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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其著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披露了很多中共高層鮮為人知的事情。其中在《毛說劉少奇是老反革命》一節中，作者講述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地，是為了打倒他早已不滿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等。為此目的，毛澤東支持學生革命和造反。為了一一擊潰對手，毛不惜將全中國捲入一片混亂中。文革中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學生萬人會上神秘現身，把劉、鄧嚇呆。以下是文章節選。
我回到家裡，嫻十分高興，兩個孩子放了暑假都在家裡。當晚全家吃了一頓團圓飯，但嫻很擔心。江青現在已經握了實權，我明白她為我和全家的安危發愁。但她似乎心裏還有別的煩惱。
夜裡嫻輕輕說：「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田家英已經自殺死了。」
我吃了一驚。田家英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自從公布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名單以後，我為我自己擔心，有時也想到田今後的日子會不好受。
長期以來，田與陳伯達及江青積怨甚深，互相攻擊，相持不下。田家英對大躍進很反感，自毛一九五九年批鬥彭德懷後，田幾乎已被排擠出中央政治核心。我知道他會被鬥，但沒有到他這麼快就死了。十年文革中，田家英是我的熟人裡，第一個走上死亡這條道路的。
我說：「我在外面怎麼沒有一點消息呢？誰都沒有告訴我。」
嫻告訴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過文化革命通知以後，汪東興按照周恩來的佈置找田家英談過，並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點接收田的文件－－這是要批鬥田的確定訊號。當晚田家英就上吊了。
嫻說：「這次叫你先回來，可能看看你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我勸你心腸放寬，遇到再在的困難，也不要採取田家英的辦法。我們全家只有四個人，你要是自殺，我們就全完了。」
共產黨員是不准自殺的。自殺是叛黨行為，自殺者的家人往後也會被戴上叛黨分子家屬的帽子，抬不起頭來。如果我自殺，嫻會被開除，送去勞改，兒子們也會被下放。嫻又說：「你一倒，可就完了。」
我說：「我不會自殺，真到鬥我的那一天，你立刻同我離婚，這樣可以保住你和兩個孩子。」
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隨著文化革命的開展，被斗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家破人亡。用離婚的辦法躲不過去。
嫻說得對，毛叫我先回北京就是要看看我的態度。
第二天我立刻去找汪東興。我將毛的話告訴了汪。汪說，陶鑄要第二天才由廣州到北京。汪約我次日與他一起去接陶鑄，又要我同他一起到中南海的西樓去看看給陶佈置的住室。
到飛機場接陶後，在去中南海的車上，我將毛的話告訴陶。陶說話痛快：「明天我叫中央文革小組派個人，同你一起去大學裡看看。」
我心裏直發虛，誰知道中央文革是什麼一種狀態。我不能攪進去。
這時汪東興說：「主席是叫他找你，沒有讓他找中央文革小組。還是不找的好。」
陶點點頭說：「現在我主管中央宣傳部，衛生部屬中宣部管，你可以去找錢信忠，去看看醫學院。我叫中宣部派一個人同你一起去好了。」
當時中國醫科大學（前北京協和醫學院）已經鬧得無法控制。整個學校喧騰混亂。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我，和中宣部一位徐同志一到學校便引起騷動。學生已罷課，教學大樓內貼滿大字報。其中的一張大字報指出錢信忠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其中提出，錢信忠原是國民黨軍隊中一名軍醫，一九三四年在安徽大別山地區被共軍俘虜，加入共產黨。共黨在過去很歡迎國民黨的「投誠者」。
我看了這張大字報的內容，不禁嚇了一跳，這種「揭露」，完全是人身攻擊。
而這種攻擊使對方無法解釋，只能被打倒。由此我想到我自己。如果我陷入到裡面，被「揭露」，被攻擊，就不堪設想了。
走進禮堂，學生們已經坐滿了。大家喊口號，情緒沸騰。我默默坐在後面座位，錢走上講臺。學生們開始向台上的人叫罵，提出尖銳的問題。我全身顫抖地離開會場，決定不再參加這類會了。萬一我被鬥，被揭發所有的過去（我父親的國民黨史，嫻是地主的女兒），我就完了。我向汪東興說明我的想法。汪說，先休息一下也好，等過幾天再看看。
七月十八日毛由武漢回到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毛叫我到他的菊香書屋。他對我說：「明天你同李訥一同到北京大學去看看大字報，和同學們談談，看看他們是不是反革命。」
毛在杭州和武漢養精蓄銳時，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劉少奇在北京的各大學裡派了工作組。但毛懷疑工作組不但不支持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將他們打成反革命。
我說：「李訥原來是歷史系的。好多人認識她，我們去了，豈不讓大家聯想到你。」
毛說：「那有什麼關係，聯想一下也好。你們可要支持學生。」
第二天我們到了北京大學。李訥找到了她認識的同學和老師。大家圍坐在學生宿舍裡議論。議論中，我很少說話，都是李訥同他們交談。校長陸平是他們的主要議論對象。
他們說，打倒校黨委以後，由中央派來的工作組取代了校黨委的位置，繼續鎮壓學生，將學生打成反革命。
聽完學生的議論後，我們在北大裡繞了一圈，大字報太多，也來不及看。有幾處演講臺，圍著很多人，有的在台上辯論。
