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在中國的近代史中，恰恰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中共，日本是中共的救星。歷史的弔詭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多少折射出來。對張學良，他寫到：「是日腿部疼痛未減，精神不甚佳、僅會客數人」、「見漢卿毫無悔過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實告以軍法會審後，於眾特赦並予以戴罪圖功之意，「然彼乃昂昂然而去」。
郭岱君說：其實918當天（日本侵華），他根本不知道，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手機，電話也沒有那麼方便。那天他（蔣介石）不知道，他第二天才知道。他究竟抗不抗日？他在53濟南慘案之後，每一天都（在日記一開頭）寫「恥」、跟「雪恥」！他是很痛恨日本人的。他在日記裡面從來不稱日本，連小日本他都不稱，他都一定稱「日倭」，用「倭」這樣的字來代替。
在9月19日，即918事變之後的一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渖陽兵工廠，內亂不止，天災匪禍，相逼而來，速我唯亡乎’。結果過了兩天，‘聞渖陽、長春、營口又被日本人給佔了。心神不寧。’他非常的擔心。他為甚麼這樣擔心？因為他太瞭解日本，因為他知道中國跟本沒有能力去跟日本抵抗。」
如何看待外界的壓力，特別是青年學子的看法呢？蔣介石日記中寫到「但是很多人都說，你要抵抗呀！尤其是青年學生，還有左派的，他沒有辦法。他說‘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知道，此仗只要是一打，中國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原來，蔣介石在918之後的10日，為自己立了遺囑。「他說他要北上打仗，他知道必死，抱著必死的心情。當然這一年變化非常大，在918事變發生的時候，中國是怎麼一個情況？國民黨的蔣介石根本就沒有能力號令全中國，因為他整個能夠統帥的，充其量也就是東南沿海幾省，其它地方都是軍閥割據的。」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郭岱君教授解讀當時的中國是貧窮落後， 「所以他在日記中經常講，中國不是日本對手，‘日可三日亡中國’，他有的時候又說，‘日本可以三月亡中國’、‘中國軍隊有敗無勝’。」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要抗日，先給他時間。「然後他說，‘假我一年準備’，或者說‘假我三年準備’，有時候說‘假六年準備’，他說要‘忍辱雪恥’。然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當時的知識份子如胡適、蔡元培都知道，以中國的國力，打不過日本。「他在日記裡面談到，因為他知道中國沒有能力抗日，各位不要認為，蔣介石怎麼沒膽，那個時候只要有一點知識的人，都知道中國沒有能力抗日。包括胡適、傅思年、蔡元培、陳不雷、汪精衛，他們都是知道沒有辦法，他們的口頭禪就是，這個仗怎麼打？汪精衛在行政院的院會，在黨的會議裡面，經常講他認為沒有能力抗日，事實上他們也都知道，沒有能力抗日。」
而當時的蔣介石，並沒有一統中國的能力。「蔣介石先生他心裏想到更多的是，第一個軍閥盤據，各有所謀。怎辦？第二，當時有兩個政府，一個在南京，一個在廣州。已經是軍閥割據了，然後又分裂成兩個中央，他在日記中寫，‘不先剿共、滅匪，不能攘外’。」不過，蔣介石的思緒也很矛盾。「事實上他很矛盾，不知道怎樣辦。他知道中國打不過日本，怎辦呢？在1931年，918沒有發生多久，他也沒有想，我就去打！了不起就一條命。有的時候也說，不行，要忍。他在1931年10月7日，他說，‘中日必將一戰，因為倭要我者為土地、軍事、經濟與民族生命’，換句話說，日本不可能拿了東北、華北就算。」
蔣介石作為軍人，他考慮的，是軍事的實力建設，中日軍力的對比。「所以蔣介石心裏很清楚。但中日實力懸殊，倉促應戰，必自取敗亡。他寫，‘此次對日作戰，關係不在勝負，而在民族精神的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你看，一個領袖講這樣的話，多泄氣呀！我要打戰，但我知道是必敗，所以我不爭勝負，我只爭國家民族精神。」
