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史上，從不諱言自己是在蘇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發表的宣言中就稱「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換言之，中共在政治上、組織上成為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
中共聽命於蘇俄
不僅如此，中共從成立之初，就在經濟上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聽命於蘇俄。中共「一大」召開以後，中共首任書記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16665元，自行募款1千元。」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業已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1928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元。1928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60萬元以上。
由於中共和蘇俄的這種特殊依附關係，中共最初的幾任總書記或相當於總書記地位的，除了陳獨秀和向忠發外，都是曾在莫斯科讀過書、為蘇聯人所信任的，如王明、瞿秋白、博古、張聞天，而土生土長的毛澤東是在中共北上逃跑到延安時，通過延安整風才最終攫取最高權力的。不過，在中共黨內，還有一人為蘇俄所器重，並將其訓練成了中共特務組織的創辦人，此人就是周恩來。
周恩來在法國時與共產國際關係
周恩來與蘇俄的關係還要從其留學法國說起。1917年至1919年在日本求學期間，周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19年回國。1920年11月，周恩來受人資助前往法國留學。
根據當年為反共而組建「中國青年黨」的李璜的回憶錄，1920年夏天，陳延年與趙世炎、王若飛、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周恩來、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陳毅、向警予、蔡暢、聶榮臻等留法學生先後為其成員。不久，第三國際從莫斯科派人過來，通過巴黎的光明社引誘外國留學生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產革命。李璜曾親自參加過光明社的活動，發現這是國際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他還發現周恩來亦幾次參加活動。
因為周恩來英文較好，可以直接與第三國際代表直接溝通，所以其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而該團還接受第三國際的資助。透過周恩來等人，共產國際代表開始訓練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如何從事鬥爭，即怎樣煽動、糾合群眾，指定目標，從事打鬥、示威，以引起多數學生注意、附和並與其一起鬥爭。
為了檢驗「培訓」成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採取了以下幾次行動：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攻打中國駐法公使館、大鬧里昂學生宿舍、大鬧國慶宴會等。每次行動中，都少不了周恩來的身影。而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鎮壓的肇使。
讓李璜印象深刻的是，1923年中華民國政府國慶節，一些愛國人士在巴黎Zataria飯店的大客廳召開了國慶紀念會，到會者共計六百多人。不料半夜，周恩來率領十餘名共黨份子闖入飯店，高舉紅旗，並大唱國際歌，意圖搗亂。後見眾人怒目而視，乃繞場一週後，呼嘯而去。按照中共的法律，周恩來和其他中共份子的行徑該當何罪？按照彼時法國的法律，這樣的行為該當何罪？從周恩來的這一舉動不僅可以看出中共天生所具有的暴力傾向，而且可以判斷周愛中共更甚於愛中國，周聽從蘇聯的命令更甚於愛中國。
不過大鬧里昂宿舍，卻最終導致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陳毅等約30名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在內的105名中國留學生，在1921年10月底被遣返回國。而在巴黎坐鎮的周恩來則逃過這一劫。
周恩來等人的暴力行為引起了另外一些在法國的留學生如曾琦、李璜等的警覺，為了不讓「斯大林赤化中國詭計更易成功」，遂成立了專門反共的「中國青年黨」，並通過刊發的《救國》雜誌，揭發俄共指揮中共的陰謀事實，指出每個中共黨員每月領取俄共津貼七百盧布為生活費，因此稱共黨為「盧布黨」。針對青年黨人，周恩來與旅歐的中共黨人，一改往日雖在理論上辯爭但在行動上還在合作的態度，開始搗亂所有聯合的會議，並造成了兩次流血衝突。
周恩來回國後與共產國際關係
1924年，時年26歲的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在國民黨內部毫無功績的周恩來緣何一回國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職務？
原來，回國時的周恩來身上揣著一封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書記季米特諾夫的推薦信，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也正是這封推薦信，讓周恩來爬上了高位。而這個季米特諾夫曾是共產國際情報局主席，作為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的周恩來，在法國受過什麼樣的訓練大概也可以推出來。有文章指出，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共產國際要派一批受過訓的中國人回來，周恩來帶的推薦信，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眾所周知，莫斯科和共產國際都負有培訓各國共產黨員的任務，這兩家其實是一家，即共產國際是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經費也由蘇聯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開，是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煩。而受過蘇俄培訓並受其賞識的周恩來，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曾高於毛澤東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彼時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控制和領導。
香港《開放》雜誌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認真研究過周恩來的早期履歷後認為，周恩來出道時是共產國際的秘密特工，由共產國際派回中國。從周在法國以及回國後即被任命重要職務看，這樣的結論是極有可能的。
周恩來遵從共產國際指示
1927年蔣介石開始「清共」，中共遂開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遵從共產國際指示，和朱德、賀龍等策動了南昌暴動。不久，毛也發動了秋收暴動，二者都失敗後，毛選擇去偏遠山區佔山為王，周恩來則繼續遵循共產國際指示去攻打廣州，但再遭重創，余部由朱德率領前往井岡山與毛會合。
而周則繼續在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暴動等。因為按照蘇俄的看法，革命要成功，必須髮動城市暴動。從周恩來屢戰屢敗但仍堅持共產國際的做法看，也可以看出其與蘇俄的關係。其後，因斯大林對毛佔山為王的做法很不滿意，指責其是「富農路線」，1929年，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的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對此，周曾親口在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會議上承認。
遵從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結果是，中共在國民黨的圍剿下，被迫逃跑。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而蹊蹺的是，周恩來卻沒有一次承擔罪責，即便在遵義會議上，周通過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權力，而王明、博古則成為了替罪羊。而從此之後，蘇共和共產國際對於中共在政治、組織人事和軍事上的控制，也漸漸趨弱，毛開始崛起。
毛率領殘餘部隊逃到陝北後，通過延安整風運動一方面確立自己的權威，一方面清除蘇共的影響，周恩來也似乎包括在內。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很快失勢，但周憑藉自己的旅歐班底等以及見風使舵的本事，雖進行了檢查，但實力仍然保存。而周在中共建政後與毛的博弈也牽涉到不少層面，在此並不贅述。
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上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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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前往蘇聯受到斯大林冷遇後，毛拍電報讓周恩來馬上趕往蘇聯，而其到達莫斯科後，中蘇很快達成協議。1950年1月22日至2月14日，周恩來親手簽訂了66項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條約、協定、議定書和補充協定，全面接受了蘇聯的不合理要求。周恩來是如何斡旋的，其特殊的背景是否有所幫助，還有待史料的考證。
不過，2013年11月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的《徐景賢最後回憶》一書中披露，毛澤東曾對江青、王海容、唐聞生三個女人說過，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蘇聯打進來，周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這恐怕不會是無中生有吧。
