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像（網路圖片）
中國古代，明末清初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時期。明嘉靖至崇禎這一百餘年裡出現了許多新的時代特點，這一時期社會於各個方面新鮮的變化對文化思想和藝術創造諸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晚明是政治腐敗與經濟繁榮並存的時期，社會結構在悄然轉型。
晚明社會的時代特點，概括起來講，就是中國傳統社會高度成熟，並開始起步由傳統的社會向新的近代社會轉型，晚明恰是轉型的起點。中國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是一個十分漫長、非常曲折的歷史過程，而且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在轉型啟始之時，社會呈現出新舊交織的紛繁複雜的歷史畫面。一方面，傳統經濟、社會、政治結構和思想觀念依然牢固地佔居統治地位，社會的固有矛盾正在深化;另一方面，經過長期的積累和聚集，中國社會自身已經孕育出一些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具有近代社會性質的新的經濟、社會、政治、習俗和思想因素，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而強烈的變動。
與之相呼應的是士人群中「為書至繁，著述之盛，包括之廣，超越前代」。謝國楨先生認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學士以及貧士寒儒所寫的歷史紀聞，都可以說是野史筆記，也可以說是稗乘雜家，晚明清初尤多此類，不僅如此，此時許多的知識女性參與其中的文藝創作和品鑒，為官修正史重要的補充，彌足珍貴」。
一、女性的「理想」與「現實」
在對《玉臺書史》《玉臺畫史》進行細究之後，明晰的信息是：上古至南唐才媛，雖年代縱跨久遠，但輯錄能書善繪者寥寥數位，《畫史》僅載15人。多位對《玉臺畫史》作文本研究的學者製作表格以顯示朝代更替間才媛人數的變化現象，在極富研究成果的圖表中可以很快瞭解到才媛人數的起伏：遠古至唐、五代較為平緩，至宋代猛增，而更高峰則在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人數激漲，逾百多人，其中名妓的數量超過歷代所有，清代康熙朝年間後才媛人數則有所回落，這樣的現象與明末清初大的文化背景相匹配。
古代女性的階層分層大致在兩本《玉臺》中已經顯現，我們知道女性對男性的從屬並不意味著所有女性對所有男性的總的從屬，在上流社會，小到家庭以內，有才幹並且識字的母親通常是兒女的教育者，主婦們無疑擁有對家庭事務的干預權。她們只是在自己的階層中和僅僅是依照個人及家庭的關係的特定女性對特定男性的從屬。雖然如此，在宋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婦女尚享有一定的繼承權，而明末清初，女性已失去了財產權，官方意識形態所規定的「理想」的準則已經滲入女性的行為舉止之中，婦女地位似乎有所下降。
但是現實的情況並非與官方的意識形態相一致，當我們粗略地看一下私人文學、筆記野史這些「輔助」的史料卻都從另一方面反映著女性不同階層所擁有的某些「特權」，以及她們日常生活的空間並非幽暗，最恰當的材料當然來自閨閣自己的作品，大量的詩歌，某些信札尺牘、隨筆小品乃至戲劇和水墨丹青的創作，並輔之以她們男性親屬及朋友十分推重，和關注的相關論述與高評。她們結社，以家庭為中心，母女、妻妾、婆媳、姊妹、妯娌，甚至向跨地域、非血緣的女子社團發展，成為具有社交性質的「女子俱樂部」。