日記中，蔣介石還寫到，即使對日開戰，只會加速國家的滅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的堅持，不但與國無益，反速其亡’。當時他就是真的不知道，該怎辦？所以他慢慢到了1932年，1933年，德國的軍事顧問來了，他跟德國的軍事顧問討論，慢慢清楚，第一個要準備遷都；第二要找時間備戰拖延；第三要誘日軍南下。到了1933年他清楚要做持久戰，在他的日記，一天一天看得就非常清楚。」
不過，歷史的弔詭正在於，當蔣介石定出對日抗戰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內」之後，當時蔣介石並不放在眼裡的紅軍也被史學家放大，直至他的日記面世。「過去60到80年來，大家都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是要先把共產黨幹掉，才來打日本，今天日記出來，我們就發現，他那時真的沒有把紅軍看在眼裡。因為在30年代初，經過幾次圍剿，紅軍只剩下兩萬多人。」
日本的侵華，也就給了紅軍一條生路。「他（蔣介石）覺得可以隨時將紅軍解決掉，故意留下紅軍，打紅軍往西南趕，因為他講，你看，爭取時間備戰，國防建設準備遷都，以西南為根據地，看穿日本詭計，所以在華北挑釁，就是因為害怕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統一，成為中國的復甦基地，所以他提出來，要‘以剿匪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
當年，蔣介石的盤算，是以剿共收復西南。「他故意把紅軍向西南趕，然後他的部隊，中央軍才可以跟在後面，如此才能夠進入西南，四川、雲南、貴州，這種字眼在日記裡面很多。他說，‘當為一計也’，‘一謀也’，‘當再籌之’，‘當再思之’，再想想，這到底行不行得通。每一句都是從日記裡拿出來。‘若為對倭計’，對日本怎辦？‘以剿匪為掩護，以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日本）無懈可乘，並可得眾同心，清剿川黔殘匪’。」
到了1933年，蔣介石的抗日盤算，在日記中就更加清楚了。「‘以和日掩護外交’，因為那這時候中日有和談，後來簽定塘沽協定。‘以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蓋很多的公路）事實上是為了要作戰，‘以實業掩護經濟’，那個時候開始工業委員會，實際上這些都是軍事上的工業。‘以教育掩護國防’，他講的教育是新生活運動。開始新生活運動，要振奮民心，大家瞭解，對國家民族有認識。」
蔣介石，當年要的是時間；一如中共已故領袖人鄧小平，蔣介石提出，要韜光養晦。「然後，‘韜光養晦然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這種字多得不得了。可是你看，因為他的‘攘外必先安內’，他受很多、很多的批評。」但時也命也，當年學生與學運的思潮，恰恰是站在左派的共產黨這一邊。當時的蔣介石本人也很頭痛，對此他表示心酸。「當時所謂的抗日流亡、救亡政府，東北的學生來，尤其是年輕的學生。他的日記裡面，每一天覺得（他們）去行政院抗議，有時候有50個學生，他出來跟他們講話，有時有3000個學生，他也出來跟他們講。有的時候學生跟他說得聲淚俱下，他日記寫，‘心甚酸楚也’。」
內心世界的蔣介石，是覺得學生不理解他的治國之道，十分苦惱。「有些時候很沒有禮貌，指著他罵，他就非常不高興。日記寫，‘茹苦含辛，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尤難’就是說，我對日本人，我都吞下了，可是我們內部給我這麼多壓力，國民黨內部也有壓力，‘何黨國不幸呀！使我獨當此任’。」
蔣介石內心世界對抗日的描述，也為後人揭開了中共宣稱蔣介石不抗日，是當時的一種政治宣傳。「後來在1933年簽定塘沽協定，他就寫，‘我屈則我生，’我忍辱我才能為這個國家爭取時間抗日，‘我伸則國屈’，要是我今天奮起抗戰，我們國家就完了，一戰就完蛋。‘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也’。」
及後，蔣介石派孔祥熙、宋子文到英國、美國及歐洲，並用以物易物與德國進行軍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