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新年的時候放煙花。
我在中國過九次年，這裡的「年」指的是中國農曆新年。日本人過元旦，我是到中國之後才知道新年的存在，以及有機會體驗鄰居是怎麼過年的。
畢竟有九次。確實不記得有些年是怎麼過的，但我印象最深的新年屬於三個地方。
一個地方是遼寧本溪。那時剛到中國留學不久，我跟一名北大女同學談戀愛。新年期間與她一起回家，在她家過年。異國他鄉的新年，有些陌生，有些寂寞，難免。但家人對我很好，我很感激，充滿溫暖。
包餃子、吃飯、收拾東西等時候，我不怎麼幫忙，被她說過「你不怎麼幫忙，家人覺得奇怪」。現在，我可以坦率說，當時我確實不知道該怎麼幫忙，甚至作為「半個外人」，輕易幫忙是否不恰當，也是我內心的憂慮。從日本人的思維來說，我也不得不想，「我不知道中國人的用餐文化，會不會反而給她的家人添麻煩？」而且，剛開始接觸中文，我的語言能力不高，他們在說什麼，我只能聽懂65%左右，何況是東北方言。
第二個地方是北京。在我的記憶中，至少兩到三個新年是在北京一個人度過的。我從不討厭一個人。尤其是大家很歡樂的時候，反而喜歡一個人默默地過，面對時光，反思人生。有一年，記得，一個後來從事媒體的北大師姐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邀請我到她家做客。她的父親和母親對我很友好，家庭氛圍很樸實。一邊聊天兒，一邊吃年飯，外面放鞭炮。北京的冬天很冷，尤其對我這個在暖和的伊豆生長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不過，雖然北京的寒冷帶來一種淒涼的感受，我也不討厭，甚至覺得，可以更淒涼一些。
還有一年是在央視（軍事博物館附近的舊址）度過的。過年之際，央視要直播各國唐人街是怎麼過年的。我負責日本，與主持人歐陽夏丹一起坐在直播間，連線日本，一起介紹日本的華人如何過年，又是怎樣與當地不處於過年狀態的日本人互動，相處的。節目做完後，告別夏丹，坐上出租車，我跟司機說「師傅，咱們走長安街吧」。
聽說，當時一起工作的一些人身上出了點問題。在臺裡工作的年輕姑娘在微信裡對我說「近兩年總是有種幻滅感」。我問「怎麼講？」，她說「電視臺整頓，好多人和事就……感覺不像原來了」。我祝福他們，那些事、這些年，都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個地方是廣東東莞。記得很清楚，2010年，那時我已經知道，再過幾個月我父親就要去世，他得了胰腺癌，沒得救。我沒有回家。記得剛到北京的2003年春天，北京正在發生非典，日本大使館發出通告，勸在華日本人回國。我跟老爸通電話，問「我要不要回家呢？」他很淡定地說，「這裡沒有你的家，你是男人，哪裡奮鬥，哪裡就是你家。」老爸去世前，我沒回家陪他，而是繼續在中國奔跑、奮鬥，這是對他生命和信念的尊重。父子之間，以心傳心。生命短暫，思想永恆。
在東莞，我每天在虎英公園跑步。與我一起過年的是一名中國男子，比我大一些。每一頓吃完飯，一起散步，聊天，鼓勵。我們之間確認相互的身份：兄弟、夥伴、戰友。在異國他鄉能有如此自然而純粹地交換心靈，我衷心感到幸運。
我深信，老爸也為我高興。我找到了一年新年我寫下的日記，與諸位分享（有刪減）：
今年中國「春運」達到23.2億人次，等於世界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數字很驚人。
最令人深思的是，中國人對「回家」的觀念。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回家是傳統的、歷史的、家庭的、民族的，也是現實的。許多中國人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傳統和文化。中國人什麼節日都過，很泡沫。傳統節日不說，情人節、聖誕節等西方節日，以年輕人為主，毫不猶豫地去接受。相信，今天，中國人是最熱愛「過節」的民族。這點與國內現實的矛盾、國民的盲目浮躁有關係。那些祝賀簡訊則最令人煩惱。什麼都是，什麼也不是。
不過，我能感受到。對中國人來說，不分年齡、民族、地區、性別，「過年回家」與其它任何節日截然不同，至高無上。超越喜歡或討厭、接受或拋棄、重視或輕視。
回家的偉大。它超越政治體制、經濟海嘯、文化衝擊、社會動盪…也許，它是唯一能夠左右當代中國人的價值體系，也是唯一能夠使得中國人超越時空的思想體系。
2009年1月24日寫於北京
這個想法，至今未變。
對於大部分的中國人來說，過年就是回家。回家則是一個觀念和生活方式。它也是當代13億中國人，毫無例外，都能認同的，唯一的核心價值觀。
家在哪裡，並不重要，只要一起過年。
今年，我也過年，與親人一起，回個家。
2015年2月12日凌晨寫於華盛頓
（作者加籐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現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訪學。「三國+1」是加籐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