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傑記述卞仲耘在文革初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記錄片《我雖死去》中卞仲耘遺容。（Youtube）
宋彬彬在見面會上做了約1500字題為《我的道歉和感謝》的發言
【看中國2014年01月14日訊】宋彬彬造反得力 天安門為毛澤東戴袖章 / 蘋果日報
64歲的宋彬彬是中共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文革因造反得力，獲選登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紅衞兵袖章，是文革經典照片。傳她與毛有一段對話，毛得知她叫宋彬彬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答：「是。」毛應道：「要武嘛!」
其後《人民日報》刊文，以宋的口脗稱「這是我終生難忘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衞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但宋後來堅稱文章非她自己所寫，並否認曾改名「宋要武」。
文革後宋彬彬赴美留學，獲地球化學博士，曾在美國政府環保部門任分析官員並入美國籍。文革40多年來，她一直撇清自己與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的案有關。但文革史學者王友琴教授在其《卞仲耘之死》文中，直指宋是令卞身亡的負責人。
北師大女附中曾被譽為中共高幹「私校」，毛澤東女兒李訥、劉少奇女兒劉濤、周恩來姪女周秉德、鄧小平女兒鄧榕等都曾在該校就讀，「太子女」成群，故文革時為激進學校之一。
傳宋彬彬組織過紅衛兵殺人比賽 殺死七八個人 / 鳳凰網 / 楊耕身
「再不道歉就晚了。」這樣的一種意思，濟南曾就文革道歉的劉伯勤表達過，北京就文革道歉的陳小魯表達過，此番再次由宋彬彬等人表達出來。我們不知道它是否在成為一種歷史的脫敏或集體性心靈儀式，但無論如何，曾經在40多年前那場浩劫中以不同程度的作惡者出現的那些人們，正在試圖向歷史與社會展示他們可貴的反思與良知。
1月12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 師生道歉。據《新京報》報導，這些經歷過文革的學生在會上，有的對文革中身為學生運動領頭人深懷歉意，有的為副校長卞仲耘被部分學生毆打致死時的「不作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鬥過老師而渴望當面道歉。在這些道歉的學生中，66屆的劉進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師生代表會」主席； 後者則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因登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獻紅袖章，被人稱作「宋要武」。
每一個遲來的鞠躬，每一則短短的道歉信，都無疑是一次次來自歷史深處的不勝唏噓。而又因為時光的雲遮霧罩，體制的閃爍其辭，這樣一些道歉更加具有發歷史先聲之宏大意義。因此正像學者朱大可在 微博上評價劉伯勤道歉信時說到的，「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這的確是我們應當珍視的一種個體勇氣，一種人性抵達。就陸續出現的「文革道歉」而言，這也的確是一種需要得到認同的價值高度。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對於今天更多仍對那場浩劫「決不原諒」的人們來說，他們所要的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道歉的儀式，或者一掬公開流出的淚水。
現在看來，宋彬彬的道歉事件獲得了比陳小魯們更為廣泛的關注與爭論。其中原因，不僅在於她曾經作為文革符號人物「宋要武」的存在，更在於她斷然否認了此前坊間流傳甚廣的兩種說法：一個是宋於文革初期組織過紅衛兵「殺人比賽」，親手殺了七八個人，並且需要為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遇難負責；二是由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由來。於前者，宋僅僅表示，「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於後者，宋指稱系《光明日報》在發表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時擅自做的改名處理，「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有改名」。
儘管這已不是宋彬彬第一次在公共空間否認關於她的「傳說」，儘管在此次她也表示，「如果沒做好準備（面對質疑），我就不會站出來。」但是要讓更多的人信服於她的說法，似乎並不那麼容易。而除此之外，不論她是否準備好了，她都將不得不面臨 「到底是道歉還是自辯」的質疑。這正如一位實名微博用戶寫道的：「她無非說了三句話：卞校長不是我打死的；我沒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過她的文章 能看出，她不是為了還歷史真相，而是委屈輿論對她的指責，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我並不全然同意這樣的指責，但它卻的確表明，關於「宋要武」，我們也許還 缺少一個真相。
