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上世紀60年代初，從小學初步懂事算起到1984年，經歷了文革後期，小學成為紅小兵，初中加入紅衛兵組織，70年代末成為人民公社的末期社員。看了很多，經過了不少。很多的經歷，至今還似夢魘一樣壓在心頭。
我知道，當代披露出來的那個時代的種種慘劇是真的，但是，不是發生在身邊的事情則不能妄言。譬如餓死人，從我記事起就沒有見過，但是聽說過，但那是我出生前的事情，僅僅是聽聞罷了。
我想陳述的就是，那個時代裡，那條道路上，生產效率極為低下，生產力的浪費觸目驚心，但是，農村社員的勞動量非常大，勞動時間是當代辦公族難以想像的，且收入和付出的比例嚴重失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思想到手腳，社員們是被牢牢地捆在「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中的。
「干到臘月二十九，吃了水餃再下手」，是無人不曉的光榮口號，也是行動的指南。各行各業，都以戰鬥的態勢推進著，所以叫各條戰線。就拿農業戰線來說，沒有節假日，更沒有星期天，吃飯只有很短的時間，節奏如同當今的高中生。每逢「戰三秋」、「戰三夏」，以及大型農田改造，則送飯到田間地頭，挑燈夜戰。每年農忙結束，男女整、半勞力，都要集中到外村修水庫、做大寨田，或修公路等。我們當地，對這種集中到外村出工還是沿用了舊社會的提法：叫「出夫」。出夫，聽起來很美，過起來很苦。和部隊一樣浩浩蕩蕩，駐在房東家，七八人睡一盤大炕，吃飯在田裡，放眼四望，人山人海，女社員大小便經常都很困難。公社的集中工程結束，如果時間還算寬裕，社員回村後，各大隊再搞自己的工程。
幾乎沒一天閑暇，似乎沒一個閒人，人力物力，似乎沒一點浪費。所有的地都種起來，還要把開荒草；所有的人都用起來，農忙時中小學生們還要停課支援生產。如此干法，效率應該很高，收成應該很好，社員的生活應該很幸福。
但事實恰恰相反。
大集體運作模式，從理論上講是先進的。全國一盤棋，全縣一盤棋，全社一盤棋，全隊也是一盤棋，資源集體所有，可以合理布局，有效調度，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生產力的效率，彌補私有制單打獨鬥的先天不足。
但這僅僅是一種理論，如此而已。
一盤棋的布局，生產資源的高度集中，必然伴隨著社會分工的精細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個大隊、生產隊，有脫產幹部、非脫產幹部，正副書記、正副大隊長、委員、會計、保管、治保、民兵連長、婦女隊長、團支書…隊長、隊副、會計、保管、民辦教師、赤腳醫生、代銷員、獸醫、飼養員、農機操作員、副業隊，有的還有技術隊等，視生產隊規模不同而有不同的設置，還有社辦企業工人，也是回家分口糧並參與現金開支的。這些人，也是社員，但是他們的計分方式，一般是「標分」，也就是結合當年的平均分加上其他標準結算工分後參與分配，屬於令人羨慕的群體，一般是衣食無憂，勞動強度也相對不大。有的非脫產幹部，隨社員出工記分，但是分配前進行加分，境況也會比較好。所以，當時流行的順口溜是：「一是權，二是錢，三是民辦教師，四是代銷員，五是聽診器，六是方向盤，七是木匠筢子，八是臭社員。」
每個隊的工分值，根據該隊發展情況而定。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這似乎天經地義、順理成章。但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是：除了吃標分、平均分的，還有吃差額（社辦企業工人或長期專業隊社員）的基本溫飽外，勞力多的，不一定吃得飽，人口多的，不如人口少的。反正就我們那幾個村，青黃不接的很多。有沒有餘糧，成為說媳婦的主要硬體。為了應付相親，在糧食囤的糧食下面墊磚頭石頭的家庭，並不是少數。
糧食緊張，菜園很小只能種很少的菜。這樣，就只能吃粗糧，外加野菜。作為山區來說，一個家庭，每年只能分很少的一點麥子，幾十斤。逢年過節、招待客人以及遇到生病照顧病號是可能吃麵食的，其他時間全部粗糧。
粗糧做好了，營養遠比細糧豐富，也很好吃。但是別忙，那是現在。當時，我們那裡做粗糧，都是窩窩頭！黏黏地，冬春手面皸裂時，吃剛出國的窩窩頭，能粘掉皮膚使手面出血！但是，冷了就死硬，特別是高粱窩頭，能當石頭砸人。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頓頓吃！現在想起來很心有餘悸！
為什麼只能蒸窩窩頭？因為做窩窩頭用時最短，燒柴最少。
現在農作物秸稈的處理幾乎成為一個難題，但是那是社員只能分到很少的秸稈，因為，大量的秸稈需要用來餵牲口。補充下：那個年代，口糧不夠的社員很多，但是牲口不會缺吃的；營養不良的人很多，營養不良的牲口沒有。
分那麼一點點的莊稼秸稈，不夠燒，就只能利用能利用的一點工餘時間「拾柴火」。用耙子摟，偷偷用頭刨，一遍又一遍。年歲多了，草根很嫩、很弱了，不等長高、成熟就被「拾」走了，打不下種子，植被越來越稀薄。我們那裡，家家戶戶都缺燒柴。缺柴，遠比缺糧更普遍。
