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翻閱一本廣東知名的雜誌，讀到一位著名作家談論「小人」的文章，他對「小人」的議論可謂入木三分，控訴反「右」和「文革」帶來的災難可謂酣暢淋漓，很讓人解氣。遺憾的是，當他談到在運動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中國作家們時，卻說中國作家比外國作家自殺的少。還說鄧拓也不是自殺的。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這個問題時，有意無意之中流露了一種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點，對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國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殺？那段歷史人們應該記憶猶新。我覺得應該把我對那段時期所接觸和瞭解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們自殺和他殺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我們在血的教訓中，變得冷靜起來，堅強起來，歷史絕對是不該遺忘，更不應該是被歪曲的。
先從自殺的外國作家說起吧。那篇文章中列舉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殺的外國作家，這些人名氣很大，自殺了影響也大，但人數確實不多，而 且他們與中國作家不同，自殺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個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絕境的。他們有的是在生命哲學上鑽進了死胡同，與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殺的，如川端康成； 有的是疾病纏身，對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殺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愛情上受到打擊憤而辭世的，如美國20世紀被稱為最富才華最有創造力的女詩人西爾維 亞·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則是用別人的血染紅了自己的帽頂，出於畏罪抑或出於懺悔，加之對理想前途喪失信心而寧願選 擇一死來解脫的，等等。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內心產生了某種不平衡，對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選擇自殺，這與中國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憤而自殺 是不一樣的。就自殺的多少來說，我以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這種事也是不好比的。但無論怎樣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觸的材料來看，結論與那位作家說的恰恰 相反，「文革」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是駭人聽聞的，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寫到這裡，「文革」中就死辭生的作家們和演藝界人士那慘痛的景象，又跳蕩到我眼前，讓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場，在剛剛經歷地震災害的唐山，在一頂小帳蓬裡，筆者正奉命協助詩人田間起草一篇電稿，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致敬電」。後 來終因兩人積極性不高，沒能寫出來。也許是大震後魚爛陸沉的悲慘景象和壓抑的氣氛刺激了詩人的心靈，他以低沉的語調，突然向我敘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里的死……
他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里被造反派監 管在一間房子裡。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 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大悲無淚」，人在極度悲慟時是沒有眼淚的，只 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遠千里不幸去世後，孫犁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一個評價「這是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但那年代，茫茫大地歸何處，美好理想化成灰，遠千里被逼走投無路，他不想當牛鬼，天天被批鬥，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種年月，冤獄遍 地，不堪屈辱，又無處躲藏，陷於絕境，最後只好選擇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邪惡作抗爭的一條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弔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 的侮辱，在這裡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閑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弔 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裡……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 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著黑沉沉的湖水，想起他曾懷著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49年 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一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 藹可親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敵人」的情況 下，瘋狂地喊著「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鬥之風。一時間， 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份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倖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 不見血的誣蔑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捨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麼一段文字： 「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三家村一 員，最早推上‘文革’祭臺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中國新年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迫害致死十週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大姐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會上遇到鄧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嵐大姐。我曾猶疑多時，依然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志（新聞界都習慣這麼稱呼他）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對我的問話一嵐大姐沉默有時，然後沉痛地說道：「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 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說著，淚水已在她的眼眶裡打轉了。