「是時，武林(今杭州)風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畫船繡幕，交映湖溽，爭飾明擋、翠羽、珠髾、蟬殼，以相誇炫。季嫻獨漾小艇，偕馮又令、錢雲儀、林亞清、顧啟姬諸大家，練裙椎髻，授管分箋。鄰舟游女望見，輒俯首徘徊，自愧弗及。」這便是描繪處於城市中心的女性生活的一幅生動的畫面，說的便是清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名可考的女子詩社——蕉園詩社核心成員出遊的場景，她們也許受到過明末閨彥如方維儀等人的啟發和影響，結社吟詩，往來酬唱，與男性的詩社一樣結伴創作，分題賦詠，依韻聯詩。
蕉園五子中柴靜儀與朱柔則婆媳均為《玉臺畫史》所輯錄的多才女性。以後又發展成以林以寧為首，並由她的親屬姊妹共同組成的蕉園七子，即蕉園詩社的第二期。在小說《紅樓夢》中，海棠詩社的活躍即以江南女子詩社作為創作的參照。這些居於江南城市中心的上流婦女，於日常生活中信奉三從四德，她們並沒有向傳統的閨範發起挑戰，或做出公然的違背言論，雖然她們都極有話語權和極高的述說能力，她們只是向生活空間的拓展和編排社交文娛以豐富她們的經歷和才思。
研究古代思想史的學者進一步告訴我們，明代中葉以後陽明心學給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了巨大的衝擊，最為集中地體現在江南。而此一時期經濟的發展又伴隨著廣泛的社會變動一起進行著，突出的方面如「擴大的教育機會、繁榮的坊刻業、流動的階層分工和身份結構、城市鄉鎮的激增以及官僚家庭投資中商業財富顯著的重要性。富商和不在地的地主主宰著城市和市鎮中浮現的城市文化。」尤其是「士」 這個代表中國傳統知識階層的正統思想在明清之際已經開始轉變，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闡述了這一時期士商的通融，和傳統士大夫階層對於「商賈」的接納。我們不會忘記那個「黃衫豪客」汪然明,一個被標榜為「風雅典型」的徽州富商如何贊助當時那麼多年輕才女的行為。一時勝流如董其昌(1555—1636)、陳繼儒(1558—1639)、王思任(1574—1646)、茅暎(明末清初吳興人，戲曲評論點家，茅元儀弟)、李漁(1611— 1680)、錢謙益(1582—1664)等與之往來交遊。
他定居杭州以後，製作大小畫舫若干，專為方便與這些名士與美姬往來應酬之用。史料中記載他「制畫舫於西湖。曰不系園，曰隨喜庵。其小者，曰團瓢，曰觀葉，曰雨絲、風片。四方名流至止，必選伎征歌，連宵達旦，即席分韻，墨汁淋漓。或緩急相投，立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春星堂詩集》卷一，《汪然明小傳》汪氏《春星堂詩集》中就有《不系園記》，云：
自有西湖，即有畫舫……(天啟三年，1623)癸亥仲夏，為雲道人筑淨室，偶得木蘭一本，斷而為舟。四越月乃成。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臥吟;側掩壁櫥，俾收醉墨。出轉為廊， 廊升為臺;台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飆蹴浪，欹樹平橋，則卸欄卷幔，猶然一蜻蜓艇耳……客來斯舟，可以御風，可以永夕，遠追先輩之風流，近寓太平之清賞。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系園」，佳名勝事，傳異日西湖一段佳話。
文中看出傳「西湖一段佳話」的女主人翁無疑是美姬艷伎，她們的身份與地位迥別於上述貴族、士流階層的閨秀，這些被兩本《玉臺》中所分類的「名妓」，出自社會的底層，但這些美麗的女子，以歌舞為業，以校書為職，輕歌曼妙，吟唱委婉; 她們兼擅書畫，孤高清芳、冶艷絕倫，且各自有著寬闊的襟懷。她們心懷天下，多情重義，令無數風流才子、國士名流傾倒不已。