所謂「孤證不立」，因此公眾自然不可能盡信當事人所說。然而真正讓人尷尬的卻是，雖然歲月不過僅僅間隔了40多年，雖然有不少的當事人仍舊健在，但是對於當時發生的一切，我們卻無法找到相應的檔案資料或相關歷史記憶。這一方面表明，儘管不斷有人出面道歉，但是涉及到那場巨大浩劫的林林總總、細枝末節，我們今天所知曉的依舊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則表明，儘管隨著時過境遷，我們今天已多少有了對那場浩劫的基本評價，但是由於仍舊缺少一種體制或制度層面的追溯、正視與反思，使得一切真相仍舊處於欲說還休，猶抱琵琶，從而也無從考證的狀態之中。
對於所有「決不原諒」的人們來說，無不需要一場真正的和解。固然像我們常常說的那樣，沒有道歉就沒有和解。但是顯然，道歉並不等於和解。道歉僅僅是和解的第一步。在由此而及彼的過程中，那永遠無法繞開的，是真相。沒有真相，則道歉無意義，寬恕無原則；沒有真相，更不會有真正的和解，更不會有真正的未來。這也 正是宋彬彬在此次道歉時說道的：「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忘記了過去的悲劇，忘記了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 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
道歉如鹽，在點滴催化之中，必將溶解那些塵封 的堅硬與麻木。個體的道歉之所以必要且彌足珍貴，正是因其所意喻的懺悔姿態，是在歷史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一種道德的清醒與承擔。但是如果說道歉，又如何能 僅限於某一個體？而除了這些零星的姿態以及公開的坦陳，在歷史最痛徹真切的深處，那所有的被迫害者與做惡者如今安在？那使所有人成為被迫害者與做惡者的原 因又是什麼？因此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對於歷史真相的完整還原，是現實體制對於歷史真實的真正承擔與正視。非如此，不足以彌合價值共識；非如此，不足以實 現真正的寬恕與和解。
紅二代的文革懺悔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 蘋果日報
昨日，「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受害老師同學道歉」這則新聞登上了中外傳媒的顯著位置。這是繼去年八月，中國已故「十大元帥」之一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為自己在文革期間批鬥師生的行為道歉後，又一起重要的文革懺悔事件。
近年來，內地似乎刮起了一陣特別的文革「道歉風」。一些在文革浩劫中一度作惡者難忍多年的良心譴責，紛紛以各種方式，或直接上門、或以信函，包括透過網際網路，對其當年的批鬥或傷害對象作出道歉並反省。陳小魯和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因其都是開國元老的子女（紅二代）的特殊身份，受到網路熱議和外媒的關注。
文革這場浩劫結束已近四十年，為甚麼這件事直至今天才發生？此前何以鮮有人如此做呢？
我想，一是因為內地整個社會對文革的反思有了一定深度的積澱，不得不有所爆發和反應；更重要的是，當年的那些造反的學生領袖們（紅衛兵）今日大多都已年過六旬，有的則更是垂垂老矣，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少年時期由於不辨真理、單憑滿腔熱血和極具破壞性的青春期爆發力，在一個扭曲的時代作出的種種過激行為，如今隨著歲月沉澱而越發顯露出其反人道的本質來。
文革期間骨肉成仇的事例實在不勝枚舉。去年八月《新京報》報導了北京博聖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紅兵在文革期間舉報自己母親方忠謀的人倫慘劇，「43年前，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年屆六旬的張律師，回憶當年目睹母親被抓走，說「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裡，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張在言談之中都以「弒母」罪自責，沈重的負罪感跟隨其一生；如今他公開那段經歷，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扭曲人性的歷史之殘酷。
的確，雖然文革已經過去四十年，中國人仍亟須進行一次全面深刻的集體反省，以使悲劇不再重演。看今天中國的言論管制趨勢，要重新再來一次文革雖有難度，但這種危險並非完全不存在。在理論界，有專家就發出過「中國要防止『文革』借屍還魂」、「『文革』土壤並未徹底鏟除」等等這樣的警示，也並非危言聳聽。
文革那樣的悲劇之所以能發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無法無天，人治社會的危險性彼時暴露無疑。而在今日，毫無疑問，人治的色彩就依然不願意退去，並成為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雖然依法治國的口號時時掛在嘴邊。
