲而返，溫州無戰事，繁華猶存。
北宋時期，溫州一年就要造出600多艘大船，當時可謂數二、數一。更早，則有三國時期的東吳，建立過官營的大型造船工場，從那時起，便成為中國南方三大造海船基地之一。而江心嶼，從來就是航標島，其東、西兩塔，華燈高照，為海船出入導航。此外，它還是避風港，為避風浪，船泊於此，舉行祭風儀式，祈求風平浪靜，然後，「大船數百艘，乘風挂帆，蔽大洋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