於是，在那祖國大地萬民心驚膽寒的日子裡，鄧拓殺身成仁了。1957年鄧拓憑他知識份子的良知，懷疑、抵制那場 不該發生的「運動」，被扣上「死人辦報」、「書生辦報」的帽子，他預料這一次運動到了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不會對他網開一面。據人民日報社的同事說，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深夜，鄰居見他站在桌子上，借手電筒筒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掛在牆角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 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捐獻出去。他是多麼熱愛藝術，多麼捨不得丟棄這一切！奈何蒼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在這裡，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殺，但我讚美自殺的勇氣。「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份子 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
無獨有偶。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 鬼蛇神」游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髮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家屬也被逼劃清界線，他面臨一種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逕自來到從釣魚臺流出來的清水河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著兩行字：「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乾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撞時，笑雨先生義無反顧，選擇了尊嚴。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雨，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範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雨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說起金仲華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來自上海的壞消息幾乎是不斷線的：先是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一代文藝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雙雙自裁；接著是作家葉以群跳樓自殺。傅雷先生 在遺言中說，他之所以走上絕路，是因為過那樣的日子比坐牢還難受。傅雷坐過日本人的監牢，他是有經驗才這樣對比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一位部級領導幹部， 為了躲避辱罵和毆打，主動提出要求坐牢，軍管小組頭頭回答他：「你還不夠格哩！」可見在那個年月，坐牢竟是一種優厚的待遇！
後來又傳來詩人聞捷的死訊。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樓。杜芳梅出身於陝北米脂縣的望族，大家閨秀，是一位美麗、賢淑、莊重、熱情的女性，人們說，她 和聞捷，乃是真正的才子與佳人的結合。聞捷是寫詩、寫散文、寫戲的多面手，同時也有組織和寫作新聞報導的才幹，他曾是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他當社長時自己 動手寫，指揮別人寫（善於出點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華總社工作時，我去拜訪過他，給我留下才華橫溢、熱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別 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後來他調到上海，在「黨」整他時，他感到無路可走了，在那個心如刀絞驚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間 的門窗縫隙用紙糊牢，然後打開煤氣……死時才48歲。
如上所述，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我住的大院裡「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著名文學史家、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綬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可 見那苦難何其殘酷，必須夫妻相扶相攜才得以解脫。
由作家使我聯想到還有許多學術界、演藝界的文化名人的命運。我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稱得上 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讚、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24名。翦伯讚先生在多種威逼面前，不按上邊的旨意誣陷同事，結果，在高壓逼迫之下寧死不屈，最後，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訴我，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斗的所謂「反動學術 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裡，單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 他們是：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系主任瀋知白教授。他們都是我國 音樂界的精英，其中有幾位還是賀綠汀老先生千方百計從國外請回來的。當「黨」下令「火燒」這座「資產階級頑固堡壘」時，這所學校又有17名教師死於非命， 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髮指！