南明傾頹後，許多堪稱國士的有志知識份子與名姝麗姬的交往則為此一特殊時期留住了濃重絢麗的一頁，是史實而非僅僅是傳奇。這裡不得不提到晚明清初時人，僑居金陵的閩南才子余懷(1616—1696)所著的《板橋雜記》上卷《雅游》對此地、此情、此景及眾佳麗的描繪：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 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樂國也。
……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迥光、鷲峰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亙其前，秦淮朱雀桁繞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俗。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閑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游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征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
從一開始名妓歌女就是時代文化的一部分，名妓歌女對藝術(詞體)的貢獻尤為突出。她們將城市平民所喜好的口頭和視覺藝術與士大夫上層的文學傳統結合在了一起，此時金陵的南曲舊院早已不是簡單的風月場所了。
余懷出身莆田士族，早年即以詩文名震南都，兵部尚書範景文賞識其才，邀入幕府內做事，委以掌管文書和接待賓客之任。崇禎末科落第後，他便絕意功名，以著述自娛，同時參加抗清復明的運動。因工作之需，常與四方賓客遊，亦喜於長板橋邊吟詠顧盼，於秦淮舊院中留戀宴賞，所作歌詩為眾姬所傳誦。他與曲中交遊甚廣，或閑坐妓家，或赴同人詩會，或居間援手解難……《板橋雜記》系余懷晚年之作，此時國亡家破，境況淒涼的他常追思升平時期種種親歷，遂將「一代興衰，千秋感慨」借欲界仙都來托出，將秦淮雅游之盛況及所見諸名姬麗品之風貌，逐一傳述清晰。
古代士林素有「江左風流」之好，「東山攜妓」典出《晉書·謝安傳》，記錄的正是這位高官因不滿朝廷昏聵、官場腐敗遂稱病辭官，隱居於浙江上虞之東山，閑時攜妓出遊，歌吹曼舞，以行為的放誕風流，掩飾其對家國前途的憂慮和懷才不遇的憤懣。「東山攜妓」已為古人的一種母題創作，可見他的舉止是為歷代風雅所標舉，並爭相為歷代文人所敬仰和效仿的。晚明至清朝權更替，種種的時事際遇，使得大批的文人正可以藉此作正面的退避，一方面回應政界的壓迫，另一方面更不失為排泄憤悶的良藥，他們放浪丘壑，以世俗為趣。而這些佐文士風流的女性，作為繁榮昌盛的青樓商業襯托下的美麗昂貴的「商品」，她們的才藝與技能於當時已發展到比她們任何時期的同行都要高，演繹出絢爛多姿的一段文化景象。
舉世稱艷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顧眉生(橫波)、寇白門、馬湘蘭、薛素素、卞玉京、陳圓圓……她們生命的結局雖各有不同，但是她們職業生涯中整體的文化水平之高已可以與當時一流文人的精神世界互唱共鳴，遂令後人稱嘆。她們工詩詞、擅書畫，與集居蘇州、杭州、松江等江南中心城市的名士勝流以及徘徊在與南曲舊院隔水相望的當時來南方參加會試的總考場——江南貢院的四方才士舉子們，共度著良辰美景，多少的激情、滿足、撫慰、相悅在此間融化消靡，這些不受禮法拘牽的「自由」女子個個蕙心蘭質、文采深茂，此時此刻如神女般，足令天下有情人為之魂夢顛倒， 沉醉其中，吟唱不絕。
