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關於土改特別是晉綏土改的可怕，在寫完此文後，後來又斷斷續續讀不到史料，如智效民的《晉綏土改中的酷刑》、《晉綏土改始末》，張福榮《慘烈的晉綏土改》，胡平《失敗者也能寫歷史：廖亦武〈最後的地主〉序言》等。大家可以在讀完拙文後前往搜索酌參。拙文文末所說的朋友指廖亦武，他所做的土改訪談錄《最後的地主》已然出版了港臺本，大家可以到港臺買來看。關於土改，批評或提建議較多的是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大家亦可以通過網搜來瞭解。有了網路，自己不愛瞭解諸多不同看法與歷史事實，這就是自己學習能力欠缺所致了。2014年11月4日於成都
四九年前的中國土地存在形式，並沒有重起爐灶的共產黨所說的那麼厲害，這已在不少研究者的筆下已有展現，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費孝通的《中國紳士》、周榮德的《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一個社區中紳士身份的研究》、董時進《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等方面的著作已經表明，紳士與民眾之間雖有予盾，但不是革命黨所宣揚的誓不兩立、你死我活。不然像《清算大地主劉像坤的群眾運動是怎樣發動起來的》裡所說，「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訴苦教育」，就是通過這種歪曲事實、誇大階級來激發這種所謂的覺悟（見《山西文學》2005年第十期魯順民《「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既誇大事實，又慘無人道地整治士紳，以至於晚年共產黨退休幹部在接受採訪時，也覺得過火——《「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的受訪者白建華退休者是中共山西忻州地委常委、宣傳部長——太過目不忍睹。
讓我們看看這些慘不忍睹的事實。黑峪口鬥爭的第一個所謂大地主就是邊區臨時參議副議長劉少白（劉像庚）之弟劉像坤，劉像坤被一陣亂棍碎石打死後，他兒子劉武雄在已死的父親胸口再捅數刀，以示劃清界線——白建華數十年後回已說「運動把人弄成這個樣子！」——其實這只不過是後來歷次運動要讓親人互相告訐、劃清界線的預演，因為階級成份重於親情倫理。劉像坤在批鬥結束後，被人用繩子拖著扔進黃河裡。早就年參加了共產黨的村支書劉玉明也被群眾活活打得半死，也被用繩索套用扔進黃河裡。當扔到黃河灘時，劉玉明掙紮著站起來，當場被群眾補捅數刀而死。而他的心臟被任油花剜來治病，而他的老伴被分配給一位老紅軍任全義——此人心地善良，善待劉玉明之妻及子——這種硬性搭配不是特例，「‘左’的表現最嚴重的莫過於把那些鬥爭對象的老婆閨女給當鬥爭果實硬性分配給貧雇農。鬥爭死的不必說，沒有鬥爭死的也分。」白建華如是說。既是如此洶洶的土改，哪怕臨時參議會的副議長本人劉少白也不能倖免，只不過此事驚動了在了陝北的毛澤東，「把李井泉叫到陝西批評了一頓」。毛澤東為何批評李井泉呢，我想毛澤東是怪他過早把共產黨的整人意圖暴露出來，因為一九四七年共產黨並沒有決定性的把握很快拿下江山。毛澤東批評李井泉，並不怪李井泉做得不好，貫徹他的指示不夠徹底，而是秩序不對，不宜過早凶相畢露，那樣不利於迷惑更多的知識份子和民眾。不然中共一旦得鼎，毛澤東就安排李井泉掌管雲貴川，委以西南局書記的重任，並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就無從解釋。
無獨有偶，前兩天看對中國土地制度較有研究的趙儷生《籬槿堂自敘》裡說：「我的老同學（此人解放後擔任過幾個省的財政廳長，還當過財政部的副部長）家是山西興縣（黑峪口也在興縣——冉注）最大的富戶，土改時，牛是土改組的組長，坐在上邊，他父親跪在下邊。遊街時用鋼絲像穿牛鼻一樣穿了他父親的鼻子，由牛蔭冠牽著。」（P157）這樣慘無人道的兒子殘害父親的行為，可以說是空前的。趙儷生接著說：「據說這件事後來被‘上邊’知道了，可‘上邊’並不欣賞，據說還下了一道什麼‘文’。」（P158）趙回憶此事已是八十老翁，歷盡風雨滄桑，兼以也算個歷史研究者，他竟然相信（或許是假裝相信）「上邊」「不欣賞」這樣的說辭，如果不是刻意掩飾，那就是真有點糊塗了。共產黨並非不欣賞這樣的人，不然後來在得鼎後系列改造運動，宣傳親人之間互劃界限，就無法解釋。共產黨所要的就是不公開宣傳你用鋼絲穿你父親鼻子這樣——或許可以內部通報表揚也未可知——你如果只做不說，你就是我最需要且最值得信賴的人。四七年的興縣黑峪口的土改搞得那麼慘無人道，但當時的團長段雲後來長期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副團長胡健擔任過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你能說「上邊」「不欣賞」嗎？
土改是打破千百年來土地皇權和私有共存的格局，後來實行完全的所謂的共有的開始，從此中國的土地制度來了個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遷，至今剝奪著老百姓的權益，制約著中國社會的真正的發展和民主化進程。但對這一長期影響中國現實生活的事件，除了少數學者如羅平漢的《土地改革運動史》等著作有所研究外——當然不敢涉及土改的許多實質問題——鮮見真正有份量的作品。可喜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正在著手做有關土改的一系列訪談，以存信史，我祝他一切順利成功。
2006年9月2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