寫到這裡，我又聯想到演藝界。暫且不說那些七尺鬚眉，只說那些剛烈女子們吧。被譽為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棄為之獻身一生的京 劇昆曲，她最後竟身著戲裝上了吊，真是一曲讓人睹之悲痛欲絕，慘絕人寰的悲劇。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在被輪番批鬥時，日夜交替，寫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 經不住野蠻毆打。這些整她的造反派們心毒如蠍，竟專打她動過手術的傷口（乳房處），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對高樓外茫茫黑夜，幾經踟躕，衝出窗外。還有評劇著 名演員小白玉霜、黃梅戲的驕傲嚴風英，都是藝術和天才使她們陷入悲慘命運，於是憤然服毒，斬斷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爛漫嬌柔美麗七仙女的嚴鳳英，一 曲唱詞，繞樑三日，而生前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國民黨潛伏特務，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什麼微型發報機，讓她靈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縷誰相招？」在那個時代，又誰能相招？！誰敢相招？！
還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韓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的讚揚，說她演的《秦香蓮》，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劇吸收。可是就是這樣一代名 伶，在「文革」初期，她經受了多次批鬥、遊街，脖頸上掛著「假權威」、「假勞模」的大牌子。她小時候多受苦難且不幸纏足，天津河北梆子劇院的造反派當眾逼她脫下鞋襪，露出「小腳」，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齒的人性中的糟粕發揮得淋漓盡致，很難說清這些所謂的革命行動出於一種 什麼樣的心態……韓俊卿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頭！
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獸性和盜性橫行無阻。人們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除置人於死地之外，還公開搶劫人間的瑰寶！
由韓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我，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那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接著他對我 談到他親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經過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他曾見過一對夫妻死後被打撈上來時，一條毛巾繫住兩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離，那情景讓人傷心慘目……海河啊， 祖國版圖上有多少這樣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載了多少這樣的冤魂？！
二
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是講氣節，講正義的。「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士可殺，不可辱」這些古訓，千百年來深深 烙印在那些堅持真理、正直剛烈的知識份子身上。當他們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時，那些不願奴顏婢膝、見機色變的人，就把人格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衝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毛夫人"江青" 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麼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 壯烈而瀟灑地走了。死時坐依在一棵樹幹上，那不屈的身軀沒有倒下，象徵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現出白辛那張英俊剛強的臉和那雙閃爍著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我有幸與他數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聯一間大辦公室裡，為青海作家朗誦了他的新作，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風在窗外肆虐，屋子裡卻很安靜，只聽到他以渾厚純熟的普通話，抑揚頓挫而充滿感情地朗讀著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構思，鮮明的人物，生 動的語言，深深地打動了每個人的心……白辛，十幾歲時在日本佔領的東北開始寫詩，在鐵蹄踐踏的夾縫間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後來在戲劇、電影、報告文學等方面 顯露才華……白辛，我有幸結識了這位赫哲族的剛強漢子，不幸 40歲剛出頭，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對抗文化專制，視死如歸，寧死不屈。
我們敬愛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傳出的噩耗。這個噩耗使整個文藝界，整個北京城如雷擊頂，同聲一哭！據舒乙著文介紹，日本作家井上靖 為紀念先生，1970年曾寫過一篇題為《壺》的作品，說老舍曾對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
那窮人的骨氣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氣。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運為什麼這麼捉弄他，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要煽動無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數社會渣滓，來激化人與人之間，才與不才之間的矛盾，瘋狂 洗劫知識份子……面對無人性的摧殘和暴虐，他曾經有過的偶像和希望破滅了，他不願低下自己尊嚴的頭，就讓太平湖的清水永遠維護他的冰清玉潔吧！
同樣，蘇州城裡有個周瘦鵑老先生，也是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典型。當那個「無產階級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藝術是復辟資本主義時，這位70多歲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鬥，整日處於驚恐慌亂之中。在一次毀滅性抄家後，當他看到自己幾十年傾心製作的數百種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博得外國藝術家驚嘆和讚賞，稱之為「美的極致」的藝術傑作毀於一旦時，便毅然跳進 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墜花，只憑得玉碎香消。」這位在文壇馳騁50多年的老作家，老藝術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後，人們仍然用淚 雨心花來紀念他。