當然呂坤(1536—1618)《閨範》中所諄諄告誡的「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為耳目所變,跡不欲為中外所窺,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的道理於名義上仍然是女性理想的行為準則，但實際的現狀如上所述已經漸漸敗壞。晚明清初因其朝代更迭、亂世變遷，每天都發生著雀躍的狂喜、驚心的傷慟以及審慎的出遊。與其他皇朝末期不同的是，在女性的空間不大的中國古代，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種種條件的契合，這一段光景，湧現出許多才情高邁、翛然逸宕、風姿綽約的女性，她們堅韌的個性和優雅的風采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們中不乏青樓姬侍、閨閣名媛，她們的故事，在這段動盪歲月裡掀開了內闈的帘幔，趨向歷史的前臺，而她們爛漫天真、哀婉淒怨、才華藉甚的詩文翰墨，她們的文藝蹤跡及書畫能力每每被保存和輯錄，這便是最好的呈現，女性文化藝術的畫卷由此如風和日麗，桃紅柳綠般旖旎展開，閨秀與名妓各自的生活風采和她們的動人故事就是明末清初女性文化最迷人的風景。
二、江南才女文化的繁榮
明人心中的江南，是現在的「浙江省以及江蘇、安徽長江以南的地區」。有些學者則稱：「江南與其說是一個有著明確界限的地理區域，不如說是一種經濟生產消費模式和一種文化特性。在地理位置上明末清初的江南的心臟，恰好與位於浙江和江蘇兩省的太湖流域地區重疊。」較之地理概念、行政劃分及經濟狀況，此時得風氣之先的江南地區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繁榮的特殊區域，由於印刷業的發達， 伴隨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特別是商業化及消費增長所帶來的富裕，使得這些地方的女孩子們，可以比其他地區的女性擁有更好、更多的教育機會，她們紛紛以詩歌結社，寫詩、交友、作畫、出行。
對於來自士大夫階層家庭的婦女來說，出遊即現在所說的旅行是較為平常的，無論是本地的遠足或跨地域的登高涉足，隨夫遠任都不會被視作對婦德的僭越。黃媛介之所以經常出行並成為閨塾師的理由，她的觀點是「家內生活和貞潔美德，更多地取決於女性道德的堅貞不二，即她的主觀願望，而非其身體的有形所在」，這在當時是相當先鋒的婦德觀念。女學方面最重要的提倡者—顧若璞，她在捍衛儒家正統的婦女觀時相當的堅定，同時她又認為閱讀和理解經典的能力對女性的道德培養至為關鍵，所以她可以僱請塾師來指導家族中的女孩提高讀與寫的能力。
儘管許多在家中教育女兒或侄女的江南的母親，相信傳統婦德的重要並竭力維護它，但她們更加相信婦德和文學教育是可以和諧共存的，就如瀋宜修和方維儀所做的那樣。顧若璞進一步指出「對婦德的追求而言，文學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它，女性就不可能是好妻子和好母親」。林以寧約15歲時被其婆婆顧玉蕊(顧若璞的侄女)引薦，成為這位才德兼備並成為家族族長的睿智的女長者顧若璞的弟子。林以寧在她的親授下遂成為整個江南地區非常知名的閨秀作家及畫家，擁有出色的才能，她將蕉園詩社成功地延續下去，編織女性交際的網路，激勵著閨媛文化及其才學的發展。
閨淑中也不乏書刊的主編，她們的典型代表是王端淑和商景蘭，女性作為主編的傳統延續到帝國的晚期。她們的行為一般都得到家庭中父兄、夫婿的欣賞、珍重和支持，蕉園詩社的每個才媛，前後有十二位骨幹，均有詩集問世，她們中的部分閨淑同樣一專多能，能詩擅畫，那時她們的才幹已被記錄到官方的史誌中，得以使整個家族獲得榮耀。女性可以作為讀者、作家、書家、畫家的身份出入公眾的視野，女塾師的出現使得正統婦德的牽制到達公眾道德的邊緣。黃媛介成為職業畫家以維持生計等行為比成為才媛的家庭教師所受到的阻力無疑更多。