美籍宋彬彬為文革道歉 實際是想給自己洗白？/ 蘋果日報
曾代表紅衞兵為毛澤東戴上袖標、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昨日向當年文革中被迫害的師生道歉，引起熱議。很多評論家、網民都對她的所謂道歉不以為然，認為她只是在為自己撇清。
網民噏乜：
大寶愛六寶：宋彬彬竟然道歉了，還真是一個事件，文革史，紅衞兵，她是繞不過的人物。只是她所說的，跟之前的印象，太不一樣了，難道她也是被歷史神話的人物，還是她在為自己洗白？
斯圖卡98：宋彬彬一直都聲稱自己從未參加過任何武鬥，,也從未參與或組織，沒有打過人抄家、破四舊等暴力行動。那不是自相矛盾。道啥歉？
先奎的微博：宋彬彬道歉了。宋是何人？父是開國將領宋任窮，她前半生是為走資派衝鋒陷陣的打砸搶分子，後半生是個美國人。在美國，她說她從未打砸搶，現她要為她的罪行道歉！在美國公知說那兒言論自由，肯定沒人會逼她。現在她卻改口了！道歉了！她哪一句是真話？難道做公知就要先學會說假話？
漢大賦2013：繼陳小魯，宋彬彬又道歉！聯動分子既然認罪，就不是道歉問題，而是要伏法！打死了人是大罪，情節惡劣，決不能道歉了事。故意殺人罪刑法有嚴密的界定，不難定罪懲處。不懲處就是對殺人犯的縱容。當時走資集團用替死鬼頂罪，後被平反。公安立過案沒有時效。以劉鄧子女為代表的聯動組織及其成員必須嚴懲！
馮軍槐溪先生：針對宋彬彬的文革道歉一片讚賞，但我卻不認為有多少積極意義。她無非說了三句話：卞校長不是我打死的；我沒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過她的文章能看出，她不是為了還歷史真相，而是委屈輿論對她的指責，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我說，她的道歉贏得了生前事，但敗了身後名。
北京崔衛平：做個見證吧，宋彬彬。事情發生時，你兩次到場（阻止），是慘劇的最後目擊者之一。到底誰打死了卞校長，那天到底發生了甚麼，你出來說句話啊。不僅是卸下自己的道德負擔，更需要為卞校長說句話，替死去的人說句話啊。見證，比道歉更需要勇氣。
老師文革中被打死 宋彬彬光是道歉還不夠! / 法廣
中國文革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1月12日回到母校原北京師大女附中，向1968文革中年被他們批鬥殘害的師長表示道歉的宣傳消息引發關注。時隔近半個世紀後，宋彬彬說：「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她說說希望她的道歉能夠引起大家的反思，因為只有進行了真正的反思才能走的更遠。本臺採訪了旅美的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先生，請他談談對宋彬彬道歉一事的看法：
王軍濤：我還是很感動的，因為我覺得時代在進步。從一個角度看，宋彬彬的道歉是真誠的，表明她在接受西方的文明教育後，已經有了是非和恥辱感，同時她也明白當年的紅衛兵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犯下的罪行將來在歷史上會有什麼樣的記載，這是肯定要被歷史千秋萬代所譴責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我覺得宋彬彬的道歉還有一些不太誠懇的地方，我不是說她的態度不誠懇，因為她知道自己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她公開道歉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會受到廣泛的關注，這表明她是誠懇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她說的是一些事實，她說她並沒有參與打老師，也試圖做了一些輕微的勸阻。但我之所以說還不夠誠懇就是因為她應該明白在當時的處境下，她那樣把這個運動發動起來，而且老師們已經被置於這樣喧囂的群眾運動之中，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阻止，實際上打老師的情況是一定會發生的，會發生一些很慘烈的悲劇，而且當時他們也是下意識的躲開了承擔責任的場合，比如他們提前退場，最後導致老師被打死，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她應該更深刻地去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
法廣：宋彬彬自己也是「紅二代」，她的道歉的言論會不會引起現在當權的那些「紅二代」對文革的反思？
王軍濤：其實我自己跟「紅二代」中的很多指標性人物也有交往，我覺得他們實際上在八十年代的時候都對文革做了一定的反思，對個人的反思不多，就像整個社會一樣，對整個國家和社會做了反思，願意把問題歸結為四人幫和毛澤東的責任，但是在九十年代就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像「紅二代」中的陳曉魯就反思的比較深刻一些，但是還有一些「紅二代」，特別是在位上 的一些「紅二代」還很囂張，不僅不反思，而且認為自己當年的做法中有合理的成分，將問題歸因於自己年齡不成熟，或者是國家政治出了問題，自己不願意承擔責任。相比較他們來說，我覺得宋彬彬還算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