「文革」中自殺的作家、演藝家和學者（不包括自然科學家），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著名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歷史學家李平心，政論家儲安平，小說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鄧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絕境而就死辭生的作家們，他們寧肯站著死，而不肯跪著生，在萬劫的苦難中方顯出他們靈魂的高貴。他們的死是舍生而取義，是獨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還在中共建政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壓面前喊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黃鐘大呂之聲，那聲音振聾發聵，代表了一種不屈的浩然正氣，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的心聲。
三
有關作家之死，繼續寫下去，還有許多話可說。「亂世人如蟻」，「動亂死多門」，古代詩人這些詩句，透露出無盡的感慨和悲愴。而「文革」中作家、學者和演藝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門，自殺，僅其一種而已，還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獄的，活活打死的……這在古代詩人恐怕連想像也是無法想像的。
比如趙樹理、邵荃麟、呂熒、陳翔鶴、肖也牧、韓北屏、侯金鏡、海默、司馬文森諸位先生，以及著名學者陳寅恪、吳宓、馮沅君、陸侃如、潘光旦、馮文炳、巴人 （王任叔）等先生，甚至連「溫然其容，意態靜雅」的豐子愷先生，他們告別人世的情形雖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錢杏屯）、蕭軍、駱賓基、柳青等 作家，雖死在「文革」之後，但根子還在「文革」，他們都是在那十年中受盡了磨難，心身受到創傷而死的。
著名作家趙樹理，被造反派從疊摞三張桌子的高處推下來，跌斷髖骨又打斷肋骨，肺葉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翻譯家呂熒，在干校飢寒交 迫，貧病交加，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當我想起這位剛正不阿的知識份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無畏；想起他為胡風冤案公開站出 來為胡風辯誣的壯舉；想起他在課堂講課時那凝重的風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頓生慘惻之思？！還有詩人、小說家、教授馮文炳（廢名）先生，中共建政初期他被迫離開北 京，離開他當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學，帶有發配性質的去了東北長春，嗣後雙眼失明，「文革」中無人照料，竟至餓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慘結局。因為他無意中接觸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們竟把他裝進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剛烈漢子。1954 年春天，在銀川文聯一位姚先生的炕頭上，詩人李季曾對我讚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誇獎他如何善於構思故事，塑造人物，對他敬佩不已。
又豈止是作家，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蓋叫天，原來身體都很硬朗，後相繼折磨致死。蓋叫天老先生已屆高齡，遊街時從疾馳的汽車上摔下來，腿腳傷殘還要接受批鬥，痛飲人生苦酒，告別苦難世間，不久就去世了。京劇須生泰斗馬連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驚嚇，幾天後魂歸西天。著名電影藝術家鄭君裡、應雲衛、舒繡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應雲衛先生患嚴重的心臟病，幾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遊街，醫生勸阻無用， 竟慘死在街頭！
關死在監牢裡的文化名人也不少。歷史學家、哲學家華崗，歷史學家吳晗，著名的戲劇家田漢，著名的話劇導演孫維世，都是被按上各種政治罪名，在獄中受盡折磨致死的。華崗先生1955年在山東大學校長任上，受胡風案株連入獄，一直關到1972年瘐死獄中。有些出版物上說吳晗先生是自殺 的，據我向有關人士調查，他是在獄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孫維世女士則是雙手反銬在背後，死後遍體鱗傷……
作家們還有種死法，有人稱之謂「慢火燒烤」，意思是，先行劃入另冊，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盡。胡風、馮雪峰、聶紺弩、沈從文、 路翎等作家，還有傑出的新聞界女戰士浦熙修、彭子岡等也當屬此類。被打入「胡風集團」已經離開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獄之災，短壽自不必說了。就以沈從文先生 來說，中共建政後被剝奪了文學創作之筆，社會地位大落，從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後來卻當了故宮博物館的文物講解員，連參加工會也沒有資格，工資、住房、 人際關係都遭到種種刁難與精神折磨，心中憋氣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作家本來都是應該好端端的活著，堂堂正正的寫作，以他們的生花之筆，寫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歡的作品的。然而命運使然，環境使然，一個個都悒鬱成疾，過早 地離開人世。這一類作家多數死於「文革」之後，沈從文先生曾自殺過，未能如願；有的作家是想等著討個說法，比如被「黨組織」派作特務的女作家關露，卻被黨指為「漢奸」，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慘，生趣索然，便自殺了。我想，我在上面講到的這些作家都不會相信我開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說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這樣的人生哲學吧！
「文革」當中戕害人才是史無前例的。大地冰結，萬花紛謝，祖國命運陷入深淵，華夏文化損失慘 重，這是古往今來無與倫比的。上述許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業，未展其志，這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時代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是的，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面對邪惡勢力誓死抗爭，他們的死是悲壯的，是大義凜然的。回想當年，他們一夜之間淪為十惡不赦的敵人，當其時也，知識份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隱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鄧拓先生詩云：「莫謂書生多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過東林書院》），豈止是血斑斑？是「落花無數水流紅」啊！這血染的濤聲，必將永遠激勵著祖國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們。
（原題：《「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