每年總有一部分家庭掙的工分不夠口糧標準，那就需要買分。也就是說，開支時，你不但分不到現金，還得倒找錢。把自己養的那頭豬賣了而得的錢，或者賣雞蛋的錢，交到生產隊，你才可能分到基本口糧。那個時候，肉、魚、肥皂、火柴、煤油，都是憑票限量供應，說是有錢買不到，其實，就是不限量，你也沒錢買。
需要憑票的東西，只能到供銷社買，市場上買賣，叫投機倒把，抓住可能被遊街的。
有人可能要質疑了：地不少，人那麼能幹，而生產的糧食和財富為什麼如此可憐？是不是因為支援國家建設的緣故？
不是的。事實就是，整個生產力被人為地捆住了，帶上鐐銬的舞蹈，焉有流暢之美？
前面我們說過，集體主義公有制運作模式，從理論上講是先進的。資源集體所有，大隊、生產隊的模式，可以合理布局，有效調度，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生產力的效率，彌補私有制單打獨鬥的先天不足。
問題就出在這裡。
集體主義從理論上講，的確有比私有化不可替代的巨大優勢，但問題是，集體化後資源的支配權、調配權在哪裡？譬如，農村集體化，種地的決定權在農民嗎？
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決定權在各級權力機構。
這就意味著，發揮集體主義優越性有這樣幾個必需具備的先決條件：
一、決策者們、管理者們，必需是富有行業智慧、富有經濟智慧，而且同時是真正沒有私利、全心全意為老百姓服務的。這種高素質、高品德的當權者，無疑是存在的，但是，他們必需在管理鏈條的各個環節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始終佔據著多數。而且還必需，不管是那一屆、哪一代，都是這種結構！
二、民族素質已經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老百姓無私、無畏、內心純潔，表裡如一。也就是說，現有的普遍人性得到質的升華。
只要具備了兩項中的一項，集體主義公有制就是最佳選擇。
但是我們只能遺憾地承認，在所謂「由人民選擇的集體主義公有制」裡，這個條件，能且只能成為皇帝的新衣。衡量具有資源支配權的人的標準只有一個：「政治素質過硬！」。
很多人說，一人一票需要民族高素質，抿朱需要老百姓的高素質。豈不知，集體主義公有制，才更需要以國民的高素質為根本前提。
由於根本就缺乏搞好集體主義的兩個條件，人力、物力、財力、土地，等等所有資源便內耗在了由上而下強力推進的各個環節上了。在看起來很美的金字塔上，頂層靈光一現，底下地動山搖。根據不同政治需要以及個人喜好而不斷更換的決策，造就了一次次伴隨著大干快上的災難。
個人的生產積極性被降到最低，資源共享和統一調度的優勢，在登峰造極的形式主義和瞎指揮面前，簡直是微塵之與泰山、杯水之與東海！
社員們干了吃，吃了干，高呼著美麗的口號，仰視著不用出工的公家人、國家人，強嚥口水，心裏做著有朝一日跳出農門過一把公僕癮的美夢。
除了因天氣確實不能下地，除了開社員大會以及公社的萬人大會，社員們天天都在戰天鬥地。即使是如此，溫飽也只在盼望中。在學生時期，我們到多個大隊幫助過滅草、秋收，我們發現，大片的莊稼地，都是地頭上干乾淨淨堪稱樣板，越往裡，越是雜草叢生。
還在大包干還沒有任何兆頭時，在工間休息，我的副隊長偷偷告訴我：再不單干，不行了，你看看這地，不打糧食了！越來越薄了！單乾時耕作到邊到沿，越是地邊，越要深刨，底下的石頭，都要設法挖出來。如今，人們沒有這個心，也沒有這個力。我當時不以為然，現在才想起這個農民的憂患之珍貴。
每年都要集中搞的深翻深刨運動，紅旗飄飄，軍號嘹亮，其實是瞎折騰，把熟土壓倒了下面，生土翻到了上面，沒有幾年時間，地就緩不過勁來！
如今，耳熟能詳「舉全省之力」、「舉全市之力」、「不惜一切代價」、「大規模跨越式發展」等等激動人心的口號，無不傳承著當年「大呼隆」、「瞎指揮」的基因。
那個時候的社員，在今天看來，說穿了就是農奴。沒有休假，更不能外出旅遊。如果你沒有鑽營的本事，即使你再能幹，成為佼佼者，充其量也就是溫飽。
看病、上學確實是不花錢或花錢非常少的，但你如果因此而為荒唐的歲月招魂，你可以想想飼養場的豬。
別拿大寨等「社會主義新農村」說事。「舉全某之力」打造一個樣板容易，但是「盡快普及大寨縣」（70年代全民歌曲），步伐越快，悲劇越難以落幕。至今，還有人發帖，以南街村和華西村為例來說明集體主義公有制是必由之路，而且，還說，由於這兩個村的帶頭人是人民群眾選出來的，才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作者是拾人牙慧的可憐蟲，還是包藏禍心的野心家，但是我只能無語。當然，我不是說南街村和華西村是政府財力支持起來的樣報，而是說它們有他們的內幕和特殊發展背景。即使被披露出來是的內幕和發展背景是假的，也證明不了集體主義公有制的可行。理由如前所述。
無限的內耗與折騰中，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