我對這些毫無興趣。我認為根本的問題，發生在高層領導內部。有任何分歧，應由他們自行解決，憑什麼要將問題推到學生間呢？
但毛並不作此想。毛與領導內部意見分歧其來有自，早在一九五六年，毛就發現黨內整風也起不了多大用處。他動員知識份子幫共產黨整風，反而倒戈相向。他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知識份子竟敢質疑起社會主義，還將批評的矛頭紛紛指向毛。這次文化大革命，他決定越過黨官僚的重重關卡，直接鼓動這些崇拜他的年輕人起來造反。
我不禁想到，我離開武漢前，毛同我說的一些話。他說：「看來只有年輕人才有衝破舊勢力的勇氣。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
回到中南海，將所見所聞告訴了毛。毛的神態似乎洞察一切，成竹在胸。他並沒有仔細聽情況。我總感覺，毛叫我去北京大學，並不是為了瞭解情況，向他匯報，而是通過此行，讓我接受「群眾教育」，測量我對文化革命抱什麼態度。他最後問我一句話，說：「將學生打成反革命對不對？」
我說：「自然不對。哪裡有那麼多的學生反革命？」
毛說：「是啊，問題就在這裡。」
我於是通過毛給我的第一個考驗。
毛回北京後，越來越常在公開場合露面。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份子大會」。萬人禮堂裡坐著來自各學校的學生「積極份子」，包括前一段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會上首先公布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接著劉少奇和鄧小平因在毛離京期間在各學校分派了工作組，而做了自我批評和檢討。
毛並未出席，他不願學生認為他和劉、鄧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領導和學生們都不知道毛去了大會堂。就在大會開始前，他隱身坐在幕後，我也隨侍在一旁，毛不露聲色地聽著劉少奇的自我批評。
劉的自我批評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承擔困難時期的責任的那個自我批評，十分類似。劉並沒有承認犯了錯誤，更沒有說是嚴重錯誤，只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對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
毛聽了嗤之以鼻地說：「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我聽到以後，心中一沉。現在完全明白了。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倆是黨裡的「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這時周恩來在台上宣讀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毛本來打算走回一一八廳，但是突然停住，說：「要支持革命群眾嘛。」
待到週一講完，幾個隨從人員把幕拉開，毛閃的現身，像變魔術一樣，從幕後走到臺前。全場學生歡聲雷動中，毛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回一一八廳，周恩來像忠犬般尾隨毛後。毛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看劉或鄧一眼。劉、鄧呆立台上。毛的這一行動，最明確不過地在群眾眼前，表現他與劉、鄧的分歧。
三天後，八月一日，毛給清華大學附中一位學生寫了一封信。附中幾位學生在五月組成了一個造反組織，自稱為「紅衛兵」。毛對反動派表示熱烈的支持，並倡導「造反有理」。毛的話在學生刊物上爭相轉載，立刻激勵了中國各地的年輕子弟。
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中學大學成立起來。
為了支持校區的大字報運動，毛也寫了一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央立即發布。這張大字報的內容主要是「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毛號召全中國年輕人擴大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見，學生的革命和造反，是由毛支持著。
毛八月十日在中南海西門的中央接待站會見群眾。而後毛於一九六六年秋季，在天安門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每次都有我陪同。有兩次毛是乘吉普車巡行檢閱。林彪也在，看來神經衰弱全好了。北京的秋天太陽最烈，天安門城樓上風很大。但林彪變得不怕光，也不怕風，次次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紅衛兵揮手致意。
我這時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就對劉少奇及鄧小平深為不滿，現在毛的敵意越來越明顯，劉、鄧兩人即將垮臺。但對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毛髮動文革的動機仍是混沌不明。
毛私底下和我及其他少數人說劉是「反革命」。但是在語言上卻另有一套。例如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又說：「要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人改正錯誤。」這些話，好像不同派別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寬恕了劉少奇。有些人誤信了他的這番語言，成了文化革命運動中的絆腳石，成了保劉少奇的「保後皇派」，因之也就被打倒，被鬥。
「冰封三尺，絕非一日之寒」。多年後，毛才一一擊潰他所有的敵人－－有些還是解放前結下的梁子。為了最終的勝利，毛不惜將全中國捲入一片混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