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帝常用之印
守成種種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緣木求魚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後六十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說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人口壓力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其實，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採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瞭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採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誌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嘉慶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採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採，更是非常危險。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託，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已，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