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於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回到美國，一直從事紅色宣傳，促使美國沒能執行既定國策，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導致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紅色中國成立在即，「兩人工作隊」也完成了使命。離婚後，海倫獨自留在夫婦倆靠出賣良知買來的房子裡，繼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雖然一九五零年，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就通過了反共的《麥卡錫法》，但一九五二年，海倫還是以《紅塵》為名，在美國發表她在延安採訪時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的紅色幻像。在紅色勢力的影響下，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不再阻止中共暴政強佔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海倫曾專程前去歡迎中共駐聯合國的第一任大使黃華到紐約赴任並撰文加以祝賀。
第二年，《紅塵》再版時，書名改為《中國共產黨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邀請海倫以《續西行漫記》作者的身份到大陸訪問。這次訪問後，海倫寫了美化紅色暴政的《重返中國》和《毛澤東的故鄉》。一九七八年，海倫再次到中國，她沿著四十多年前她與斯諾在中國走過的紅色路線，拍攝了一部電視片並撰寫出《七十年代西行漫記》一書。
一九七九年初，禁止共產黨入境的美國，正式接待第一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訪問。在這八天裡，鄧小平專門會見了海倫。這一年，《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也在美國再版，繼續迷惑世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後，西方各國都抨擊和制裁中共暴政。海倫卻寫信給老布希總統，不同意美國制裁中共。針對西方國家對中共的制裁政策，海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發起成立「支持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委員會美國分會」，並同一些紅色美國人聯名寫信給老布希總統，呼籲通過這一組織，給共產黨獨裁的中國貸款。
因此，中共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名義，於一九九一年專門授予海倫所謂的「理解與國際友誼獎」；一九九六年，又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名義授予海倫「人民友好使者」的榮譽稱號。 海倫一九九七年死於美國後，龔普生等中共官員出席她的葬禮。海倫的紅色宣傳品在美國缺乏市場，但還繼續由中共按需所用。她的親友還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海倫雖然左得出奇，但影響不如斯諾。在斯諾病重時，毛澤東甚至派了馬海德帶著醫療組去瑞士給他治療。馬海德當年與斯諾一起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到蘇區為中共效勞， 後娶了個投奔延安的女演員，終身在大陸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而奮鬥，直到「文革」中妻子被抓，家被抄，他自己被剃了光頭，依然至死不悟。
斯諾死後，根據其遺願，中共當局將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他曾執教過的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中共奪取政權後，燕京大學於五十年代被撤消，校園被北京大學鳩佔雀巢。對此司徒雷登在回憶錄的前言中寫到：「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在中國，有許多是好的，也有許多是壞的。自從他們接管了之後，前一種就少了下來，後一種卻多了起來。我一生和我的教會和教育同工們的努力，是奉獻給使好的變得更好，使壞的變得不那麼不好。可以眼見的那些努力中相當一部分的證據，已經瓦解幻滅了：有些工廠、設備、教堂、學校、建築物和醫院被破壞了，更多的一些被共產黨為他們的目的而佔用了。」
雖然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想葬身燕園的願望至今未能實現，不過斯諾的靈魂在未名湖畔肯定不得安寧，因為僅「文革」，北大就有六十三人死於非命，他們的冤魂肯定會找毛澤東的洋鼓手討說法。
斯諾離婚後與小他十五歲的美國女演員路易絲•維勒結婚。維勒告訴曾拜訪過他的一名大陸學者，「周恩來參加骨灰安放儀式時，她感謝中共派出醫療隊，周的回答是，這個不值一提，我們為斯諾先生所做的，比起斯諾先生為我們所做的，相差甚遠呢」。
確實如此，斯諾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起了難以估計的巨大作用。在斯諾率先投入紅色宣傳，謳歌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蘇區和紅軍前，共產黨給人的印象就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群「流寇」。即使通過斯諾等洋奴的宣傳，中共在國際社會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它在中華民國還是無足輕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近兩億五千萬中國人參加歷史上的第一次選舉。他們投票選舉國大代表，凡獲得五百個簽名的人，都可被選為國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的選民參加選舉，只有中共佔領區或曰蘇區的居民無法參加選舉。對此美國的《時代》雜誌十二月一日報導說：「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不論識字與否都可參加選舉，只要他們沒有因為叛國，政治腐敗或吸毒坐過牢。 但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選舉，而在中共的佔領區沒有舉行選舉，所以參選的人數較少。（……）這件事的關鍵在於，如果共產黨打贏了，就不會再有選舉了。」通過這次史無前例的大選選出了二千九百六十一名國大代表，比選舉法少八十四名的原因是中共的干擾。
共產黨打敗了以實現憲政為目標的國民黨， 靠的不是民心，而是宣傳。共產黨靠大大小小的斯諾和魯迅，顛倒黑白，欺騙世人。被紅色宣傳誣蔑成獨裁者的蔣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召開的國大代表大會上，以二千四百三十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就是說，得人心的是蔣中正，而非毛澤東。連「為人民服務」都是蔣中正先在中華民國提出來，後在紅色中國被收入毛語錄的。
好在斯諾的遺孀維勒後來因「六四」屠殺與中共決裂。她同情「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曾拒絕中共的訪華邀請。二零零零清明，她以旅遊簽證去北京給斯諾掃墓，想順便去探望失去愛子的丁子霖並面交人道捐款。行前她通過媒體發表聲明稱 「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裡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可是她與兒子遭到中共警匪的無理阻攔。她在結束這次私人之旅時，發表聲明說：「我不能繼續對基本人權受侵犯之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會支持我的行動。」她還決定在中國的政治狀況沒有改善之前，再也不去大陸。從此，斯諾遺孀也被打成「反華勢力」。 因此，有大陸80後撰文表示維勒是《一朵鮮花插在了斯諾上》。
歷史證明，共產黨在大陸建立的是至今奴役人民，踐踏人權的紅色暴政。斯諾的同類不少，也不乏後繼者，揭露斯諾的目的，一是告誡中共的洋鼓手，紅色劣跡會被歷史記錄下來，二是希望有助讀者識破洋鼓手。（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