晚明時期，世紀末的動盪對政治生活造成的衝擊以及經濟的持續富裕，使文人們回到了他們休憩的天堂：家內的生活。當公眾生活黑暗敗壞，「避世」自然變得很有吸引力，許多公眾生活幻滅的男性回到了世俗的樂趣中，大學者家內的廳堂和私人的花園逐漸成為一個新的交往場所之一，來這裡的男女通常是士大夫、名流和名妓。而且名妓是作為他們盛邀的賓客，頻繁出現在他們自己所舉辦的家宴上。她們是不容忽視的另一個社會階層的才媛，她們集中在江南的富裕地區和中心城市，這些女性藝術家穿梭於男性的領地，作為女德典範通常不能被接受或者被指為不穩妥，但是中國這一時期的名妓在社會中有著一種必不可少的綜合藝能，她們可以在男性名流的公、私生活中游刃有餘。她們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所受的教育程度又極高，甚至她們的文學才能有些可以像男性文人一樣被稱頌。
此時作為男性名流同伴的她們以精通男性的藝術著稱，她們需要仰仗男性的資助過活，以絕佳的歌唱彈奏、飄逸的吟詠、通曉古典和現代的文學去迎合男性的口味。如名妓之首柳如是，兒時她在宰相周道登家裡，受到了他的精心指導，少女時與幾社才俊往來，書法則受到李存吾的親授，陳寅恪稱其書法遠比錢謙益好，不僅僅書畫能勝任，「蓋河東君所作詩余之傳於今者，明勝於牧齋之永遇樂諸闋，即可為例證。不僅詩余，河東君之書法，復非牧齋所能及。倘取錢柳以方趙管，則牧齋殊有愧子昂矣」。應該說與書畫藝能相比，柳如是於文學方面的才能更為優異突出，她是她的愛人陳子龍復興宋詞的動力和靈感源泉。
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城市化、商業化以及印刷文明(坊刻和家刻的昌盛)快速發展的腳步，將婦女帶進了歷史的記錄之中。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區有大批的文士參與了對女性文藝及書畫才能的輯錄， 亦正是這段時期迷人的緣由。於是我們看到聚集在這裡(江寧府、松江府、蘇州府、嘉興府、杭州府)的大批文人士子，他們是當時最為著名的學者、文學家、書畫家以及鑒藏家。
金陵有周暉、顧起元、姚旅和潘之恆，太倉有王世貞，蘭溪有胡應麟，長洲有皇甫汸，吳門有王穉登，華亭有董其昌，嘉興有李日華、汪珂玉，常熟有錢謙益，杭州有汪汝謙，海寧有葛征奇。這些地區靈慧的女孩子及其家族中知性的女性親屬們，由於文學的生產和消費、詩句的交換、觀點的相互豐富，促使才女文化日趨成熟。
這裡的才女群體以出版自己才華橫溢的詩歌選集為榮，而贊助她們的就是她們資產雄厚的家庭。有的才女作為文學批評者，對於當時流行的文學著作，女性的詩集等，都有著極為精彩的評點，柳如是在成為錢謙益的家庭成員後，就同錢謙益一起編著了《歷朝詩集》，並對才媛力作著論評價。與此同時，藝術、古玩市場的繁榮推動了繪畫地區流派的激增，這些地區的畫派先前是以省會為基礎來劃分的，如今則細化到松江的華亭、蘇州的常熟等小的縣區範圍。擴大的畫家群體，繪畫世家的湧現，那麼多傑出的男性畫家背後的女性向公眾的視界走來，成為才能罕見的女性畫家而卓然獨立。
柳如是、仇英的女兒、吳門文徴明的後裔女孫、常州惲氏的閨彥、武進張氏一門閨淑……具有書畫傳統的家族女性畫家群自此層出不絕。這樣一個整體的才女文化現象，首先出現在16世紀後期的江南，並直到19世紀，它還在以各種形式，在不同的地區繼續繁榮和延伸著。讀者大眾群的出現，對情感的重新關注，名妓文化能見度的提升、女性教育的提倡，女性出遊機會的增多及女子特性的重新定義使明末清初的江南閨秀在男性支配的儒家體系中，創造了一種豐富多彩和頗具爭議的文化生存方式。顯然，這些正是文化大背景下的產物，才女文化在江南地區的蔓延滋長，延伸擴展，在社會階層中有三個關鍵： 名淑、名妓以及在兩端遊走的閨塾師，由於她們的突出才能以及她們的先鋒作用，以後江南的女學將更加開放，延續更為廣泛。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