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9月20日訊】李澤衡小傳
李澤衡，祖籍廣東，1936年出生於越南河內，三歲返回香港，後遷居雲南昆明，就讀教會學校上智中學。1950年求學於藝術師範，學習繪畫中，畢業後，分配到雲南人民出版社任美術編輯，創作過若干緊跟時局的宣傳畫、年畫、插畫，如：《把餘糧賣給國家》《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保衛祖國、保衛邊疆》、《幸福生活》、《毛主席會見雲南少數民族》等。初出茅廬，不諳世事，更不懂政治，只知畫畫，敬業於編輯工作和傾心於美術高境界的追求。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反右，出版社以「單純技術觀點」、「不問政治」、「與黨離心離德」為由劃我為右派。宣布處分：「保留公職，撤職下放，監督生產。」說：「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即回社工作。」
1958年1月28日，遣送至彌勒東風農場。放牛、牧馬、撐船、趕車、割草、砍樹、搭棚、開荒、辟路、除廄、漚肥、挖水井、刨糞坑、挖魚塘、抹土基、沖土牆、打炮眼、炸石頭、修水壩、挖垡子、犁爛田、翻晒場、扛大糧……腳板戳滿枯苦刺、腳跟開大裂口，用納鞋底的針挑、用麻線縫合；肩膀化膿用破布墊；滿肚子的蛔蟲，不時從屁股眼裡鑽出半截；爛衣破褲裡的虱子肥肥壯壯，都已習以為常。飢餓、生病、受傷，仍然要擔負沈重的勞動，每月還要違心地寫自我認罪的「查評」。忍受了這勞役之苦和精神折磨，至1960年初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但還必須繼續留在集中營裡。集中營裡暴行肆虐，再生冤案無窮，1962年集中學習過程中，有人誣陷我和另外幾個人組織「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他們實際要說的是匈牙利「裴多菲反革命俱樂部」），而被殘酷批鬥。文化大革命時期，受掛牌、遊街、抹黑臉、戴尖帽、披麻布、架噴氣式等污辱、摧殘，九死一生。為避免遭到更大的傷害便逃跑，在人間地獄裡掙扎，以擺地攤賣革命歌片、充當油漆工、建築工為活路，和母親艱難度日。抓回農場，被批判鬥爭。毛澤東死了，農場掌權者又捏造罪名，製造攻擊華國鋒的醜惡假案，折磨、傷害我又長達一年多，至今留下殘疾。
1978年底雖作了「改正」，但原單位迫害我的人當權，以「出版社超編」為由，拒絕我回出版社。彌勒縣主動接收我在縣文化館工作。在彌勒縣工作的6年中，不斷向文化部、國務院僑辦上告。經有關部門通報雲南人民出版社在落實政策中的卑劣行徑後，1984年回出版社，工作、生活仍繼續遭壓制、迫害，而我仍兢兢業業地工作。曾先後經被評為縣、州、省先進工作者，是攝影家、美術家等協會會員，曾任雲南省越南歸國華僑聯誼會會長（10年），1997年退休。現今，厭於時興活動，偶爾作畫，深憾原本美好的事物，被私慾所踐踏，以致扭曲、變形至毀滅，好在人世間尚存正氣，倡揚真善美、鞭撻假惡醜的精神不會消亡。
楊世元小傳
楊世元（原名楊世炫），男、1937年農曆十二月初七出生於浙江處州府雲和縣，離縣城約十華里的一個小山村----霞曉橋。
我家有十多畝田地，土改時劃上地主成份，後來怕複查不夠格，又加上「破產」二字，成了破產地主。爸爸37年畢業於杭州高級中學，當時抗日救國烽火正盛，投筆從戎考進了黃浦軍校，抗戰八年浴血奮戰，1945年日冠投降以後，退伍還鄉，從事商務經營。孰知鎮反來臨未免此劫。
在雲和這個小縣城，反右派的辨論會是57年的暑假開始的，7月中旬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政治學習，先進行肅反，許多老教師，捕的捕、判的判、最輕的戴上反革命帽子管制改造。我們學校就有一位葉正和老師，年齡不到四十歲，被追被逼得無地自容，在廁所裡割脈自盡，殘酷啊！到了8月中旬轉入整風反右，沒有鳴也沒有放，也不開座談會，就由那邦左崽子點名，點一個批一個，處理一個，頭一個是小順區的王芝健，據說揭發的右派言淪，性質嚴重，定性為「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第二個是瀋村中學的麻存芝，麻老師文學修養功底好，教了三年書，就寫了四本兒童讀物，取了一個筆名叫冬日，被無限上綱：冬天的太陽有溫暖的陽光，人人喜愛，那毛澤東像太陽，陽光火熱人們愛不愛？意思就是攻擊偉大領袖殘暴。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大哥在臺灣，決定開除公職，下放農村監督勞動。
