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值班的警衛隊員都在這裡，一中隊的教導員坐在地毯上，他對我說：「李院長，你可要準備好，政治局開會，好事攤不到你的頭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責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裡去呢?無處可跑。我早料到了我會被控謀殺毛澤東。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滿清同治年間太醫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傳下來的一段史實，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醫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險向慈禧說，不能這樣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將頭上的鈿子擲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頭到地。慈禧沒有殺他，但摘去頂戴，帶罪當差。所以大曾祖死時遺囑，「不要戴帽入殮，把帽子放在旁邊。」並告誡子孫，不要做御醫，怕沒有好下場。我家仍舊是以醫藥傳家，但代代都遵守著我大曾祖所說不要做御醫的遺言，往後沒有人再做御醫。
我被任為毛的醫生後，曾要求上級再考慮。但我無法回絕。我嘗試離職好幾次，毛都將我召了回去。只有我的家人和最親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質。真正瞭解我工作的人總覺得我不會有好下場。他們常警告我，做為毛的專任醫生，可能會有悲慘結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對我說：「你在工作上承擔的責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黨全國人民都極其關心的大事，萬一有哪位中央委員對你的工作不滿意，指責你，可就不好辦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親的乾女兒由雲南昆明到北京來休假，看到我說：「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譚甫仁被暗殺後，凡是去過他家的人都被隔離審查，幸虧我沒有去。你這裡如果發生點事，那可不得了啦!」譚甫仁當時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軍區保衛處處長刺殺。
自從一九七二年一月毛髮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後，身體越來越壞，特別是神經系統症狀出現以後，我經常想到會不會發生一次像蘇聯在史達林死後那樣的「醫生謀殺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鐘的時間，坐車回家一趟。慎嫻上班，孩子們上學，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將棉衣棉褲棉大衣打了一個小包帶走。我打算，如果發生「醫生謀殺事件」，我坐牢，天冷時還有棉衣穿。離開家以前，我到每個房裡看了看，心想，再見吧，或許是永別了。正因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所以現在反而十分鎮靜。毛生前常愛講的一句口頭禪是「死豬不怕燙」，這時的我在精神上已經是「死豬」了。後來，慎嫻告訴我，老保姆同她說，李院長這麼急急忙忙地回來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在北京，幹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覺都很敏感。
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約她到她家立刻面談。她問我有什麼事，這麼急。我講見面後再談。劉湘屏是故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的未亡人。他們兩人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我想劉湘屏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衛生部部長的位子是江青保的，因為劉沒有相當的資格。
劉在客廳中等我，還沒有睡醒的樣子。她一見到我就問什麼事這麼緊張。我說：「毛主席在零點十分去世了……」話還沒有說完，劉放聲大哭，我趕緊說：「現在要抓緊辦事，不耽誤時間。中央指示要將毛主席遺體保存半個月。這事很急，中央在等回話。」她擦著眼睛說：「怎麼辦呢?」我說：「這事要找中國醫學科學院，他們的基礎醫學研究所的解剖學系和組織學系有這方面的專業人員。」劉說：「那就將黃樹則和楊純叫來商量。」那時黃樹則為衛生部副部長，楊純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
我說：「他們不知道具體辦法，叫他們來了，再找人商量，就耽誤時間了。可以叫他們在醫學科學院楊的辦公室會合，同時通知基礎醫學研究所的解剖學和組織學研究人員共同商量。」劉立即打電話分頭通知。我乘車趕到醫學科學院。
我到楊純的辦公室時，黃、楊二人已在那裡，此外還有另外兩個人。楊介紹，一位是張柄常，解剖學副研究員，一位叫徐靜，是組織學助理研究員。張神情沉鬱，目光呆滯，側身對窗坐著。
後來我們比較熟悉以後，我問張那天凌晨他的表情為什麼那樣不自然，那麼緊張。張說：「文化大革命以後，三天兩頭有人自殺被殺。常常半夜三更叫我們解剖化驗，檢定死亡原因。如果我們檢定的死因不符合造反派紅衛兵的意思，我們就要被鬥，打一頓倒沒有什麼，弄不好還要戴上反革命或者同情反革命的帽子。前些天半夜被叫去，是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死亡，我們被叫去解剖，檢查死因。我被關在公安部裡兩個多月才放出來。」
我簡要說明毛已去世，中央要求保存遺體半個月，以便弔唁及瞻仰。我講完後，我看到張柄常的神色立即放鬆了，臉上也不像剛才那樣發青，身子也轉過來，面向大家了。張、徐二人認為保存時間短，只要在股動脈內灌注福爾馬林防腐，用兩公升就可以保存半個月沒有問題。黃、楊二人都無異議。於是由張、徐二人立即拿了灌注用具及藥品，同我一起到中南海游泳池。這時已經是九月九日凌晨四時半，但中國人民要到好幾個小時後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
我跨進大門，走到會議室外。政治局還在裡面開會。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隊長對我說：「李院長你可回來了，汪(東興)主任出來找你好幾次了，葉帥也找你。
政治局已經通過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下午四點開始向全國廣播。」
我問他：「廣播文上對毛主席的病和去世是怎麼提法的?」他說：「這裡有一張列印的告人民書，你看。」我急忙拿過來看第一段。等看到「……在患病經過多方精心治療，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以後，沒有再往下看，心想這該是正式的結論了。我緊張焦躁的心情緩和下來。
我推開會議室的門，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都在，外地的也來了幾位。汪東興看到我立即迎上來說：「我們到外面談。」我們走到隔壁房間，他說：「你看到告人民書沒有?」我說：「我剛才拿到一張，只看了第一段。」汪笑了說：「大概你最關心的是這一段。」
跟著他又說：「剛才中央已經做了決定，主席的遺體要永久保存，你要找人商量怎麼辦。」我吃了一驚，我說：「你原來說只保存半個月，怎麼又成了永久保存?而且毛主席是第一個在一九五六年號召火葬的文告上簽名的。」汪說：「我同華總理都贊成。」我嘆了一聲說：「這是完全辦不到的事情，就是鋼鐵木材也要生鏽朽爛，何況人體?怎麼能夠不腐壞?」我還記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看列寧和史達林遺體的事。遺體看起來很乾癟。我得知列寧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壞了，只好用蠟代替。史達林的鬍鬚也脫落了。蘇聯防腐的技術還比中國先進。我不曉得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遺體。
汪眨著眼說：「你可要考慮大家的感情。」我說：「是有感情問題，可是科學發展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件事。」汪說：「所以才交給你找人商量研究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任何用具與設備，你們提出來，中央給辦。」正說的時候，葉劍英走進來，問我的意見。
年事已高的葉劍英元帥當時得了帕金森氏綜合症。我又講了一遍不可能永久保存。葉沉思了一下，然後說：「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不這樣決定。李院長，你找有關人商量研究。你也找找工藝美術學院的教師研究一下，做一個蠟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樣，等以後必要的時候可以代用。」我於是放了心。
汪說：「要保密。」
時至走筆今日，我仍不知有多少政治局常委參與決策此事。江青可能根本毫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