第三個點名批判就是我。說我假裝積極騙取領導信任，混進共青團，為首組織右派集團，到處煽風點火。我一條都不承認，我接受不了，我想不通，我要申辯就說我反批判，幾個左崽子趕上臺來採取「強硬」措施，我吼叫著：「領導上宣布是辯論會，不是批鬥會，為什麼動手打人？」說時遲當時快，一個小學校長被我一掌從台上推了下去，當時我有玩命的勁頭，台上的幾個人呆住啦！會場上混亂地呼叫：打人啦！打人啦！突然一聲哨子聲，會議主持者終於開口了：今天是辯論會，要他自己撿查交代，看他認罪態度再做結論。今天會議暫時開到這裡，散會。
三天批鬥了三個人，兩個定性做了處理，對我是留了一個尾巴，實際上，是「罪行」還未「編」好，讓我聽候處理，控制使用，又留下來教了一個學期。
我於1958年3月8號送勞動教養，在浙南的龍泉訶農場關了四年、浙北的長興農場關了八年，是沒有刑期的勞教犯、留場犯，過著非人生活，被苦役與飢餓折魔，熬到1969年11月被清理返回老家，事實上我己家破人亡，一貧如洗，一個列入另冊賤民，求職無門，但我頭惱裡的文化知識，盜賊再狂暴也搶不走。我憑一張選民證，闖蕩江湖，出賣苦力，做過木工、泥工、砌石工、砌磚工，鋼筋工、木模工、修過公路、修過水厙、蓋過房子，走遍了浙南閩北，渡過了十年的流浪生活。後來我勤學苦練學習繪製建築施工圖，在自學函授相結合的努力下，有關單位批准錄用了我的圖紙，我成了浙江駐閩工程處的總工程師，到78年右派安置改正時，我己經是工程專業的萬元戶，
1979年右派「改正」後，我被安排在雲和縣教育局，負責校含修建工作，1984年雲和與景寧分縣，我被調景寧縣教育局分管校含工程與校辦工廠，曾任景寧縣校舍辦公室、勤工儉學辦公室、校辦企業總公司副主任、主任、經理、總經理，直到1995年提前辦理退休，同年底來到杭州，參與了杭州宋城的人造旅遊景點的建設，還參與過蕭山湘湖的杭州樂園、臺州的東方太陽城等旅遊景點的建沒，退休後又干了十多年。如今我孤身一人，父母兄弟皆於我先去，我是斷子絕孫的人。心中只有一個願望：留下我們那段血和淚的遭遇，討個說法，讓歷史後人去評述。
王鐵生小傳
王鐵生，男，1927年1月生於上海，1948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從1952年起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現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於1992年退休。半個世紀來，發表並出版了有關經濟學專業著作，譯有論文及專著300多萬字。在1957年發生的那場「陽謀」中，被打成了「極右份子」。我的所謂「罪狀」是：污蔑肅反擴大化；攻擊人民代表大會體制；讚賞林希翎以及同意儲安平、葛佩琦的「反動」言論。
由於「罪孽深重」，我被判勞動教養5年半，曾作為一名餓死的勞教犯被拋入墓穴，卻大難不死奇蹟般地重回人間。其實與生命同等重要的我的年華歲月卻永遠永遠地消逝了。不妨粗略算一筆最簡單的賬：從1958年（我31歲）2月，我被送往勞動教養開始，直到1979年（52歲）3月我重返人民大學時為止，這21年時光我是這樣渡過的：5年半勞動教養；6年半強制就業；9年在一家合作小診所打雜。試問人生能有幾個21年？！何況從31歲至52歲的這21年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於創造能力的黃金年華！！
然而更有甚者，由於受我的株連，我的兩個兒子都成了「黑五類」，長子受到無處不在的社會歧視與迫害的重壓，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他秉性聰穎，自幼酷愛數學，還在小學六年級時，即使在當時那樣的惡劣環境下，就曾用平面幾何證明（a+b）2=a2+b2+2ab而引起老師的讚嘆。一棵本應幸福成長並有所作為的幼芽就這樣被殘酷地摧毀了。一項莫須有的「右派」罪名。毀滅了兩代人的生活。多麼不可思議、無法想像，卻又是實實在在、血跡斑斑，是野蠻殘酷現實的寫照！但願這段瘋狂、荒唐和陰暗的歷史插曲，今後永遠不再重演。有關我一生遭遇與不幸，詳情請閱《血淚交響曲——我的「右派」生涯記實》一書。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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